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伍国:重思1900年使馆被围及义和团

更新时间:2019-10-08 08:07:17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34]当日的使馆区内西人也有察觉:“(清军炮击)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联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35]各路权臣也一直在为顶层缓颊,反复宣称围攻使馆并非太后本意。

  

   荣禄的“假打”实为对危机进行理性处理,以备日后慈禧回旋的结果。盛宣怀曾在6月16日致函荣禄,请求尽快剿灭义和团,因为“若官兵不剿,而洋兵剿之,生灵涂炭,玉石俱焚,是爱之实害之也。”可见盛宣怀已经预见到列强的报复将是毁灭性的。另外,盛宣怀还在信中敦促荣禄有所作为,放弃“明哲保身,隐忍不言”的态度。[36]荣禄则有一封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表明了其考量:“……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占,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37]戴玄之认为,董福祥并不受荣禄节制,而荣禄历来主张剿灭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处置是不仅合理而且有功的:“然则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禄)有力焉。”

  

   清廷一方面不下令撤军,一方面不时表示对使馆的照顾之意。按伯希和的记录,6月6日清廷发布上谕“由庆亲王负责消灭义和团”,12日慈禧又派徐用仪来使馆区安抚外交官;6月25日,使馆区的看到了禁止朝廷军队向欧洲人开枪,并保护他们的告示。按恽毓鼎的说法,6月17日大沽炮台失陷后,朝廷已有讲和之意,22日下诏保护教堂教士。此时,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从最初的相信其法力悄然转向怀疑和厌恶了。[38]6月29日,清廷令其驻外使节向相关国家政府表达了如下意思:局势已经失控,由于拳民和外国人太靠近,担心镇压反会更危及使团安全;清廷绝无和各国开衅之意图,将命令有关将领继续保护使馆;将相机惩办拳匪。[39]

  

   在炮击正酣的7月22日,刚毅致函答复请求尽快撤使馆之围的盛宣怀,声称“保使一事,早经言过。停战一事,弟不能言,言亦不行也。”[40]这暗示,刚毅并不反对保全公使性命,也似乎向慈禧转达过这一意思,但停战的命令只能来自慈禧。与此同时,清廷对外一直摆出一副局势一时失控,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不影响中外交往的负责姿态。7月27日这天,清廷发布上谕:“各国使臣平安无恙,并给蔬果食物,以示体恤。”[41]

  

   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从无一套系统,明确的方针,常以一时一事而变换,甚至有时自相矛盾……其意欲利用拳会的倾向日趋明显。”[42]事实上,义和团并不会知道,在清廷从5月29日到6月26日颁发的一系列上谕和对奏章的答复中,从来都把他们称为作乱的暴民和会匪,应该被尽速剿灭。[43]

  

   盛宣怀则猜测,义和团力攻使馆本身也是刻意为之,“必欲逼朝廷与各国结不解之仇”。从盛宣怀对义和团动机的揣测来看,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形—即义和团内有人有意识地激化清廷和列强的矛盾,口头说“扶清灭洋”,实则让清洋互斗,一箭双雕。义和团领导人之一赵三多甚至亲口说过:“将洋鬼撵跑,清朝就自倒”。[44]从这个逻辑看慈禧和荣禄在围困使馆区期间的两手策略,也未尝不是为了避免上义和团组织者给他们下的套——中国的民间起义向来就不缺少“聪明,投机”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45]

  

   在1900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中,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出清廷面临两难处境:不镇压义和团,则外交使团威胁要采取行动,如镇压,则义和团可能转而对抗朝廷。在赫德6月10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他作了危机终将结束的大胆预言:“……这一切不过是‘中国风格’(此词用法文Chinoiserie),很可能像闹剧一样收场,又像悲剧一样震惊世界—历史还从未记录过一整个外交使团的覆灭!”[46]直到7月1日,被困的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仍在众人面前宣布:“中国政府绝对不敢冒险与列强开战!”[47]

  

“东南互保”之外

  

   在南方,张之洞等人在1900年夏天的运作并不限于旨在置身事外的“东南互保”。在使馆之围正式开始的6月20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6月24日,盛再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呼吁“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48]克林德被杀后的6月25日,张之洞积极联合南方督抚联名致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停战候议。张之洞的态度并不是真的和列强交好,只是在时势面前,不得不承认和各国同时开战,“激众怒”,是不明智也极为危险的的。[49]

  

   日本外交官曾寄望李鸿章和张之洞商请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北上解救各国公使。李鸿章的提议被袁世凯婉拒,张之洞也认为京外驻兵不宜进京救使,应由朝中权臣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出面。[50]6月26日,东南互保协议达成,翌日,各国驻上海领事联名致书上海道余联沅表达欣慰之情。

  

   7月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税务司(赫德)转达英国领事意见,如果“张(之洞)刘(坤一)二宫能正拳匪之乱,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显然,英国人希望郑孝胥作说客,利诱张之洞出面平乱,但按郑孝胥的说法,张之洞“终畏葸不决而罢”。[51]表面上看,义和团运动的初起和后来清军屠杀外交人员的行为中,英国都不是直接当事国,但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00年,在中国经营的672家洋行中,英资洋行就占了一半以上。[52]英日似乎都有怂恿他们属意的实权派趁乱扩权的意图。

