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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

更新时间:2019-10-17 22:34:09
作者: 方维规  

三、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科


   科塞雷克模式的发展,来自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碰撞,甚至来自对概念史研究之可行性的怀疑。当初,语言学家指责概念史缺乏牢靠的科学方法做根基。他们提出词汇史与概念史的区分问题;在语言学家看来,概念依然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像科塞雷克那样把“多义性”和“多层次性”视为确认概念的标准,那么,“概念”就不再是一个语言范畴。“赖夏特(Rolf Reichardt)等人主编的《1680一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则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平衡。但是,要完全消除语言学家的疑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具书》的概念史模式更加注重研究材料的来源。鉴于传统思想史偏重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并因此而招致的非难,《工具书》把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书刊作为附加的原始资料纳入考察范围,特别是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宗教手册等等。科塞雷克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概念视作历史的“实际表述”和“推动因素”,赖夏特则直接指向概念的“现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工具书》更成功地显示出它与老式思想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展示出群体语言运用的历史以及群体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身的社会性。

  

   赖夏特的依托于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史方案,将单独词语的分析扩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在更广博的原始资料中考察对等概念、对立概念和补充概念,探索它们多层次的关联。他建设性地吸取了早先概念史研究的成果,驰骋于“词语学”和“概念史”之间,并使历史语义学更加贴近社会历史话语研究,关注特定概念的社会代表性以及语言交流的实际场域,其中包括对不同文本类型的考察和对概念运用者的分析。为了充实这种研究模式,赖夏特还竭力倡导将图片资料纳入词语群的语义分析,并探讨集体象征和各种仪式。当然,赖夏特最终还是要求弄清话语史和概念史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赖夏特还是科塞雷克在方法学上的反思以及新的倡导,都是对“概念史”批评者的积极回应。一种典型的批评是:“概念史”只是语言的历史,忽略了说话者的作用,尽管赖夏特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变通。因此,有人提出将词语群的研究扩展为语义群研究,走向论证史和话语史。这一倡导的指向是概念生成背后的现实型塑。这种同关键概念的研究保持距离的做法,首先来自德国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话语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布塞(Dietrich Busse)“在他看来,既然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案都要求观照语境,那么就必须对话语和说话者做具体分析,将各种话语策略纳入社会语境。换句话说:“通过挖掘语言表述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描述社会知识的时代关联。”

  

   作为概念史理论家和实践者,科塞雷克认为他的方法同几十年主编《历史基本概念》的工作难解难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方法学“枷锁”。尽管如此,他依然为他们的团队按照单个概念编纂历史辞典的方法辩护,认为人们无法否认各种概念经历了含义的增减。考察概念的发展,终究不能把握和检验每个术语的整个生成语境,并认定其为终极原因。科塞雷克说:概念史研究犹如“用照相机的镜头去取景”。他强调“压缩”语境的必要性,以对付不计其数的原始材料。科塞雷克模式把“基本概念”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强调把“基本概念”或“主导概念”(Leitbegriffe)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未来概念”、“愿景概念”、“宗旨概念”、“期待概念”、“整合概念”等等。他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

  

   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


四、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


   在简要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的发展状况及基本思想之后,我们来对这一研究方法做一个归纳性的论述: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在欧洲,比较分析18和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国家”、“自由”、“平等”、“参政”、“代议制”、“法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革命”、“市民社会”、“人权”以及国家形态中的“共和国”、“民主制度”和“波拿巴主义”,等等。

  

   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对词语或概念的认识不同,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因此,特定概念的习惯运用蕴含着惯常的思想。另外,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因此,概念作为思想认识的语言表述,必须放到概念网络中进行考察。探讨“基本概念”的语义嬗变,首先要考察其历时发展,当然也不能忽略其共时纠葛。概念史不仅分析特定概念的“含义”和“运用”,也观照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和平行概念同某个特定概念的关系。

  

   我们想要具备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就需要探索研究方法的各种模式,寻找切要的手段,认识对概念史至关重要的东西,既探讨实用的研究方法又考察已有的研究方案。挖掘过去和现今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关联,比较各种概念在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异同,有利于我们认识自我和他者。我们要尽量弄清一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能指和所指及其运用,厘定它在具体文本中的意义或者没有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现实不仅仅体现于被考察的文本。语言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现实,它们虽然同语言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不可能凭借概念史而一览无遗。

  

   在此,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解构主义同概念史的冲突。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文本的变异性和多义性达到了高潮。我们面对的都是些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语言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与原意不符。谁要是运用“真理”、“确定性”和“事实”这类字眼,就会被指责为形而上学者。所谓解构批评,主要是把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自然/文化等等)的轻重主次颠倒过来理解,解构主义否认语言之外的任何存在。齐马(Peter V. Zima)在《解构:导论与批评》中解释和总结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说,德里达认为“含义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含义的历史游移阻碍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对应”。换言之,一种观点只不过是能指的“暂时”内涵。对此,齐马很准确地评价说:“社会科学被德里达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配到形而上的领地。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德里达的方法不用思索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发展,而这正是后现代及其解构思潮的栖身之地。显然,概念史方法同德里达的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德里达从历史变化出发,强调“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偏差,自然对概念史研究不无益处,即不能用现今对某个概念的一般理解去解读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含义。

  

   德国相关大型辞书开创了一种高水准的研究,推进了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些概念史辞书不但是学者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也得到莘莘学子的喜爱。我们要达到概念史的德国研究水平,目前看来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方法学上的独到之处,无疑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在此,笔者想以近期在历史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成就、权威的三卷本《德国文学研究全书》(1997-2003)为例,介绍概念史研究的一种“编排”,它或许能给我们概念史研究的“布局”提供参考。

  

   《德国文学研究全书》中的各种概念,涉及文学的不同门类(戏剧、诗歌、小说),以及方法学(如诊释学、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如作家、叙述)等问题。这部依托于历史语义学、同诊释学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辞书在人文科学里的意义,在于给研究者提供精准的信息材料,呈现有机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组合《全书》文章凡九百多篇,每篇严格按照下列各项撰写而成:(一)“阐释”:详细说明基于历史的定义、基本问题及其运用范式;(二)“词语史”:论述相关词语的来源(词源),以及它的古今词义;(三)“概念史”:论述概念要义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其他可能的表述;(四)“范畴史”:描述特定术语所关涉的事物(尤其在德语区)起始以来的场域和情状;(五)“研究史”:介绍(主要是德语区)文学研究迄今对相关问题和运用场域的探讨;(六)“参考文献”:详细罗列相关重要著述。


五、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

  

   据本人有限的阅读,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实例在总体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我想谈一下学术功底、学术准备和学术态度问题,它们是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一些研究实例之所以显得寒酸,正在于缺乏装备。

  

   概念史研究不但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而且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这里时常涉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以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为例,它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关于研究者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造诣,当为理所当然之事,在此不多赘言。我只想着重谈论“概念史”研究中的一些西学问题。因为我们所探讨的相关概念来源于西方(也有经日本进入中国的西方概念,或者经中国去日本尔后重回故里的西方概念),所以西学知识便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所有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连科塞雷克也说“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们也许比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们可以直接以“观念史”中的“观念”、“概念史”中的“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不少研究是以“观念史”为依托的,一些“关键词”研究也以此为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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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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