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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破解阶层凝固化,香港未来大可期

更新时间:2019-10-17 22:10:01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因此难以从实质上改变香港。但在CEPA之前,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资金、货物和技术流动已经相当畅通,CEPA等计划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局面,至少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是如此。

  

   因此,CEPA等国内发起的计划尽管初衷是帮助香港全社会,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宠坏”了香港的有钱人,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投资珠三角等内地城市的机会,可是没有直接影响到香港大众,反而使香港的财富差距拉大,压缩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导致了更多不满的情绪。当然,这些计划让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受益良多,使它们更能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经济。我希望大湾区计划不会重复这样的结果。


亟待松动社会阶层结构


   《财经》:回归最初十年,香港年均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了2009年-2015年,其经济增速腰斩至2.5%左右。近两年又受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及其他外围不稳定因素影响,香港今年首季增长只有0.6%,您怎么看香港逐步陷入经济衰退?

  

   陈志武: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很多,其中一项肯定跟国内更加开放有关,因为北京、上海如果越来越对外开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国内外公司的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跨境资本业务和跨境商贸业务可能会绕开香港。当然,正如刚才讲的,香港只有750万人口,不需要独霸中国所有跨境资本与商贸业务,只要拿到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的部分业务就够了。

  

   有许多问题是来自香港内部,尤其是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比如,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而前面说到的CEPA等这些计划又强化了香港“富人更富”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我的了解,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里赚钱的机会都由少数世家牢牢垄断,比如,中环与金钟的地产都由怡和、太古、长江等几家把持,任何其他人想买也不可能,其他有钱赚的行业中,连奔驰、宝马、大众、丰田等每项品牌的汽车代理经销也分别由一家公司垄断,让你无法有机会加入竞争,垄断利润由既有掌控者独享;房地产行业也是一些寡头掌控,有意限制土地供应,把房价和租金维持在高位;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确容易,但你注册新公司之后,几乎只有那些竞争得无钱可赚或者只有做苦力活的行业才对你开放。

  

   例如,你可以开餐馆,不仅香港餐饮业竞争得你死我活,而且一旦你的餐馆成功了,掌握你餐馆场地物业的业主马上要加租金,迫使你在薄利和跑路之间做选择。如果赚钱行业都已被垄断的这种局面不改变,今天和未来的香港很难再出现一个李嘉诚,经济增长活力、破坏性创造就很难出现。

  

   其次,香港的社会结构固化;之所以这种垄断格局很难打破,是因为香港人口少,于是,商界、政界、学界和社会精英几乎相互之间都是朋友,甚至即使不是血亲也会是姻亲,会相互关照保护;尤其是,香港精英社会是通过排他性的私人俱乐部、会所来运转的,如果你进不了这些俱乐部,你就无法进入精英阶层,而如果你无法被精英阶层认可,你就难有机会得到那些赚钱的特权;从这个意义讲,那些私人俱乐部不只是社交场所,也是让香港社会阶层固化的物理场所。

  

   香港已开发的土地不到25%,住宅用地只占全港6.9%,几任特首都曾试过增加房地产土地供应、扩大廉租房量,到最后还是难有实质性改观,因为掌权官员也都来自精英圈子,是同样几家私人俱乐部的成员。

  

   因此,如果要让香港经济重现活力,就必须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许竞争、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格局,松动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出身不再是创业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证,给草根阶层带来希望,也给经济开道。

  

   《财经》:香港经历过工业支撑实体经济的蓬勃年代,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但是随后制造业逐渐衰弱。经过反思,香港特区立法会出台了一项名为“构建全方位‘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的议案进行辩论。香港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巩固香港经济根基,推动产业多元化。您认为沉寂多年的香港制造业真的还有未来吗?

  

   陈志武:那些让香港经济“再工业化”的梦想真的只是梦想,离香港现实太远。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包括给香港出主意的内地人,都喜欢赶时髦,在大家谈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大上科技话题时,也跟着喊“香港也要”,而忘记了这些不可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地价、租金、劳动力成本都比内地高很多,创业艰难。更何况内地有超过14亿人口,2600多所大学,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多以理工科为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是供过于求,而香港只有22所可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每年只有5万左右的本科和专科学生毕业,又以文理商科为主,所以,在科技人才供应上,跟内地无法竞争。当然,很多人说“香港可以有选择地侧重一些高科技领域”,但挑战在于:香港的研究经费跟内地无法比,而且香港没有工业制造业,即使大学培养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就业,跟科技教育与研究相关的就业链与产业链都不在香港,政府官员的“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香港梦难以实现。

  

   其实,香港人口750万,香港经济不需要各行各业什么都做,麻雀小但不一定非要五脏俱全。瑞典也是小国,他们以金融业为主,不追赶“再工业化”和高科技,也照样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全球化的含义是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之间做分工,既然是全球化时代,就不需要每个社会什么产业都做,而是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去有所为、有所不为。香港就应该专注金融业和与其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旅游业和商业,发挥自己的法治优势。

  

