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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误读与文学经典的修正和重构——哈罗德·布鲁姆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再探

更新时间:2019-10-16 07:56:55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影响的焦虑》可以说是布鲁姆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的一部力著。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 布鲁姆通过厚今薄古的“修正”策略, 发展了一种“对抗式” (antithetical criticism) 的批评。这种批评模式的特征体现在他颇为别出心裁地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说运用于文学批评中, 因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布鲁姆特征的“弑父式”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 前辈诗人犹如一个巨大的父亲般的传统, 这一传统无时无刻不给后人带来无法超越的巨大阴影, 使后来者始终有一种“迟到”的感觉, 因为当代人的每一个创造性活动似乎都已经被前人做过了, 为了超越这种传统的阴影, 当代的强者诗人唯一可采取的策略就是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某种“修正”或创造性“误读”, 通过这种误读来“弑去”父辈, 也即以此来消除前辈的影响。当然, 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之基础上的, 因而其结果便可导致某种程度的创新。布鲁姆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六种“修正比”: (1) “克里纳门” (clinamen) , 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的误读; (2) “苔瑟拉” (tessera) , 即“续完和对偶”; (3) “克诺西斯” (kenosis) , 即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 (4) “魔鬼化” (daemonization) , 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运动; (5) “阿斯克西斯” (askesis) , 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 (6) “阿波弗里达斯” (apophrades) , 或“死者的回归”。这六种“修正比”的提出为他后来的系统性“弑父式”修正主义批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德·波拉看来, “因此, 影响并不是用来作用于诗歌阅读的一个范畴, 它充其量不过是诗人写诗经验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它通过联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表现为一种连接情感时代与我们自身经历的力量, 这样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时就必定会面临那种连接关系的各种比喻。在布鲁姆的意义上, 误读就是使我们意识到那种比喻, 并且估量修辞偏离原意的程度和对原意的维护, 因为这二者确定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由此可见, 布鲁姆所鼓吹的误读或修正都是有限度的, 它以原文意义为出发点, 经过批评家的创造性阐释之后成为原作者和阐释者共同创造的一个新产品, 而并非那种远离原文的过度阐释和滥加发挥。正如艾伦所总结的, “通过《影响的焦虑》, 布鲁姆形成了他的诗歌理论的特色:一种根本上消解理想 (deidealising) 的理论。这种消解理想的原则取决于布鲁姆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来阅读诗歌的努力, 而无须把任何诗歌以外的标准和语境强加于它。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 这种企图达到的诗歌阅读‘诗学’代表了布鲁姆对被他用另一些对立的解释形式批判的还原性的有力抗拒。”

   和他的“耶鲁学派”其他同事一样, 布鲁姆年轻时也曾醉心过新批评派的那套文本分析方法, 但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那套成规太束缚他的手脚了, 使他难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 因此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主张对新批评的原则进行反拨和修正。他自己也力图摆脱新批评派所惯用的“反讽”和“自足”等陈规陋习, 以捍卫诗歌的“幻想”和“宗教”价值。在20世纪西方文化界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冲突中, 布鲁姆始终站在后者一边。他也和弗洛伊德一样, 十分重视人的作用, 反对结构主义批评的那种抹杀人的主体性的“科学”做法。他在《误读的地图》中指出, 拯救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意图, “使我们想起了我们所承受的人文主义的失却, 如果我们使口头传统的权威屈从于写作的同仁, 屈从于德里达和福柯那样的人的话, 因为他们为所有的语言孕育了歌德曾错误地为荷马的语言所断言的东西, 即语言本身可以写诗。实际上是人在写作, 是人在思考, 人总是寻求抵抗另一个人的攻击, 不管那个人在强烈地想象那些迟来到这个场景的人时多么富有魅力。”坚持文学批评的个人色彩和个性特征是布鲁姆的修正式批评的一个主旨, 这一点始终贯穿于他的批评生涯。但是另一方面, 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的影响和启迪下, “布鲁姆通过将诗的想象和阐释力量非个人化”, 从而可以说最终“建构了一种批评的媒介, 通过这种媒介, 想象可以与最原始的独创性冲动相一致, 也即达到一种把握真实的意志。”

   显然, 这种将批评当作一种生命体验的做法与解构的文字游戏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不加分析地简单地将布鲁姆划归为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行列至少不能全面地反映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真实面目。正如艾伦所总结的, “布鲁姆的整个‘诗歌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他对意义和权威的优先联想上的, 同时也建立在他与之相类似的断言上, 即‘强者’诗歌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在迟到的诗人那里通过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而产生出来。”可以说, 布鲁姆本人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理论的不断修正和不断扬弃的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的, 这也许正是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耶鲁学派”批评家的有着欧陆背景的批评理论的原因所在。

