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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皞:走向认知科学的法学研究:以法学与科学的关系切入

更新时间:2019-10-17 07:49:39
作者: 王凌皞  

   在过去几百年间,科学确立了人类理智探索外在自然世界的最高典范。这种典范转换超越单一学科的边界,推动着人类知识的变革。和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相比,古老的法学似乎并不为这场知识变革所动。法学,在其诞生之初就是职业性的知识体系,更多地包含着专家技艺与专门知识。作为职业性的实用知识,法学并非典型的人文学问,并不直接关切人的处境(human condition);而在另一边,法学又够不上自然科学对“真”的严格标准,无法提供可客观证伪的知识。这种两边尴尬的境地使得法学面临着身份与智力的双重焦虑。学术界内部的“同行认同”与法学内部的“自我认同”在这里构成了一对难以消解的矛盾。

   出于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局面,法学家渴望自己的工作受到知识界同行的认可,捍卫自身学术尊严。这就要求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获得某种普遍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成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家庭的一员。为了获得这种科学客观性,法学界一部分学者试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探讨法律问题,强调对法律过程、现象和问题的经验研究。在中国法学界,这种回应以“法律和社会科学”运动为核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法学家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关注中国本土实践与本土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但在矛盾的另一边,许多学者担心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拥抱也会让法学支付沉重的代价。法学的科学化意味着法学失去学科独立性,从而蜕化为“法律的社会学”、“法律的经济学”等附属学科。传统法理学家一再坚持法学是拥有独特方法的人文学问,以文本解释学和规范分析方法而获得其独立性与学术尊严。与理论家的这一主张遥相呼应的是部门法领域“法律教义学”话语的兴起,部门法学者呼吁法学研究回归法律文本本身,重新找回法学的本旨。

   问题的争点在于法学的性质与定位:这门学科究竟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从更宏大的视角看,法学中的人文与科学之争不过反映了人文与科学史无前例的知识大碰撞。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认知革命”。科学家将研究的对象从外在的自然世界转向了人类自身,“认知科学”探讨究人类感知、判断、决策与行动的内在机制与物质过程。人类的心灵不再是无法被认识的黑箱,理智反思、美学感知、价值判断等诸多心灵活动失去了神秘性,传统人文学科也因此经正在经历一场智识去魅。在这个大变局之下,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即便法学也无法置身事外。有鉴于此,学者有必要重新反思法学与科学(主要是认知科学)的关系,并探讨广义的认知科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法学问题的研讨与解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但牵涉到法学研究整体方法的转换与变迁,更关乎法学的智识尊严与学科地位。

   在这种知识史关切的语境下,本文将首先梗概式地勾勒出法学者为法学人文性质辩护并拒绝法学知识科学化的两个根本辩护,这两个辩护分别诉诸科学知识意义无涉与价值无涉的特征。确实如传统法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科学知识与方法不足以构成法学研究的完备基础,无法独立地提供意义与价值论辩的论据,但同时,法学者却同样忽视了科学研究在法律规约功能实现和价值正当性论证中的必要性。本文将借助法律与认知科学已有的研究进路与成果入手,从法律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两个角度论证,科学是法学知识必要的构成部分,并以此主张一种温和科学主义的法学研究进路,并倡导人文与科学“垂直整合”的法学观。

  

   一、法学的自我辩护

  

   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权威性文本,而法学就是围绕这类特殊文本展开的独特学问。在这点上,法学家的工作有如神学家,神学家通过解释宗教经典来探究上帝的意志并将其运用于现实中,而法学家则用独特的方式研读法律这一权威文本,通过复杂文本解释体系的构造,将抽象的法律运用到复杂的个案中。因此,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学又被称作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 ,同神学教义学一样,法学的典型研究方法是以对立法者所颁行的法典当做神圣与权威的文本来解释,进行体系性注释与阐发;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法学”大致上也等同于所谓的“法律学说”(doctrinal theory of law)。法学教科书即法律学说的汇编,学生在法学院的学习内容也主要是从判例或制定法中归纳出来的指导性学说。因法学围绕文本解释展开的特点,传统的法学研究者因此就主张法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对广义上“文本(letter)”意义的解释:艺术家通过作品传达意义,艺术批评试图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文学家通过诗歌或小说传达意义,文学评论者尝试着发掘其中的意义;历史学家通过蛛丝马迹追溯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行动及其逻辑。人文学科的探究对象是“意义”,而科学是在研究“物质世界”本身的规律。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导致法学与科学在方法论与旨趣上产生分野。据此,传统法学针对法律的科学化研究提出两点批评,并以此来自我辩护。

