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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皞:走向认知科学的法学研究:以法学与科学的关系切入

更新时间:2019-10-17 07:49:39
作者: 王凌皞  
法律现实主义固然有不同的流派,也有多元的方法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心理学家John B. Watson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其有着根本影响,现实主义学者以行为主义模型来理解法官的在法庭上的决策过程。根据这种看法,裁判的过程就是法官对外在刺激的回应,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说的那样是严格依据法律规则做出的判断。尽管行为主义的人类决策模型有着内在的缺陷导致法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逐渐式微,但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现实主义的大潮之后,伴随着外部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理论模型的变迁,二十世纪晚期我们看到了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兴起,“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社会学”、“法律与政治科学”逐渐成为一时显学,宣告着霍姆斯大法官在将近一个世纪前所作预言的实现——法学界将由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执牛耳。在这个阶段,法律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主要体现在学者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方法对司法过程、立法过程、法律政策效果等所做的社会科学考察。

   如果说社会科学和法学的交叉是科学主义的第一波浪潮,近年兴起的法律认知科学则可视作科学主义的第二波浪潮。第一波浪潮表现在自然科学以其研究方法影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后藉由社会科学间接介入法学研究。在这一阶段,法学尚保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因此,第一波浪潮是温和保守的。然而在第二波浪潮中,景象却全然不同。随着社会科学全面否定行为主义范式,人类对自身认知与行为的认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认知革命。科学研究的重心从考察外在世界转移到考察人类自身,以人类认识、判断、决策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验等方法来探索人类心灵与行为的规律。认知科学全面渗透到多个学科,从心理与决策的物质过程到社会文化与心理直觉的进化论解释,最终波及至人文社科领域。

   在这波浪潮中,人文与社会学者试图以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等)上的最新进展来解答传统问题。举例而言,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类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通过可控实验的方式来重构人类决策函数;生物进化论的长足进展则影响到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从简单的心理直觉到更为复杂的社会规范,都被进化心理学家看作进化的产物;而在伦理学领域,神经元和脑科学为伦理学家揭示人类道德决策的过程,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和反省康德、休谟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揭示道德选择与情感、理智的关系。甚至在人文领域最保守的哲学,学者也开始起身离开在其上沉思了几千年的太师椅(armchair philosophy),转而投身实验室,用大众心理学验证经典议题。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从整体上改写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版图。

   精确地说,认知科学本身就是由上述这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认知科学”知识体系。效用计算、社会规范、道德情感或身心问题本身就属于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与心灵哲学的核心主题,认知科学不过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上述主题。这种松散但又全面的交叉学科研究方式同样也体现在“法律认知科学”这一新兴领域中。

   在法律领域,认知科学的革命性应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法律中的事实判断”、“法律推理过程”以及“规范性立法理论”。

   法律中的事实判断问题天然就是科学的领地,在证据评估这类问题上认知科学家是最权威的专家证人。认知科学对人类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在使原处黑箱中的大脑过程变得越来越清晰,从而对司法判决与立法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得益于功能性脑成像(fMRI)等技术的成熟和发展,脑部的结构与生理过程逐渐被认知科学家揭示出来,认知科学为传统法学上的自由意志与罪责标准、犯罪人格、刑事责任与预防矫治、证据评估与采信标准等问题提供了革命性的新视野。在刑事责任领域,除了认知科学对“自由意志”的挑战之外,脑科学家还发现青少年大脑中涉及认知控制加工的结构发育相对缓慢,导致其对自身行为控制能力有限,这就要求法律重新考量青少年刑事政策。另一方面,认知科学的进展也为言词证据准确性的评估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科学家可以通过大脑皮层活动的差异来区分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甚至读脑在技术上已经初步实现,这就为言词证据的评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对大脑活动过程与个人主观感受相关性的研究则使得法院有可能运用认知科学技术来测度精神损害“痛苦”的强度,从而为刑法、侵权法中的“损害”或“伤害”评估带来新的视野。