  

   去经典化和文学经典的重构

  

   三十多年前, 福柯在为德勒兹和佳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撰写的序中对那本书给与了高度的评价, 他甚至预言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一个“德勒兹的世纪” (a Deleuzian century)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 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福柯这一断言的前瞻性了。确实, 在今天的英美批评家看来, 《反俄狄浦斯》在理论上的一大建树就在于对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中心为象征的法西斯主义/权力的解构。若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或文学文本的阐释过程中, 它也可以被当作从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结构向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裂式结构的一种消解中心 (decentralizing) 和非领地化 (deterritorializing) 之尝试的过渡。这里我仅简略提及福柯关于这本书的意义的一些看法。在福柯看来, 反俄狄浦斯的尝试意味着削弱甚至消除一种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欲和霸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本书“最好可以当作一门‘艺术’来解读, 例如就‘性爱艺术’这一术语所转达的意义而言正是这样。”同样,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来阅读布鲁姆的批评理论著作, 我们也许不难看出其中的对传统学院式批评的消解和“弑父式”的修正。正是由于他的藐视传统和对前辈诗人/作家的“弑父式”的阅读和批评才使得他在当代群星璀灿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独树一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所热烈讨论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巨大影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讨论至少波及到三个领域:比较文学, 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如果说前两者对经典构成的讨论仍试图在文学领域内部对既定的经典作出某种修正和补充的话, 那么在当前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便来自文化研究学者。众所周知, 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 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崇高的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 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这样一来, 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生产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 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 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 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 尤其是它有意地将“审美”放逐到批评话语的边缘, 并且有意地冷落精英文学作品。

   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恰是, 布鲁姆和一大批恪守传统观念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始终持反对的态度甚至天然的敌意。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本人对既定的经典的不满, 因而在去经典化的斗争中和文化研究学者站到了一起。由于经典的形成与权力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改变经典也许就要改变权力关系:承认多元主义也许就要驱散权威的势力;而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后果也许就要颠覆垄断寡头”, 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但颠覆了旧的经典之后又将有何作为呢?布鲁姆在近十多年里实际上所从事的正是同时对旧的经典的修正及颠覆和重构新的经典。但与文化研究者不同的是, 他一方面仍然坚持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并在一切场合为经典的普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他仍然对远离文学文本阅读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在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关系密切的左翼文学研究者看来, 早先激进的布鲁姆现在成了阻挡新生事物出现的“保守派”和右翼学者。实际上, 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所主张的正是,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应当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这样便可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 并把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 (跨) 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摆脱出危机的境遇, 而适当地分析一些 (包括精英和大众文学在内的) 文学文本也不致于使文学的文化研究走得过远。

   尽管布鲁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有着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之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意义仍体现在, 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去经典化” (decanonization) 的尝试与文化研究者的实践实际上有着共通之处。文化研究学者在反对文学研究的精英意识的同时扩大了经典的范围, 使得一些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非经典或第三世界的文学跻身于经典的行列, 可以说他们的努力是从文学外部着手的;布鲁姆近十多年的努力则使得文学经典构成的神话被消解了, 经典终于走出了其狭隘的领地, 进入到千家万户, 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应该说, 他的努力是从文学内部着手的, 虽然立足点不同, 但最后的归宿仍接近。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是, 布鲁姆讨论文学经典的著作也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论著一样十分畅销, 有时甚至大大超过后者的普及程度。在至今仍畅销不衰的《西方的经典》一书中, 布鲁姆站在传统的保守派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极大不满, 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调整, 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了辩护。针对经典 (canon) 这一术语所含有的文学和宗教之双重涵义, 他更为强调前者, 因而他首先指出, “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 并忘记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 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 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也就是说, 照他看来, 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 这样一来, 经典也就“成了在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 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做出的, 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 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成了经典作家。由于经典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为性和流动性, 只有少数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在与传统或经典的激烈的“弑父”般搏斗中得以脱颖而出, 而更多的人则被长期压抑甚或埋没了。面对前人创作成就的巨大阴影, 他们本身很难有什么全然的创新, 倒是布鲁姆的“误读”理论给了他们新的武器, 通过“误读”和“修正”等手段他们也许能很快达到创新的境地。因而在布鲁姆看来,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如果写下来实际上足以构成一幅“误读的地图”。

当然, 布鲁姆的“去经典化”尝试也并非纯粹消极的和破坏性的,他依然主张建构文学的理想和文学世界, 并积极为之奔走。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时代, 不少精英文学作品受到大众文化和文学的冲击而被束之高阁, 高校的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往往不去做文学研究的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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