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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 ——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9-10-08 23:52:14
作者: 张伯伟  
1961年2月的文学共鸣问题论争,3月的《西厢记》作者论争,5月的古典小说创作方法论争、桐城派评价论争、《汉宫秋》评价论争,1962年1月的金圣叹评价论争,3月的曹雪芹生卒年论争,1963年1月的《陋轩诗》评价论争,1965年1月的《桃花扇》再评价论争,3月的“宫体诗”论争,6月的李伯元作品再评价论争、《兰亭序》论争,8月的《窦娥冤》再评价论争,1966年2月的辛弃疾评价论争,等等[14]。这些名目众多的论争“每以讨论为名,行批判之实”[15],即便是作者论争或生卒年论争这类较为客观的论题,也难免染上大批判文风。到了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水浒》评论、《红楼梦》评论或儒法斗争评论,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参考一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16],1975年以来的《水浒》评论连篇累牍,数量超过这一时段所有论文的1/4,但文学研究已经完全被绑架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几无学术之可言。

   然而主要倾向不是唯一倾向,在一片大合唱中,还是有微弱的不谐和音。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各篇当然写于此前,不过整理成书是在50年代初。先是1950年由广州岭南大学印成线装本,后来由上海文学古籍社在1955年出版。据陈寅恪自述,这部书以及后来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所用的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17],后者即有所暗喻。还有一部值得提出的著作,就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这部初版于1958年的宋诗选本,在其本人看来:“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可以“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18]。这样的书在出版当年就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批判是可想而知的,幸好1959年日本小川环树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美的书评,多少扭转了对此书的否定趋向。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此书又获再版,只是不得不删去了一些内容[19]。以上二书是那个时期罕见的流传至今还被不断重印的著作。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要向经济建设转移。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开始了拨乱反正,对影响深远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1980年7月11日,程千帆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要改变古典文学论文“请马、恩、列、斯、毛轮流发言作结论,有时再加上鲁迅和高尔基,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倾向;二是批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养成了一种不踏实的学风,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论点,材料的多少是次要的”[20]。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文风,以及研究人员中“空对空”式的虚浮夸诞学风。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实施,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以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也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众多老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一方面认真培养学术人才,另一方面,其积累多年的沉思翰藻也呈现于世(包括少量遗著),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声诗》《宋诗话考》《全金元词》等。经过解放思想运动,以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学者的著作也重新问世,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整个80年代,思想界异常活跃,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是“文化热年”。国门打开了,思想解放了,面对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人们的立场不一、态度不一、观点不一,但讨论、争辩甚至攻击的激情洋溢在知识群体之间。对“伤痕”文学的质疑,对朦胧诗的责难,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政治运动或“准”政治运动依然连续不断,只是与之前相比,规模和时间较为有限[21]。知识群体中一波热情兴起,遭到暂时的冷却,更高的热情接踵而来。从精神特质上来看,这与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术或非学术论争中,总是伴之以热血沸腾的状态具有连贯性,这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站在学术史的立场,我把这40年划归为同一个时代。

  

   二 走进一个更新的时代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巡视南方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中心思想是要继续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2]。中国经济随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一条东方的巨龙开始腾飞了。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从90年代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更新的时代。

   所谓“新”,就是与过去的不同,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学术成果,也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李泽厚曾对此做过一个概括:“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23]我们暂且搁置其中的倾向性,专注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看,是一语中的的,而这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学术史的内在理路与政治上的外力重击,国门大开后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诸多“合力”造就了90年代学术的新特征: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有其自身的目的,“为学术而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一个正面的表述。

   从研究群体来看,学位制度实施后培养的硕士、博士,此时在学术上开始成长成熟起来。他们大多经过较为严格的专业训练,造就了较为优良的学术素养,也拥有了比上一代更为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较其前辈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频繁的交流。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在整体上不仅远远超过此前的40年,就是放在现代学术的100年中看,也超过了此前70年的总和。