  

   关注北京局势的张之洞当然并不知道使馆区内的洋人已经决心坚守到底。他在7月2日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表示对克林德之死的痛惜,并好心地提出,如果外国使节有离京赴沪者,盛宣怀应派员挽留,馈问,邀请他们去南京暂住,如不去南京,则暂住上海。张之洞希望盛宣怀告知外方,危机并非出于“圣意”。[53]刘坤一则在7月3日重申“弹压地方,保护洋人,绝无变易。”[54]

  

   盛宣怀7月13日从上海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电报中指出,列强其实并未怪罪西太后,只是希望中国自行平乱。盛宣怀主张把甘军调走,以聂士成军护卫使馆区,“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袁世凯)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55]这说明,由反对义和团的清军将领出面直接解东交民巷之围,在盛宣怀眼里也是一种可能的决策,而列强也一度不清楚慈禧的真实态度和作用。


另一股势力

  

   在纷乱躁动的1900年,6月26日后东南互保已成,而使馆之围未破,七八月间另一股势力又借机崛起:7月26日和29日,“中国国会”分别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盛宣怀的下属和挚友郑观应担任干事,因义和团之乱而南下避难的严复则为副会长。[56]在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的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起草的《中国国会宣言》已经俨然以未来的新政府自居。[57]维新义士唐才常未经中国国会领导层批准,将汉口的激进组织“自立会”作为“中国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中国国会”的武装力量,并在8月2日开始使用国会名义发布自立军文件。[58]

  

   8月21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22日被处决。盛宣怀把唐才常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名义发起草的“勤王讨贼檄文”冠以“伪檄文”之名,收录在私人文档中。该檄文可能是预备于阴历八月发布,因此开篇为“光绪庚子八月”。文中点名直斥那拉氏,载漪,荣禄,刚毅“叛弃天常,灭绝人纲,以致外侮频仍,山河破碎,不可收拾”,并历数了慈禧自谋害慈安,挪用公款建颐和园,幽禁光绪,杀变法六君子,纵容甘军暴行,表彰义和团邪术,割地,西逃等十三大罪。在自立军的十四条宗旨中,其中两项稍和东南一带政军大佬此前的主张一致,即由自立军“急派重兵剿平北方义和团匪”以及“保护洋人性命,财产不受匪徒扰害”,但唐才常痛骂张之洞“貌抗朝旨,阴助权奸”。[59]

  

1900年后:基层民教冲突并未终结


   中国精英层从庚子拳乱中很快总结了教训。时人观察到:“庚子乱后,国内咸以兴学育才为救国急务。”[60]这说明,知识界把1900年的危机归结为国民愚昧,并加强了进行启蒙教育的紧迫感。

  

   正如被郑观应称为“中兴伟人”的盛宣怀所预言的,清廷放纵非理性暴力的结果是列强8月中旬占领北京后的疯狂报复。当尘埃落定,盛宣怀在1900年9月13日向刘坤一发出了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向来把“拳民”视为“乌合之众”,主张剿灭的盛宣怀把“中外失和”最终仍归结于“民教起衅”,直指此前“各省教士,偏袒教民,干预民事,以致种毒愈积愈深”。他指出,“闻各国之不奉教者,亦知其教之有害于中国也”。这种观点似乎是赞同和转述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看法。事实上,民教冲突远不限于北方:“在四川的不少地方,教会很深地卷入到当地经济纷争中。当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产生争执,后者常常从教会寻求帮助,而教会通常站在自己的信徒一边,袒护他们。”[61]

  

   盛宣怀致刘坤一信中附蔡钧草拟的中国自办英文报纸影响舆论的建议。在两份建议中,蔡钧都提及“民教不和”,认为“传教之足以酿成大祸,虽西人亦著有先见之论”,以及“此次北方肇衅,实由于民教不和,积愤而起,而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逞其一面之词,群起相责”。[62]蔡钧注意到,民教冲突本来是双方的责任,有其社会会根源,但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却处于劣势。

  

   此前的8月4日,盛宣怀收到浙江地方官电报,同样指出“民教积不相能,滋事在一时,结怨实在平日。”他们请求以办理中外交涉闻名的盛宣怀告知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国领事,要求“各教士明谕教民,安分传教,毋再有恃教欺凌干预词讼之事。”[63]事实上,清政府在整个1890年代一直奉行的是在“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口号下偏袒教士和教民的政策。[64]

  

又过了几年,作为义和团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晚清民教冲突仍然没有因为大规模暴力的终结而告终。恽毓鼎在关于1906年的一起南昌教案的奏折中呼吁:“平民聚众闹事,其不辨是非,波及英国,固难逃倡乱之诛,然百姓坐视父母官为教士凶杀,而漠然无动于衷,安得为国民?”他指出,“该神甫胆敢诱杀县官,其平日鱼肉华民不言可见。”奏折最后一句话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对温和中立的士大夫在民教冲突中的普遍态度和矛盾心态:“臣既愤法人之横,又恨愚民无知,逞一时之忿,上累朝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48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