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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铭记历史,共创未来——新中国经济的70年

更新时间:2019-10-16 07:51:44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其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22]

  

   80年代对改革目标的探索

  

   “文革”结束后,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对比当时中外发展经验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缺乏活力的症结在于排斥市场的作用,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的最重要内容,是要求“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领导人也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23]。不过,在当时,一方面由于多数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和运作机制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和用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的旧观念还牢固地存在,对中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市场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等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一种得到经济学家广泛支持的观点,是从计划经济直接向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转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薛暮桥,在他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24]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直接过渡到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妥的改革方式,中国应当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所谓〃间接的行政控制〃模式,不是完全废除指令性计划,而只是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行为。虽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改革的经验已经表明,采用间接的行政控制模式作为过渡,就有诱发更多的行政干预并使之成为”标准的调节形式〃的危险。但是,后一种改革方式还是更为一些领导人所中意,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成为改革的主流。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78年10月从四川省6家国有工厂开始试点,1980年扩大到66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的70%。

   “扩权”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快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有了某些自主权的企业,既不受产权约束,又不受市场竞争约束。因而,增产增收“积极性”的发挥,往往并不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收益的增加,却由此造成了货币大量增发和总需求失控,财政出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赤字,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许多人把当时国民经济岀现不稳定状况的原因,归于“没有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和“过度突出了市场调节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作用”,由此提出加强计划管理的要求。于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强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改革的重点就从市场取向转变到完善和强化计划方面去了。

   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扭转了强调计划作用的趋势,重新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做了原则性的认定。

   为了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通过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这意味着,党代表会议对直接向“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模式”转变的肯定。根据上述“‘七五’三条”的要求,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从价格、税收、财政三个方面开展配套改革的方案。

   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到1986年底,改革又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轨并存、用间接的行政手段调节企业行为的老做法,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从而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由于社会动荡和改革退潮,中国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间岀现了三年的衰退。

  

   90年代的政体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在各界人士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强烈呼声的支持下,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期间视察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城市,直接面对干部和群众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25]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得到广大干部和民众的热烈响应,迅速掀起了要求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热潮。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十四大作出决定,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6]。根据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方针,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作岀了总体规划和重点项目的方案设计。这套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包含了两方面突出的内容:第一,放弃了过去习以为常的“整体渐进、阶段突破”,每个阶段只选择一两个“突破口”进行局部改革的做法,采取转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新的改革战略,要求在财政税收体系、银行体系、外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实施系统性的改革,以期通过重点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

   第二,把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聚焦到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上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岀,“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酉己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是通过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因此,实行价格改革就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由于商品市场的价格已经在1992年前后基本放开,其他方面的改革还亟需加强,《决定》指出:“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进改革。1996年以后,又与"九五”(1996-2000)计划“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27]结合推进。其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在过去很少涉及的改善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作岀了重大决定。首先,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至少需要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然后,它要求按照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把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根据十五大决定进行的改革,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基础。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中共十五大还提岀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改革要求。

   正是依靠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间推行的多方面改革,有关方面的体制建设大体上达到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凭借由此释放出来的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巨大的动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使中国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

  

   中国的改革事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新体制的伟业并没有大功告成。由于一些重要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遗产还在一些领域严重存在,便在事实上形成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制度格局。这种过渡性的体制的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后果。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庞大的寻租基础,使腐败以制度化的方式迅速蔓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种种弊端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并且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吊诡的是,这些本来是由市场化、法治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弊端,反过来都成为极"左”思潮反对改革的口实。于是,改革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出现了新的曲折。一些人极力主张强化国家对市场的掌控和国有部门的控制力量,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深化改革,克服妨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强化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遗产,回归统制经济的老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面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拒绝开历史的倒车,坚定不移地重启改革。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做岀了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决定。

   紧接着,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比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全面、丰满、准确。其要求进行的改革并不局限于有关经济发展的领域,而且扩及其他领域。《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问题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正面回答了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还是由政府"驾驭”和管控市场这个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质上是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和纲领,也是新一轮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检验标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另一重要内容,是指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个论断不但重申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市场体系的要求,而且切中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参与主体差别待遇、行政干预过多、妨碍破坏竞争的垄断行为所在多有、经济活动未能建立在规则和法治基础之上等时弊,为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达成的体制目标指明了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做岀了许多决定,颁发了大量文件,对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要求。例如,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作出进一步的阐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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