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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重思1900年使馆被围及义和团

更新时间:2019-10-08 08:07:17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65]这种心态从改革家郑观应的诗中也能看出来。在一首名为《拳匪》的诗里,郑观应一边痛惜“拳匪”“暴动国之耻”,一边斥责“俄德兵最凶,杀人如犬豕。奸淫复枪毙,妇孺全惨死。”[66]

  

   过去对义和团冲突的研究似乎过于关注,甚至脸谱化了一些极端仇外的人物如刚毅,毓贤,李秉衡等人的形象,立场和结局,而没有注意到相对温和理性,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盛宣怀,蔡钧,恽毓鼎等人的态度,也似乎没有注意到,即使在义和团完全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中仍然有基于事实坚持谴责教民“恃教欺凌干预词讼”,教士鱼肉百姓的例子。从上述这些事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来看,从来不同情义和团的人也并不等于就站在传教士一边。带有愚昧,迷信,狡黠等特点,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义和团的覆灭也并不等于解决了中外冲突的根本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看,西方人在使馆区的防卫方面由于其惯有的理性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相应的军事经验,而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其保全终究是因为清政府在政治博弈中真真假假,没有或不敢真正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西方传教士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法律特权,怀抱宗教狂热和一种今天的美国人自己也有所反省的“白人救主情结”(white savior complex),无孔不入地贸然深入到语言,文化都十分陌生和隔膜,自身的政权/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体系早已自成一体的中国乡村基层,强势地打破了中国乡村原有的文化和社会均衡状态。

  

   事实上,传教士中旨在传播新知识的人在都市里和与他们有相近价值观的中国士大夫交往,对中国习俗取包容态度,即采取耶稣会士自己总结的“利玛窦办法”(The Ricci Method),从事文化出版教育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制。即便如此,中国的改革精英如郑观应,在1899年1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致盛宣怀函中,也毫不怀疑传教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窃思(列强)欲夺中国地方,除通商传教外,尚有三策……”[67]

  

   在乡村,传教士建造教堂导致和中国固有的信仰—如玉皇大帝及其供奉庙宇,风水信仰和祭祖活动发生直接冲突,[68]激发非信徒对信徒“不敬神佛忘祖先”[69]的反感。这些康熙皇帝在1720年代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礼仪之争”在乡村基层全面卷土重来。冲突最终引爆了中国民间长期隐伏的迷信和暴力交织的“小传统”。

  

   中国乡村远比初来乍到的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想象的要复杂:不仅有主流的儒释道互补传统,还有各种民间信仰,魔法,妖术,气功,武术,传说,戏剧的混合,另有长达千年的民间信仰,秘密结社,教门会党和武装反抗结合的传统。[70]当代的批判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越来越不认为任何非西方的,前现代的民间社会“妖术”和“仪式”与基督教的“仪式”有本质的区别,而放在人类历史的语境中看,不论是“降神附体”还是惶恐不安中谣言四起,在不同社会中本都是屡见不鲜的情况。[71]“降神附体”还被认为是一种世界各地普遍的抗争策略。[72]

  

   不仅文化象征系统复杂含混,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存领地和传统生活方式和权益受到侵害,正义被颠覆,加上天灾的打击,一部分中国农民会用看似非理性和反现代的方式来拼死抗争,而不是像自命不凡而又带点天真的传教士们想象的那样乖乖地等待他们来拯救“灵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还明确地指出了传教士的政治性——当传教士发现他们把在中国传教的区域变成一个更广大的精神产品销售市场的努力并不成功之后,沮丧驱使他们成为带头呼吁西方武力介入以迫使中国更加开放的人。[73]

  

   正如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就包含了非常强烈的现世取向——在它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后,这一取向得到了加强。”[74]霍布斯邦(Eric Hobsbaum)在谈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劳工斗争时则认为,感到无望的人们的骚乱行为——包括毁坏机器,店铺,和富人的房屋等——有很长的历史,其本质是群体施压和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而非真正仇视机器。[75]

  

   以改造信仰世界为终极目的的基督宗教强势介入对中国基层的法律实施体系和地方官的传统权威造成了挑战。[76]这种介入还促使中国人之间被视为背弃传统的“教民”和“拳民”的分化和对峙。[77]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在东交民巷的防卫中,公使们和使馆卫队同样极大地依赖中国教民的协助来对付进攻的中国军队和“拳民。”使馆区被围期间和之后,英美官员和传教士都表达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教民的夸奖和“感谢”,但其本质是基于自己从中国人同胞自相残杀的民族悲剧中受益。从中国人的角度回看,这种“夸奖”无疑是苦涩的。直到1929年1月,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才公开宣布天主教徒接受中国法律管理。[78]

  