   《财经》:随着中国在全球建立自贸协定,以及国内建立自贸区,香港的传统优势——自由贸易、投资和金融逐渐不明显。香港目前面临着独特而严峻的挑战,制造业转移带来“空心化”,科技创新后继乏力,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经济结构调整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香港寻求解决之道。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香港做好金融业、房地产和相关服务业,就够750万人过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优势行业。只有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人,才会继续认为没有制造业的经济是“空心化”的经济。回想起来,不只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哪里有商业、哪里“空心化”的程度高,哪里的人就更富有。如果是这样,“空心化”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湖南人都称洞庭湖一带为“鱼米之乡”,都说“鱼米之乡”的岳阳、常德很富有,为什么他们比我们茶陵人更富有呢?当然不是因为那里可以生产制造更多的鱼和米,而是因为那里有水路,所以商业很发达,财富更多;温州、徽州历史上也因为商业而更加富有,不是靠生产制造,所谓“无商不富”就是这个道理,不要担心“空心化”。

  

   瑞士就是当今最好的例子,其人口850万,人均国民总收入8.3万美元,排世界第一,但看看其产业结构会发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占GDP的71%,工业只占22%。当然,瑞士之所以还有制造业等,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土地和滑雪胜地,而香港没有这样的条件,香港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上。中国和亚洲经济体量这么大,只要香港的内部垄断结构能被打破,金融服务做好了,就足以让香港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香港金融资本的角色之变

  

   《财经》:香港回归20多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回顾香港资本市场的历程,如何看待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与不足?香港资本市场在新的变革中,如何应对挑战?

  

   陈志武:就金融发展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香港政府在近些年不断强化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离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传统越走越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锅。也就是说,香港为了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跟上海、新加坡、东京和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必须以“谁管制更少”而不是以“谁管制更多”制胜。

  

   可是,这些年,香港金融监管当局不断加强管制,对许多业务的限制超过新加坡、日本、美国,甚至超过内地。如果香港的管制更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来香港做金融,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呢?就我观察到的,几年前开始,美国公民如果到香港开银行账户,几乎每家银行都会拒绝;到最近,内地公民也得到这个待遇;在各避税港国家注册的公司如果到香港的银行开账户,也会遭到拒绝,等等。作为以金融业为主体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创业门槛应当设置得最低;可是,如今,如果你想在香港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你必须申请到各种牌照,要融到至少1亿美元资金,要有5年以上基金管理经验,至少有2年以上管理具体投资策略经验。除此之外,至少还要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有这么丰富的经验。这种高门槛对于富二代和已经成功的金融人士,当然不是问题,可是,却把草根出身的人排挤在外,让基金管理进一步成为精英俱乐部,也阻碍金融行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我在2001年跟另一位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康州创办对冲基金公司时,不需要任何牌照,也没有基金管理经验的年限要求,美国证监会没有要求注册登记基金,只要高净值投资者愿意把资本委托我们去管理,就纯粹根据基金管理合约去执行责任和义务就行。试想:如果香港的金融监管比美国、比新加坡更严厉,香港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可是,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却忽视这些,为了减少监管者自己遇到麻烦,只顾推出更严的规则和更高的门槛。香港原来真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现在的香港政府,尤其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在快速膨胀,应关注这种抑制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要制止其膨胀。

  

   《财经》:过去20年,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金融发展的引擎。但未来,香港要和上海竞争金融中心,还要保持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前景并不乐观。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加速,资本可兑换将成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经之路。香港的金融业优势不容乐观?

  

   陈志武:短期看,似乎是如你说的。但从稍微长远一点看,只要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公正继续保留,只要香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得到抑制,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来自上海和北京的金融竞争压力。特别是,国内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会继续是“行政市”,行政手段对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的干预不会停止,因此,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会继续显著。

  

   尤其是如果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对中资公司日趋关闭,香港资本市场就更是国内资本市场所无法取代的。创业创新继续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可是,未来一些年里,A股市场无法满足创业公司的上市需求,还必须要依靠香港。当然,离岸人民币中心已经几乎干枯了,假如人民币走出去的努力要继续启动的话,那反而对香港更有利。更何况香港有前面谈到的法治优势。所以,我不觉得上海和北京能真正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财经》:香港社会如何重拾信心?

  

   陈志武:保留“一国两制”是重拾香港社会信心的起点。“一国”是没人可以成功挑战的,也是香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而“两制”又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对香港都最优的一种安排。应该加快落实《基本法》,改革香港固化的社会结构,疏通草根的上升通道,给民众真正的空间,以具体的方式释放民怨。

  

   《财经》:近日,港交所向伦交所发出要约,期待与伦交所进行合并。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伦交所的拒绝。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被拒绝的主因还是跟他们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担心、对香港法治的前景有关,这让决策层提前看到“结束两制等于是结束我们所熟悉的香港”。具体看,这次香港联交所给的要约中,说是出价320亿英镑,但这个价格里基本都是香港联交所作为上市公司自己的股票,而不是英镑、美元或者港币。可是,香港联交所的股价今天可以贵,但如果“一国两制”明天改变为“一国一制”,那很快会让香港联交所的股票变得不值钱。所以,在“两制”出现动摇的苗头时,他们对这种要约兴趣不大,可能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轻易改变香港,保留“一国两制”的香港对整个国家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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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杂志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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