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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

更新时间:2019-10-17 22:34:09
作者: 方维规  
研究者一定以为他知道“观念史”的意思。但是,并不是谁都了解“观念史”大本营剑桥学派的学者对“观念史”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尤其是普考克和斯金纳这两位大家:普考克所代表的是“语境说”,认为文本的含义来自其所属的价值体系或话语环境;思想、写作、说话与特定群体有关,群体决定一个人的表述可能性。斯金纳则代表“惯例说”,认为话语含义虽然见出人的意向,但说话者或写作者必须按照常规和惯例表达意向;因此,对意向的重构便需要重构影响行为方式的惯例。“显而易见,对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研究方案和研究思路。实际研究究竟注重哪一个侧面、采取哪一种考察策略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两种模式合而为一,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是矛盾的、不相通的。不了解两种模式的区别,当然也就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德语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很难译成外语。概念史中的“概念”(Begriff}来自动词(begreWeW,也就是“理解”;但是它不同于德语中的另一个动词verstehen(理解)。"begreifen”说的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这个语感问题是双语词典无法解决的,是德语不精的人所不知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一种“理解史”。(德语或中文中都有的一句话“他对此没有概念”,也就是“没有理解”的意思。)因此,英语中有人把“概念史”译作“History of Meaning"(含义史),或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英语对“概念史”的通用译法Concep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Concepts还是比较到位的。Concept(概念)与conceptualize或conceptualization有关,是“概念化”的结果,关乎思考和“理解”的过程;另外,它还给人以“设想”、“规划”、“方案”等联想一一这同样是双语词典和不谙英语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尔曼在谈论“概念史”的时候说:“或许,它对我的最大魅力是其严肃地对待陈迹,即严肃地对待概念化过程。”(Perhapsthe chief attraction for me is that it takes the past seriously becauseit takes conceptualizing seriously.)如同中国人面对汉字一样,西方人的有些典型联想同样见于词的形态。于是,一些对说母语的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能成为我们研究西学概念时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甚至涉及汉语与欧洲语言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们当初在移译一些西方概念时所碰到的问题,甚至是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也无法解决的。换言之:一个西方概念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其译词的内涵、外延和联想很可能(甚至必然)同原文的含量有出入。以“概念史”的中译为说,原文或英译中的(甚至已经涉及方法的)一些成分荡然无存。

  

   以上对“概念”的词义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而是为了从这个角度说明西学知识的重要性,这与学术功底有关。研究西方概念,当然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懂得希腊语(尽管它是考察西方概念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需要必备的知识,需要对研究对象有足够的认识。比如“民主”、“自由”和“进步”等概念,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时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一一这至少要比科塞雷克说的“极为复杂”还要复杂一倍。Economy在清末民初的汉语译名之来源和类别、“经济”一词的本源和蜕变,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又如考察democracy始初的汉释:马礼逊《英汉字典》(1822)诊释democracy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将democracy译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用我们今天对“民主”的理解来审视马氏和麦氏的阐释,可能会视之为无稽之谈,可是这在当时却“事出有因”,译介到位。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正是相关知识的缺乏,才会出现对西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

  

   我们再回到“概念史”和“观念史”的问题。就目前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总体上并不存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明显区别。一些“观念史”研究,其实与“概念史”相去不远,反之亦然。一种可能的缘由是,研究者综合了两种方法。确实如此的话,当然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如前文所述,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研究者本来就没有弄清两种方法的区别,甚至对他所采用的“概念史”或“观念史”不知就里。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在方法上无需仰人鼻息。可是笔者以为,既然以“概念史”或“观念史”自诩,就应有点儿大概模样。我所见到的有些文章,采取的仿佛是一种“怎么写都行”(“反正都一样”)的方法,加上一句“跨语际实践”的时髦用语,展现出“一锅粥”现象。迄今不少对西学东渐而产生、运用和发展的概念的梳理亦即研究实例,似乎给人一种不需要方法也行的印象。然而,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不可能达到一定的思想和理论高度。或者说,如果我们确实试图用“概念史”呈现思想和社会,我们就必须要有理论高度。

  

   所谓“学术准备”,其实同“学术功底”大同小异,不是一赋而就的事情。我们常见到的一些涉及“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史论文,它们对不少西方概念的解读,连“一字半解”的程度都没有达到,误以为某个名人的一段定义就可以搞定的。这种做法适合于某些研究,但对“概念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便涉及“学术准备”的问题。科塞雷克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之所以遐迩闻名,是因为它的作者都是具有学术准备的顶级专家。当然,“学术准备”也包括研究之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德国的概念史大型辞书依然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学术态度”,我只想引用一句老话,即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或者“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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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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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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