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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

更新时间:2019-10-13 21:40:46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例如有本书叫《菊花与刀》,其中讲到一点,美国人在“二战”之后进驻日本,原本想着日本人是那么不服输的民族,要占领得冒很大风险,他们设想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攻击,结果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日本人他在认输之前搏斗绝对不要命,但是一旦认了输之后他就完全认了。从中就能看到中国人的性格和日本人的性格很不一样。

  

   文化比较的困难除了地域上的广泛之外,还有一个历史上的广泛这一问题。历史的广泛问题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就是哪些是属于西方文化的,哪些是属于近代文明的,这个特别的难分。几乎大多数的论者都会论及这一点,以前冯友兰先生也讲过这个话题,他持比较极端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中西之差异就是古今的差异。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人再持这样极端的观点,但是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分不出来的东西。

  

   再下面一个问题可能要比前面几个问题更困难一些,就是作为一门学问或者是一项研究,文化比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研究而不是一种感情的宣泄或者是一种感情的策略?人文学科一般说起来都带一点感情,哪些是感情,哪些是研究,经常会掺和在一起,这跟研究量子力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概括,说中国人讲“合”,西方人讲“分”。乍一听这好像是在公平地说双方各自的特点,其实,讲话人大概已经想好了,“合”总是比“分”要好一点。更不用说中国人讲“和谐”,似乎意味着西方人讲“不和谐”,你好像是在描述,但实际上已经占尽先机了。

  

   比如梁漱溟的讲法好像是很中肯,说西方人是向前看,印度人是向后看,中国人是持中。这看起来也是一个描述,但后面实际上梁漱溟也讲到了中国人既不像印度人那样耽于轮回这类事情,也不像西方人一味功利,最后讲来讲去还是中国人的文化比较对。钱穆有一篇小文章讲“道理”,他一上来就讲中国这个民族是最讲道理的民族。他后面还有很细的分析,说“道”和“理”还不一样,道近于宗教而理近于科学。不过,说到最后,又说,道即理,理即道,于是乎道与理贯通融会,胜于西方人要么走向宗教的极端,要么走向科学的极端。

  

   梁漱溟和钱穆都是大家,而且看起来都是以学术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确实,谈文化是很动感情的,有的人讲西方好,西方好得不得了,他看中国什么都不对。反过来,尤其这些年国学热,有些人觉得中国好,你说一句中国不好他都要跟你急。这个话题很动感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感情和客观公正联系在一起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一点。爱一个东西,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个原则上跟我们能看到她的缺点并不很矛盾。实际上像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批评中国文化批得很凶,讲西方好得不得了,但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爱中国文化爱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中国文化还有传承,那你恐怕绕不过鲁迅、周作人、胡适这些人。好像有个特点,夸中国文化好的都比较迂回,好像都是在讲文化平等,只是暗中夸中国。而骂中国文化的,骂得比较直,像鲁迅、胡适把中国文化骂成那个样子,他为什么敢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爱中国文化,这一点人人都能看出来。所以我想说感情和批评、分析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矛盾的,我甚至觉得非要把两者联系起来有点幼稚,字面上的幼稚,就好像小孩子他爱他爸爸和妈妈,就说他爸爸最有钱,他妈妈最漂亮。我们成年人一般不这样,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儿里,我最爱我自己的女儿,但我不会说她是所有女孩里最聪明最漂亮最懂事的。

  

   上述这些困难,差不多都牵扯到一个困难,就是过度概括的困难。我们一讲就是东方、西方,但你讲的“西方”是哪儿,西方那么多国家,那么长历史。但我们也不可能在反对概括这方面持非常极端的态度,干脆不做概括。那是做不到的。泛泛批评别人太概括,这样的批评不是中肯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太容易了。实际上,虽然都是概括,但有的概括就比另外的概括来得好,能够给你更多的启发。比如费孝通谈到中西文化差别的时候,他说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的,是一种差序格局,不是一下子就人类都平等了,一下子都爱了,他是从爱亲人,爱亲近的人扩展出去的,一点点扩展出去的。这样的概括并不是要给你物理学那样的普遍真理,基本上是一种启发性的东西。

  

   再比如许倬云对中国文化讲过一句好玩的话,他说中国文化有三原色,一个是亲缘团体,一个是精耕细作,还有一个文官制度。他接下来又讲,这三原色至少已经去了两个半了。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话有一点好玩呢?我们讲中西文化,可以想一想,中国人跟西方人现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有文化差,这些文化差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我们讲全球化也好,国际化也好,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从一生出来甚至还没生出来一直到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跟一个西方人差不太多,至少外部环境差的不太多。你在医院里出生,他也是医院里面生的;你上幼儿园,幼儿园是西方的,小学、中学、大学也都是西方的建制、西方的课程;你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也是西方的;你看电视,电视也是西方的。总而言之,这一整套东西有多少是西方的?这个问题的确需要重新想一想。

  

