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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城市化为什么重要?

更新时间:2019-10-09 19:49:30
作者: 陆铭 (进入专栏)  

   我有个经济学界的“80后”朋友,姓陈。小陈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原因无非两点:一方面,北京是中国的学术和政策中心,借助其地理优势,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此外,他太太是美国毕业的气象研究方面的博士,除了北京之外,能够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地方实在寥寥。

   小陈博士留在北京的原因正是当代城市经济学要说明的两个重要的道理:一方面,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途径,而这在个人层面最终将体现为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大规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工作岗位。

   小陈的故事还说明,在大城市发展对于已婚的专业人才是个优选。大城市的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会使大量专业人才倾向于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够找到好工作,那么,选择大城市就更有利。最新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就业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够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正是那些本来便有更多人才的大城市。像康奈尔这样的老牌大学近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挖人才的时候,很难给夫妇两人同时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原因就在于康奈尔的位置在所谓的“大农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大学的进步非常快,不能不说这是借了纽约的“地利”。

   有主张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官员批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只看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大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个批评站不住脚。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在讨论城市规模的决定时,从来都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城市的规模将由企业和个人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之后,理性选择生产和居住地的决策而定,而政府却并不知道什么是城市的最优规模。

   恰恰是政府和公众会忽视城市规模带来的各种好处,并且简单地将“城市病”与城市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然后由此得出应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含义。实际情况是,“城市病”容易被人们直接感受到,而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城市规模扩张的坏处就没有了,事实上,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讨论“城市病”的问题。我会告诉读者,“城市病”主要不是城市扩张本身带来的,而是取决于技术与管理。在本章,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好处。

  

   大城市的生机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的生活,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好比美国的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看四季变换和蚂蚁争斗,思考“我为何生活”这样的问题。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外桃源、瓦尔登湖,都只是个梦,我们不是那里的常住人口。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从本质上来讲,就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可能首先与性格44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比重也已经达到90%。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都市白领,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开会。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都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高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为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牺牲了某些维度上的生活质量,而获得了更接近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换个角度来看,为了大城市的生活,住更贵更小的房子,却节省了长途往返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而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一定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型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也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排挤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总之,房价就好比是获得便利性的“入场券”。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讯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而不一定要每天见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事实上的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在人力资源领域,面试是很重要的招聘途径,这不是打电话所能替代的。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当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戏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才比较方便进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体验。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候付的钱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价格,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购买那个“体验”。人越有钱越会购买“体验”,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永远不要忘记,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更多地出席化装舞会,更多地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网上聊天。一个人一天就24个小时,当在线的活动可以取代一部分线下活动时,节省出来的时间恰恰可以从事更多无法被网络取代的线下活动。这其中的道理,就和当初电话的产生并没有让大城市消亡一样。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钱,下班以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的课堂里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已达到了80%,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大都市人口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这样,既能满足在工作中需要的信息交流,也能满足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对于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要。人们往大城市搬迁的趋势恰恰说明,信息科技没有强大到取代面对面的需求,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取代。100年之后会不会变化?不知道。对于我和我的读者而言,100年之后的事,估计也没什么人感兴趣吧。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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