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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建国初期,共产党如何迅速而标本兼治地解决了民国的通货膨胀?

更新时间:2019-10-14 20:59:15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政府直接出手对重要物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与投机商的“硬通货”进行对决,这是改变物资价值被投机资本所控制的基础。但是,中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值得纳入思考:如果不是各大野战军刚占领的大城市几乎都遭遇到投机和高通胀恶性循环的严峻危机,中央政府未必能够在部门与地方利益错综复杂的体制结构中得心应手地贯彻逆周期调节措施。

  

   中期来看,最为关键的经济政策是建立中央政府以实物为本位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政府掌控的“三折实”(折实公债、折实储蓄、折实工资)实现城市分配体系、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这三大领域中人民币与实物物资的绑定,强化人民币作为通货的信用。

  

   长期来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增加生产。新政府重视农村鼓励增加农副生产,尤其是动员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荆江、淮河、海河等过去水患频仍的水系兴建了大型水利工程,控制了水患,数千万亩的农田从灾田变成稳产田。1949—1952年,土地耕种面积增加了10.25%,粮食产量增加了46.1%。还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水利工程款是用贷款的方式发放的,如果没有对农民的广泛动员为基础,就不可能将劳动力大规模组织起来,也就不具备下放贷款的渠道。如果由财政来全额承担水利工程款项,那将又是国家财政的一笔沉重负担。

  

   二是节约开支。全国范围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显著地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战争仍然继续的条件下,新政府1951年、1952年连续两年实现了财政节余。

  

   因折实形成浮动利率下储蓄、投资或劳动的稳定预期,使人民币被全国人民接受,成为人民银行的储蓄来源;于是,社会储蓄增加使得我国银行业有了信贷投资能力。

  

   由此,“S=I”这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得以体现。

  

   (一)增发主权货币增强实物调配能力

  

   今人看到的建国史,大多淡去了建国初期复杂的抉择过程和试错过程。

  

   早在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财政赤字早就超出了政府债务率的红线,确实不具备增发货币的基础。然而,陈云主张增发货币。他认为,长期来看,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够占据主动地位的,那么,暂时的增发货币就不必担心形势失控。中央最终采纳了陈云“做多”的观点,当年财政支出达到财政收入的2.9倍,部分上也是用增发货币对接收过来的国有资本和上层建筑“做多”的结果。

  

   如果以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以“大金融”的视角看,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显然会自缚手脚,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而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增发是“做多”,减发才是“做空”。

  

   从下文可以看到,打击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与运营国家资本,都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来操作,而货币是这只“看得见的手”近乎唯一可用的武器。

  

   但是,同为增发货币,人民币增发与民国时期的法币增发具有本质不同。法币在性质上是依附货币,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随着外汇储备减少,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则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工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涌入实物投机领域,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而人民币是具有“人民本位”内涵的主权货币,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自我赋信即为自我赋权,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

  

   可见,人民币和法币相比的一大优势是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体现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以多做多”的财政调控手段才高度有效。

  

   土地革命使新政权获得了放手发动农村的条件,将增发货币形成的庞大货币流疏导到农村,极大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货币领域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从下文可见,土改和货币增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以多做多”:在土地革命对农民进行了全面发动的基础上,通过增发货币,将更多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激励农业生产3年实现了46%的增长;通过恢复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将农村征收和采购来的农产品迅速集运到大城市周边,才能形成对商品投机者的绝对力量优势,并使各种折实制度成为可能;搞活国营工商企业,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回笼货币,才能够渐次地推进“货币下乡”并“沉淀在乡”,使农村成为巨大的货币蓄水池。

  

   中央政府强大的物资调配能力,还得益于长期战争形成的集中体制:中共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和统一制定根据地建设方针路线中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在通货膨胀这个各地区均无法回避的挑战面前,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权力最高的军事部门受权成立,这使得中共具备了更大的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配能力,才能在短时间内从各地征集到难以置信的天量物资。

  

   这个短期内重塑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威的经验,与历朝历代中央地方关系都难以厘清,特别是清末至民国中央对地方的约束能力渐行渐弱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物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在上海指挥全国财经工作的会议上,陈云指出从各地区之间到地区内部,都要加强统筹协调。“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会上要求,收购土产和资金,要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和统一的土产公司。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

  

   为了应对1949年年底自然灾害导致的29亿斤粮食缺口,1949年秋至1950年春,中财委决定从东北、华中、西南往华东、华北调粮,其中,从东北调粮15亿斤,从华中调粮11亿斤,为了补足剩下的3亿斤缺口,“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

  

   据周太和回忆说:“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要保证在冬季以前存粮达到4亿斤,需要多方设法,一方面组织江苏、浙江、安徽运粮接济上海,一方面从东北、华中、四川赶运大米到上海。除此,为了对付上海的投机商,还安排在杭州、南京间(嘉兴至常州一带)集积6亿斤至8亿斤大米作为后备力量。实际上是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样我们就可以和粮食投机商争夺粮食阵地,掌握了粮价。上海刚解放时我们手里只有2000万斤粮食,到1950年上半年,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

  

   为此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物资大调运规模是惊人的。据统计,到1950年5月25日,计划由中南区调往华北、西北、华东的6.78亿斤粮食已超额完成3.54%;计划由东北调往华东、华北的16亿斤粮食已完成计划的98.13%;计划由华北调往华东的3000万斤杂粮也全部完成,到7月底,全国共调运粮食60亿斤。

  

   (二)全国调集物资打赢货币“淮海战役”

  

   面对建国初期四次人民币做空风潮,新政府的“货币保卫战”从第二次开始,大功初成于第三次。两次都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投机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上海。

  

   在应对第二次做空投机的“银圆之战”时,中共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由时在上海的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直接出动军事力量查封了银圆交易,并且政治性地宣布银圆交易非法,人民币为唯一合法通货。但在结果上看,查封手段尚未根本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发生。此时,中共已经认识到,人民币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没有信用的金圆券,而是有着长期流通历史,并且在高通胀压力下被民间资本和社会公众认同有增值潜力的银圆。银圆的市场信用基础仍然坚实。

  

   银圆投机失败之后的城市私人资本,转而搞起了粮食和棉布的大规模投机,靠“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牟取暴利。这就是“银圆大战”之后接踵而至的“米棉大战”。

  

   从下文可知,打赢第三次以投机压迫人民币贬值的“米棉之战”,对于奠定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具有决定意义,而其关键,恰恰不在于政府手中有更多的“硬通货”——银圆,而在于政府手中有更多的“硬货”——基本物资。正如陈云所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这个应对第三次人民币贬值风潮的斗争过程堪称经典,最充分地展现了政府理性——将政治力量与经济运作相结合的主要运作机制。这次战役,也是中共第一次在经济舞台上“秀肌肉”,从此人们开始明白:站在人民币后面的,不仅是国家政治力量,还有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举国动员基础上形成的举国物资调度力量。

  

   因此,这次成功的货币保卫战,不仅对人民币短期确立其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决定作用,对于中期巩固人民币信用的“三折实”措施的顺利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人民币信用尚弱时,民众总要看到其他与民生有关的信用保障嫁接上,才愿意接受它。在折实制度实践中,为人民币信用护航保驾的正是共产党以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动员能力形成的实物物资保障能力。这次完美收官的人民币保卫战,毛泽东赞誉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绝非溢美之词。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可以发掘出很多具有一般性的规律。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努力使其资金析出实体经济,转向投机炒作。客观地看,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个体经济理性”。

  

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回忆:“平津解放以后,我们开始对平津二百家以上的行庄实际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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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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