   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老讲中西文化差异,但是如果眼睛不仅是只盯着西方,把其他的文化也放在视野里面,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跟欧洲的文化传统其实特别接近。这两个文化首先都是北半球文化,都是温带文化,跟热带、寒带的文化就不一样。这两大文化传统或者文明传统都讲究勤劳、上进、建功立业,相对而言,都是既重视政治制度的公平,也重视个人尊严。从地域上讲,我们跟日本、印度是邻国,但从文化上讲,我们中国人甚至很有可能觉得跟一个欧美人,一旦成为朋友,互相的理解会容易得多,更加的深入,比跟一个日本人、印度人要来得深入。

  

   这两支文明都是所谓“成功”的文明,一直是生生不息的。有人说中国文明是全世界的文明中唯一一支没有中断的文明,西方文明的蜕变比中国文明是明显一点,但是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它通过蜕变来保持文明的延续发展。现在西方人仍然认希腊罗马为家园,这种感觉很像我们认先秦为家园、西周为家园。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也是持续的文明。这两大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持续两三千年的文明,一直是主流的文明。变化发生在十九世纪中西两个文明的相撞,清朝处在衰落时期,欧洲则正是在崛起的时候,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相撞,这是中国比较不幸的地方。如果这种遭遇是在康熙年间,此后的世界格局至少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中国文化人和欧洲文化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是需要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意义上去克服的,但是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当然这个事实在中国方面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要打些折扣。还跟这种文化优越感有关系的,就是这两个文化在比较强盛的时候都是高度宽容的。我们的汉朝、唐朝、宋朝,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张的,我们今天对外国的东西,在观念上的那种紧张还超过了那些时候。

  

   下面讲两个集中一点的话题,一个是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个是更靠近思想这一边的,这两者有点联系,可以当做一个事情的两个侧面来说。

  

   中国的政治史,跟西方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合”为主流的比较单一的政治体,西方则是一个比较分散的政治体。和西方比,这种差别可能从周朝就出现了。周朝的版图,现在知道的不那么确切,大致是今天所谓的渭河河谷一直延伸过来,包括河南、河北、山东的北部、安徽的北部等等,这些地方已经有规模很大的文化群,这些文化区的互相认同有点像希腊人的互相认同,但是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古希腊人在希腊文化上的确是认同希腊人,但是希腊人没有一个中心,不像我们整个周文化一直有一个中心。西周有一个中心,东周不太一样,东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所谓的分裂时期。不过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说仍有一种趋向于统一的趋势。甚至可以说,这种趋势从平王东迁以后就已经开始,基本上整个春秋战国是一个不断吞并的历史,从小的诸侯国合并成较大诸侯国,从较大诸侯国到大的诸侯国,最后被秦朝统一。

  

   为什么有这个趋势,我回答不了,像这样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惟一的答案。大体上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分裂时期大概占到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略强,总的来说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裂始终是不正常的,中国人始终把一个大一统国家或者是大一统的文化看做是正常情况。这跟欧洲正好相反。欧洲真正的统一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还有一次是在罗马帝国,在欧洲政治体中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就是罗马帝国,碰巧罗马帝国最强盛的那一段时间,中国是汉朝,可以说汉朝和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可比性。总的来说欧洲是一种“分”的状态。这种“分”就使得欧洲与中国产生了很多差异,我提一点点可能前人讲的不是那么多的,就是这种“分”使得西方的城市跟中国的城市有了不同的意义。

  

   西方的城市,比如说希腊的城邦,和周朝的城邑可能是挺接近的,它们都像处在茫茫旷野中的据点。但是欧洲的城市一直就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希腊城邦是最突出的例子,一个城邦(polis)就是一个国家,“polis”翻译成城市不行,翻译成城邦就是想取城市国家的意思。中国的城市则基本上没有起过政治独立的功能,更多的是商业功能、交通功能等其他的功能。欧洲政治文化中有一大块是关于“公民”的,公民身份、公民意识;citizen这个词当然是从城市、city来的,这种东西在中国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只有周朝时候所说的“国人”有点接近之处。

  

   我觉得,从这点考虑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的意义。比如说五四时候谈得最多的是科学与民主,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方的特点。把西方描述成民主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实行的多是民主制,但是把民主拎出来作为西方的特点,从历史上来看就不行。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基本上产生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的这些政治思想家是怎么考虑民主的呢?一般古希腊人认为有三种主要的统治方法,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就是所谓王制,一种是少数人统治,就是寡头制,还有一种是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民主。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当然观点各个不同,有的人喜欢王制,有的喜欢寡头制或民主制。多数人统治是否是最好的?应该说大多数人对民主制并不是太看好,从实行来说民主制也并不广泛。但是碰巧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而雅典是个优秀的城邦,并一度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外在的成功当然会让我们更正面地看待那个政治制度,但是民主制是不是跟雅典兴盛有必然联系,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天的民主制跟西方的强大是何种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偶然或者是内在的,这都是可以研究的。

  

在希腊之后,民主制在西方也差不多是灭绝的东西,所以从历史上来说,不能把民主制看作是西方的特点,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公民”当作西方的特点。公民在古希腊的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民主制由谁来选举,当然是公民了。就算罗马,无论是在王政时期、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公民”也都是特别重要的政治概念。在中世纪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虽然不如以前重要。再然后文艺复兴前后西方的这些城市又再次崛起。西方的近代化开始在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北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都多多少少拥有自主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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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问题》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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