   认知科学之于法律的第二点基础性贡献在于对法律推理过程的客观揭示。得益于认知科学对法官决策黑箱的破解,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的兴起使得法学家对法官、陪审员的实际推理过程有了更为直接和清晰的了解。法律推理中的许多传统理论问题获得了实证检验的可能,为传统的法律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解答。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律推理理论预设法官在案件判决中的认知与判断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直觉与偏好,而非理性选取案件与法律材料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审慎判断。当代认知心理学上的双系统理论 为现实主义的上述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快速的直觉系统以启发式判断对案件作出大致的判断,个人的偏好、情绪政治立场通过该系统地决策影响案件的定性,慢速的反思系统在接受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搜寻法律资料,并提供符合逻辑的论证来阐明并论证判决的结果。换言之,法律判断更多是“动机驱动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这就意味着法官在法律推理中可能偏离理性、客观、中立、开放等法律推理中至关重要的认知规范,直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偏好、喜好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快速直觉系统中的一系列认知偏差也会反映在最终的判决中。当然,认知科学不只为人们揭示司法过程的真相,同时也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对司法决策中专家技艺(expertise)——也就是自动化处理能力——的研究,认知科学也可以为司法过程中人类决策的不完美性提供纠偏机制,从制度设计上实现法官的认知提升(cognitive enhancement),从而实现法律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法治理想:是法官在适用法律,而非以自己的善恶判断甚至偏见来决定正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认知科学在法律领域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在于它还为法律价值论辩提供一个科学的“人性基础”,从而对法律政策学(legal policy)或立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让法律人对“合作与惩罚”、“效用与快乐”等立法的目标与手段有了更为细致和精确的了解。行为经济学上对于“第二方惩罚”和“第三方惩罚”的研究 使法学家更为深刻地理解自发的私人执法(private legal enforcement)与制度化的正式执法(formal legal enforcement)的差异,为立法目标实现的可预测性提供了切实的科学保障,也为法律人彻底反思“公平”、“正义”等立法核心价值提供科学支持。另一方面,认知科学家对“效用”与“快乐”背后生理过程的研究,也促使人们去反思传统的“理性人”假设。认知心理学家提出,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受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本身受制于各种启发性思考所致的偏差影响 ;在另一边,认知心理学上“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的长足发展也开始让法学家质疑传统的功利主义式“效用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的有效性。这些进展就为立法理论或者法律政策学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在认知革命引出的这第二波浪潮中,法律领域的基本问题(司法、立法、事实判断)都与认知科学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法律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突破了“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法律社会科学研究所体现的间接“模仿”式交叉学科模式。认知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直接介入法律领域根本性问题的研讨。从全局来看,第一波浪潮是社会科学与法学的横向联合,堪称“连横”的交叉学科研究;而在第二波浪潮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纵向整合的方式进入法律领域,将科学解释直接用于法律领域实质问题的解答,这不妨称作“合纵”。在这个知识大融合的背景下,法学家有必要重新反思法学为自身独立性辩护的两点理由。

   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统法学对法律认知科学的批评在根本上犯了两个错误,分别对应法律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进而忽视了认知科学在法律研究中的意义:

   意义无涉的批评忽视了法律规则的规约性特征。法律不但表达人类的根本价值,同时更是一种实现价值的社会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法律不得不追求“目的-手段”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必须依赖认知科学对法律影响个体决策过程的科学研究。

   价值无涉的批评则未能意识到法律在法律价值论证——也是就法律的目的价值——中所占据的基础性地位。任何对人类法律价值的说明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根本生活与生存方式的认知之上,而这再一次依赖认知科学所提供的科学人性论来为法律基本价值奠基。

  

   三、法学的自我辩护

  

   首先考虑传统法学拒绝认知科学的第一点自我辩护,也就是意义无涉辩护。这一辩护固然意识到法律实践富含社会文化内涵这一点,但同时也忽略了法律是规约性行为准则这个最基本事实:法律不但主张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捍卫司法正义与公平、促进社会协作并增进福利,同时也试图真正影响并改变人们的行为以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法律,是一种面向实践问题的社会治理方案。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法律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无数的法案通过,无数的判决作出,学者们以宗教般的虔诚高谈阔论着法律议题,但他们对人类如何做出决策的假设却停留在妇孺皆知的平庸见解之上。”

   一旦将法律的规约性目标看做法学不可回避的任务,法学就难免和科学狭路相逢。对于法律究竟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们存在许多分歧。在伦理学那里,人有依照道德规则理性筹划和行动的能力;但到了经济学家眼中,人却无时无刻自利而不利他;某些极端的政治学说甚至将暴力与斗争视作人类政治生活的本相。“人”本来只有一个,不同的学科却赋予人以全然不同的形象,导致人文社会领域知识的严重碎片化——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预设着不同的人性观 。在法学语境中,这种碎片化也间接地体现在学者对法律影响人类决策方式的分歧上:

   法律经济学式的“工具理性”模式主张物质性利益计算主导人类决策,法律通过奖惩来塑造人类行为。这种模式认为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对结果的利益评估来影响人们行动。它假设人具有完备的理性,并且以自利作为基本行动准则。“规范理论”模式主张主体内化的道德判断主导决策,人们对法律的回应体现他们内化的道德规则与社会规范。经典的自然法理论持有这种规范理论的看法,自然法理论家认为体现道德内容的法律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才能真正影响人们的行为。最后,“构成认知”模式主张社会脚本决定人类行为,而法律则通过影响社会脚本来影响行为。大量的法律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佐证了这一点,实际中有效影响人们决策的规则——不管是否冠以法律之名——总是深深根植于其所在社会的基本观念与生活方式,社会脚本的线索决定了哪些法律规则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三种法律主体决策模型设想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是外生文化情境与内生先天倾向之争:人们遵守法律究竟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是出于固有的生理心理结构?其次是结果论式的自利动机与道义论式的道德(公平)动机之争:人们遵守法律是否纯粹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值得被遵守?认知科学为这两个根本问题提供了解答,同时也给出一个整体融贯的法律主体决策模型。

在传统观点中,文化(cultural)与自然(natural)似乎是截然不同的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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