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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陈寅恪的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

更新时间:2019-10-07 23:53:53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持此议者交语。还有一次梦中竟狂呼“杀日本人”。寅恪先生1937年9月参与料理父丧,在丧仪问题上他主张不要请僧道斋醮,而隆恪及诸弟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尽情礼,只好等寅恪携家眷随北大、清华等院校南迁之后,再行斋醮。

   先生二兄隆恪字彦和,亦尝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能诗,有《同照阁诗抄》传世。就婚江西喻兆藩(散原老人同年进士,长于诗)家。1952年开始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55年底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次年,妻喻婉芬亦逝。有女小从,亦能诗。弟方恪、字彦通,登恪、字彦上,一为目录学家,尝任职南京图书馆,一为讲授中外文学的教授,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两人都能诗,方恪有遗著《适履集》,登恪亦有未刊诗稿一册。师曾次子陈封怀,著名植物学家,曾留学英国,庐山植物园、南京植物园、武汉植物园,俱为其所创建,论者有“中国植物园之父”之称。陈氏家学惠及到每一个子弟。正如吴宓先生所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寅恪先生的性格,特立不肯随俗,即使是丧仪是否请僧道斋醮这样的问题,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看来散原老人的丧礼没有全部完成,先生就离京南下了。他一路饱尝流离颠沛之苦,至年底始到达香港,第二年春节过後才返抵云南蒙自,任教新成立的战时西南联合大学(後迁昆明)。由于旅途劳顿惊吓,唐晓莹先生心脏病发作,滞留香港,没有与先有同返云南。

   1939年春天,先生接到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欲特聘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史学家陈衡哲女士说:“欧洲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麽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谈陈寅恪》页63 )先生本来已决定应聘,且已于暑假抵香港,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秋天开学,先生又返回昆明上课。

   第二年暑假再次赴港,英国既难成行,为照顾家人,便答允就聘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就是在港期间完稿。另一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完成于此时。此隋、唐两“论稿”,意在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体现他所主张的社会制度是文化思想依托物的思想。在种族与文化问题上,他标举孔子“有教无类”之义,特别强调文化高于种族。太平洋战争爆发,踞港日人知先生在学术文化界享有威望,强付40万日元请先生筹办东方文化学院,先生坚拒不受。旋于1942年5月携眷属返回内地,经广州,抵桂林,临时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这时,燕京大学内迁成都,先生应邀前往,旅途一家都病,到达已是1943年年底了。

   先生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期间,生活虽艰苦,教学固一丝不苟,研究与写作也亦未尝稍懈。《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香山琵琶引笺证》等十一篇论著,都作于成都,而且集中在1944年一年写成。据先生长女流求回忆:“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当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父亲用他唯一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而到 1944年12月,先生唯一的左眼也失明了。从此自己再不能看书,只能听读。

   1945年旧历5月17日,先生自寿五十六岁生日,写有三绝句,其一为:“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令人不忍卒读。尽管如此,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先生仍然禁不住喜悦之情,有诗写道:“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但接下去情绪一转:“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本年秋天,先生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曾赴伦敦医治眼疾,手术无效,于1946年春天经纽约回国,先在南京作短暂停留(先生家眷此时已从成都搬到南京居住),然后北归,到重新复校的清华大学继续任教。

  

   五、晚年心事

  

   不过先生并没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国解放,但也没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广州停留下来,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後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人世,在岭南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个春秋。开始,他对新世局也许抱有希望,否则他不会留下来。但没过多久,失望情绪占据了他整个身心。1942年先生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过一段极为深情的话:

   百年以来,洞庭横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後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饥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废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30至231 )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达的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憧憬,虽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杨树达先生,更关乎自己素所追寻的梦想。可惜他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

   基于先生的学术声望,学校主事者及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首脑,对先生是礼遇的,关怀生活起居有时甚至细而入微。1954年国务院尝派人赴广州动员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开始先生不是没有就意,对助手黄萱说:“我们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去。”但後来决定不就。表面理由是贪恋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实则当有更深层的原因。笔者今日思之,1954年已经是新政权成立五年之后了,这时才想到迎请先生,在时间上未免太迟了些。况且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实难让人格未泯的知识份子接受。上引给杨树达先生写的这篇序言,曾被有关方面指为“立场观点有问题”(参见《杨树达文集》之十七页3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期,先生的学术思想亦遭公开批判,致使不能再登讲堂。“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桔黄蕉斗岁新”、“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1950至1966年所写诗计二百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满了困惑、忧伤与惋叹。有人说,所以然者是由于双目失明势必引起精神烦扰所致,应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以解释。窃以为不尽如是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说得明白,如果是“晴朗和平之宙合”,国家肯于尊礼神州大儒,即使“白发者”,也会视做“国老之象征”,那末目盲者,自不会为不和谐的文化氛围而忧戚。

   尽管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仍结出丰硕的果实。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整理完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线装印行,後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写成《论韩愈》一文,这是先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接着,就是有名的《论再生缘》的写作。最后则有三卷本、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的撰写,穷1954至1963前后十年之功,终于在目盲体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为明末一代奇女子立传的明清文化痛史。书成之后,先生有诗感赋,其题曰“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丑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961年写给吴雨僧的诗里,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 ”句。读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把他晚年呕心沥血的两大著述,当作等闲的消遣之作。实际上,《论再生缘》的写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的总结,最能见出他的学术精神。如果说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别传》则是借传修史。

  

   六、文化丰碑

  

   1929年,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所立的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写出一段极不寻常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些话,既是为王国维立铭,也是为寅恪先生自己立铭。《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中心题旨,就是冀图“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这两部著作先生生前未能出版。1962年初春,陶铸陪同胡乔木看望先生,谈及著作迟迟不能出版问题,先生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回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自1952至1966年,黄萱女士出任先生助手,许多论著都是经先生口授,由黄萱女士笔录而成。1962年7月,先生右腿骨在入浴时跌断,经住院治疗,仍未痊愈,以致只能半卧,不能立行。从此盲目而复膑足。一年前吴宓自四川来广州探望老友,在日记中记下先生的形象:“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目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待到右腿跌断,“以杖缓步”或“搀扶而行”,也不能够了。不久文革发生,先生遭迫害,致使心脏病加重,于1969年10月7日清晨病逝于广州中山大学自宅,终年八十岁。一个月以后,即1969年11月21日,与先生四十年甘苦与共的唐晓莹先生也撒手尘寰。两年前先生尝预撰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先生无子。女三:长女流求,医务工作者,在成都医院工作;次女小彭,学农艺,定居香港;三女美延,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经蒋天枢教授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先生之逝已十一个年头了。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文集》十三种,为迄今最完整的版本,此距先生之逝,更过去了三十有二年。而1964年先生所作之《赠蒋秉南序》写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又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文化之于先生,既是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终极关怀。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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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凰网国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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