   我们不妨以钱锺书在1978年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不足所做的评论为参照,其意见可以归纳为3点[24]:第一点集中在文献上,包括缺乏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欠缺各种专题的文献目录和汇编,总集的整理也相当滞后。检阅90年代以来的学术业绩,文献整理是最为耀眼夺目的。其中新编的一代文献总集(有的还在继续编纂中),就是其鲜明标志,如《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清诗话全编》等。又有专题文献的汇编,如《中华大典·文学典》《历代文话》等。此外,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代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重要的总集、别集的校注(包括整理旧注和今人新注)已呈现系统。此外,像《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唐人轶事汇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分体断代的“中国文学史料学”等著作也纷纷问世。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使得汗牛充栋的文献通过关键字词的检索,转瞬之间便纷然胪列在目。大数据的出现,不仅简省了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并且有可能改变学术研究的面貌(当然也存在另外的问题)。

   第二点是还没有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文学史。然而90年代以来,各类文学史层出不穷,既有文学通史,也有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中,韵文有诗史、词史、散曲史;有散文史、辞赋史、骈文史;有小说史、戏曲史、文学批评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等,可谓琳琅满目,过去较少被注意的时段和文体(如明清诗文和辞赋)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中较为大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出版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6个分册。文学批评史方面,如复旦大学的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都堪称“比较详备”。由于文学史的大量出现,有关写作方法论的探讨也曾被作为学术会议的议题和学术著作的选题。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主义和非裔作家的兴起,对过去的文学史发起了挑战,认为那只是欧洲白人男性的文学史。他们纷纷发表众多火药味十足的宣言和挑战性强劲的论著,强调对以往文学经典的颠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25],所以在传统文学经典的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眼里,这些女性主义者和非洲中心论者等都属于“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成员[26]。这种思潮辗转传入中国,也引起对有关经典、选本和文学史“权力”等问题的关注,并激发了对女性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对女性作品的评判研究。

   第三点是对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知之甚少,钱锺书特别指出:“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最近的过去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出版物,以各种“汉学”为名的书刊,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层出不穷;或以国别为单位,既有“蔚为大观”者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汉学,也有“偏在一隅”者如以色列汉学,恰如“飞絮撩人花照眼”。各种研究丛书也纷纷出笼,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更有汉学家的个人专书系列,如韩南(Patrick Han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顾彬(Wolfgang Kubin)、冈村繁等人的著作。除此以外,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也得到重视,如德国学者顾彬等人的10卷本分体《中国文学史》、美国宇文所安、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梅维恒(Victor H. Mair)《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被迻译为中文。不止是这些硕学名流,甚至许多年轻新锐的研究论著,也未脱离中国学人的目光。新书甫一问世,立刻就会有人阅读介绍。这与程千帆在1979年10月12日致信叶嘉莹、周策纵,希望他们介绍近20年欧美汉学论著时的内外学术环境已有天壤之别[27]。由于交流的频密,海外汉学家热衷讨论的命题,也会在中国学者中引起连锁反应,并展开较为集中的讨论,比如早期抄本研究所带来的文本生成和传播等问题。

   以上三方面,固然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貌(其与80年代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我想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世界”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许有人会质疑,20世纪初对于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不成系统的引进,50年代初对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盛况空前的译介,难道不是一种“走向世界”吗?我的回答是:姿态上顶礼膜拜式的引进,在实践中只能沦为僵硬的教条,用征引语录的方法代替学者严肃思考后的结论,又如何能够做平等对话呢?50年代的情形大致如此,在当时“兄弟国家”朝鲜学者的论著中,回荡的也是同样的调子[28]。向前追溯,邓实在1904年描绘中国学界的普遍心理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29]这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间也非常流行,其作用可以奏效于一时,却难以结出学术硕果。此后在中国更有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说,以及固守传统的对抗论调,其结果则是“田巴鲁仲两无成”[30]。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真正面向国际化的努力。

首先是国际会议。不仅走出去,而且请进来。1990年11月21日至25日,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第一次)的大批学者,也有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学者,是第一次正式获准组成学术团队来大陆地区参加学术会议[31]。这众多的“第一次”,使这个会议在学术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1998年5月6日至8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大型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有来自中、日、韩、美、英、德、法、俄、捷克、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共300位学者参加,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文化的交流交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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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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