   传统法学理论的第一点自我辩护径直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意义无涉的研究,因此就和法学不发生任何内在关联。这种看法有着悠久的智力和思想渊源,究其根源,可上溯至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欧陆社会理论中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对同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批评。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的探究对象是“社会实在”,对社会实在的探究不能仅依靠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行动的外在因果关系的观察,因果关系无法替代人类行动对于行动者自身来说的主观意义。研究者探究社会行动的逻辑与规律,必须参照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观念。第二个传统则是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阐释学。这一哲学传统强调“直观体验”的重要性,同样认为对人类意义世界的外在因果关系观察无法取代对“意义”本身的研究。胡塞尔认为人文学问是“朝向事情本身”的研究, 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带着意义期待的“诠释”。不管表述如何,这两位思想家都要求人文社会学科在方法论上侧重对人类主观意义体验的探究。在大陆法系,上述两大智力传统对于法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拉伦茨便受到哲学解释学较大的影响;而在英美法理学领域,分析法律哲学家哈特对法律规则“内在观点” 的强调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一脉相通,他诉诸法律主体守法或司法时的主观态度或意图内容来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特点;另一位法理学家德沃金则试图从法律人视角理解司法过程,把自己的法律理论叫做“司法现象学”,强调法律所蕴含政治道德价值的正当性,以此拒绝法律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等外部说明(explanation)的霸权。

   无论是韦伯还是胡塞尔,都强调人类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重要性。沿着上述思路,法理学家一再重申,法学研究的对象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它“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或‘物体’世界,而是指‘事物’、‘事情’、‘关系’的世界,” 。这种关系体现着实践观念,法学也因此是一种实践知识,一种带着意义(目的)期待来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艺或方案。它打破传统的主客观二分法,是一种人类的自我理解和人际互相理解的实践知识。因此,法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也应当是一种“内在观点之法学”。更有法学家注意到晚近神经伦理学的发展,针锋相对地指出,尽管道德感和正义观可以通过神经科学给出科学解释,但这种解释是“具有边界与局限的,”它“无法告诉我们就一个具体的‘当下个案’人类应该如何做出决定才是正义的” 。简洁起见,这种主张可以被称作“意义无涉”的辩护:

   法学是以实践问题为目标、处理人类社会意义世界内容的学科,基于因果关系说明(explanation)的自然科学无法给予“意义”内容以充分的阐释(interpretation)。

   除了不满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意义无关,法学者还对法律中科学方法的引入提出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无论是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法律总是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然而,科学研究却仅仅告诉了我们事情“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学和科学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大到可以让法学家们自信地宣称科学对法律无话可说。沿用韦伯式的概念,第二点批评可以被概括为“价值无涉”的批评。价值无涉的批评同样有着久远的智力传统,至少可回溯至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休谟首次提出了“是与应当”的二分法。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X是Y”的描述性陈述如何能导出“X应当Y”的规范性主张。这一伦理学史上的经典发问,经过欧洲大陆哲学新康德主义的再解释之后,在二十世纪初经由英国哲学家摩尔之手,发展为元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在法学领域,“是”与“应当”的两分法为奥地利法理学家凯尔森所继承,他的纯粹法理学之所以可称为“纯粹”,就在于他严格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的教条,彻底区分了应然问题(“应当”)和实然问题(“是”),并以此为理论前提,发展出一套以基本规范为前提的规范法学。

   基于事实与规范的二分法,法理学家尖锐地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式的经验研究方式仅仅处理“是”的问题,而无法为“应当”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而法学研究总是关于“应当”的问题:面对某个案件,法院应当如何根据已有的法律做出判决?面对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挑战,立法应当如何回应?对于上述这问题,自然科学都无法给予明确解答。因为,“科学只能为我们揭示出赤裸裸的因果事实和逻辑关系,却无法为规范问题提供指引答案,”“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我们应当做什么或什么才是被允许的结论” 。由此,学者进一步指出,法学界须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不能简单地以科学式的因果说明来取而代之。法学是一个“价值导向”的学问,但“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 。自然科学以物理现实为研究的对象,人文社会学问则以心理现实为其研究对象,如此一来,科学对法学着实无话可说,传统法学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批评来捍卫法学自主性:

   法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基于因果关系解释的科学无法回答价值取舍和选择问题。就如在前文分析中所看到的,几位传统法理学家基于“意义无涉”和“价值无涉”的两点批评有着传统人文方法论的支撑:无论是在欧陆的理解社会学、哲学阐释学传统中,还是在英美的分析法理学范式下,科学主义似乎都遭到了法学家的严词拒绝。但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理论问题上简单的比较式研究是无效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科学(主要是认知行为科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具体方式。出于进一步讨论的需要,有必要从知识史的角度来全景式地考察晚近法学与科学的两次遭遇以及法律认知科学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法律与科学交叉研究的两波浪潮

  

   太阳底下并没有多少新鲜事,人文与科学也并非从来就泾渭分明。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生物机能的目的论考察,主张伦理学不过是生物学的延续;而到了启蒙时代,孟德斯鸠也曾以人类生物属性来解释各民族法律制度的差异,堪称法律认知科学的先驱。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前的科学尚处蒙昧状态,这些跨学科研究没能获得实质性展开。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产生强有力的全局影响要晚至上世纪中叶,而法学也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被携裹入人文与科学交汇的智识巨变中。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敏锐地观察到,自然科学“是那么成功,以至于它们的超凡魅力使得其他领域的学术工作者甘于亦步亦趋地模仿其教谕和语汇。就这样,狭义的‘科学’就运用它的方法和技术开始了它对其他学科的暴政。”  与经济学界的情形类似,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开始称霸法学院,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家理解法律的方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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