   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种西方教士和教堂骤然向中国乡村嵌入的传播方式,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本土道教长时间的义理磨合,中国僧人自行西向求法再回归,演说文辞的精益求精,佛教最终在中国王室,士大夫,普通民众三个阶层获得普遍接纳相比,可以说是仓促,粗糙,霸道的。[79]

  

   作为个体的传教士本人也常常充满挫败感。笔者在阅读在一位在山西汾州府传教和遇难的美国传教士夫人(全家都在毓贤1899年杀害的那一批人中)日记的时候注意到几点:1,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完全是凌驾于一般中国人之上。他们雇佣当地中国人作佣人,一个做饭洗碗,一个打扫,洗衣服,并把这些男仆以美国白人称呼黑奴的方式叫做“boy”;2,传教士炫耀自己付的工钱比中国雇主多,所以佣人乐于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他们作为洋人在中国所受的伺候远远好于中国人“有时”在美国受到的待遇(“They treated us much better than Chinamen are sometimes treated in America”);3,他们被他们眼中中国乡村的贫困和无望震撼,也多多少少对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产生负疚感,但同时深感无能为力,认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中国人成为基督徒(“…only to tell them to become Christians.”);4, 高高在上,自成一体的传教士生活(“self-imposed isolation”)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不少传教士的精神危机。有的传教士自杀,有的精神分裂,有的陷入严重抑郁。[80]

  

再观“义和团”


   史华慈的研究早就注意到了为避义和团之祸而从北京逃到上海的严复对待义和团的矛盾态度。严复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丢失了《群己权界论》译稿,到上海又担任了“中国国会”副会长,提到义和团自然是严厉斥责其迷信和无知,然而却也不否认义和团是爱国者。[81]即便是1900年“中国国会”的会长,留美归国的容闳在自己的英文回忆录中,对天主教传教活动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也绝无好感:“只要是熟悉罗马天主教的的人,无不对罗马教会在中国的不合情理的装腔作势和大权独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而,容闳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上丁日昌书中就已经建议:“禁止任何宗教教派或团体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对其信众行使任何形式的司法权。”[82]

  

   作为半个当事者的维新派梁启超并没有一味蔑视义和团。在1901年年末完成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已经公正地指出:“(义和团)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83]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既承认民众有长期潜伏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但也同时指出:“……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激愤。”[84]

  

   义和团引发的思考在革命者陈天华那里又进了一层。陈天华在1903年撰写的《警世钟》中把义和团全无宗旨的乱杀乱烧,一哄而散称为“野蛮排外”,进而提出了“文明排外”这个全新的概念。在陈天华看来,防抗外来压迫有道义正当性,但实际行为中的怨恨和报复将使被压迫者失去正义的立场。陈天华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遵循同一套规范,即国际法(清末所称的“万国公法”),而这样的反抗才是正当的“合法排外”。所谓“合法排外”,其内涵就是保护教士和教堂,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掠夺。[85]

  

   到1924年,一度激烈反传统,相信排外即野蛮的陈独秀也认识到,义和团的缺陷其实在所有落后的农业社会里都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是反抗列强的压迫。[86]

  

   有趣的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第十七年,即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来到中国招募华工,竟然又锁定了1900年最不安分的山东和直隶,在被招募的华工中,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纯朴老实,任劳任怨”的中国北方青年农民。一位陪伴这些华工从北美大陆到达欧洲的军官说,这些华工是他所见到的“最守规矩,最优秀的一群人。”尽管承受着当地英国人的歧视和一些英军士兵的恶意欺凌,这些华工仍然善待他们。一当有机会听到来自祖国的人发表演讲,华工们就“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演讲人。”[87]

  

结语


   在二十世纪中国,“义和团”早已成了一个兼具正负面意义的政治隐喻符号,对有的论者来说,“义和团”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天然有“排外”基因。其愚昧,落后,暴力,其实早已经像英谚所说的“死马”(dead horse)一样被批臭,但是,义和团的愚昧并不能掩盖中国自《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建立教堂后到19世纪末共爆发四百余起教案的事实,也不能阻止进一步探讨民教冲突的根源。其实,与其说中国人“排外”,不如说“恐洋”,而在中国文化中,“忍”才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88]台湾历史学家戴玄之在《义和团研究》中的评价是公允的——“中国人民向来是四海一家,对外人和平相处,非等遭受到不能忍受的迫害时,是不会揭竿而起,一致对外的。”[89]

  

   的确,无法想象仅仅过了十几年时间,在基层社会并没有因为1911年的政治革命而发生根本改变,民众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曾经拳民遍地,迷信和暴力并进的这片土地就痛改前非,产生了一群“强壮,健康”,“吃苦耐劳,心灵手巧”[90]的良民去欧洲做一战华工。只能说,这些得到一大堆誉美之词的“华工”和被污名化的“拳民”未尝不是,或许从来都是,同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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