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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更新时间:2019-10-06 00:29:33
作者: 胡潇  
能帮助我们发现空间正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之维的规定性。

   空间生产和利用的正义性,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土地、空间一般的自然—社会属性和具体开发的经济性、实用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张力及人们的正确处理。马克思用其与前述思想方法大致同格的逻辑揭示了其中奥秘:“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32)很明显,那对于一切人类所有生命活动正当需要给予满足的,当然是自然、空间资源的普遍价值及其无差别实现的可能性,是其自然—社会的一般属性。而基于具体的经济、实用目的对空间的开发利用,则是空间的特殊形塑及其价值的各别化实现。马克思的意见,原则地揭示了空间价值属性的一般与人们的具体价值诉求和具体利用方式的特殊,进而空间价值的普遍性与其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之辩证关系,为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解释给出了又一叙事逻辑。

   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生存的空间在其总体性上是混沌一体的。每一群体聚落之区虽有分隔,但在阳光、空气、雾雨、温度、土地、水流等要素的宏观分布或运行方面是不可完全隔断的。人类同在一个太阳下、一个地球上,受到宇宙天体宏观运动和地球物理、化学乃至生物运动的同样作用。类似于大气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两极冰山消融,空气污染,生态败坏等事件,从来是跨洲跨洋的全球性事件,某一局域的人难以独善其身。这些由人类各别的生命活动引发的空间负效应,不管其制造者来自何方,往往会弥散全球,殃及全人类。如此,就发生了一种空间生产的非正义事实,即败坏空间、环境质量而异常索利的生产行为是各别的,而其灾祸的承受则是普遍的,造成了少数人的谋利遗害让多数人甚至全人类埋单的不正义事实。与之相联,地球空间的原生自然,虽然在资源、气候等因素的地理分布上不完全均衡,但它们给了人类选择和重建的均等机会和可能性。从空间自然因素向人类生成、为人类服务的天然可能性而言,空间具有一种原初的公平性、正义性。这一天然正义是总体性的,在满足人们特殊的空间生产和利益诉求过程中,同时也庄严地给人类提出了维护生态平衡和空间正义的普遍性要求与价值原则。不管何种民族、哪个群体,都有义务维系地球这一人类家园的整体安全和永续发展。空间生产的一切行为,虽然利益特殊、目标各异、路径相左、方法不同、结果难料,但不能给他者、他域制造灾难或遗害,这是空间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空间原初的自然正义之一般性,对空间生产具体正义之特殊性的社会规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认真履行着这方面的大国责任,于2016年4月22日和西方诸多发达国家签署了需要我们作出多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全球大气治理的《巴黎协定》,推动了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公正合理地治理全球空气污染中的合作共赢,共有175个国家签约参与此项全人类统一的空间实践。这一伟大合作、伟大工程,相对于治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严重大气污染,它属于治理空间生产消极后果的“纠正正义”;而相对于继续展开的空间生产而言,它属于空间的“生产正义”。后者强调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改变严重污染空气、环境的野蛮生产方法,按照空间生产后果只能由全球居民统一行动来解决的方式和要求,严加协同治理。其中,虽然发达国家在污染空间—大气—环境方面,累积的破坏性后果更多,理应担负更大责任,但其经济体量大,依经济体量按比例承担治理责任,多少体现了一种空间治理的公平与正义。它们是以经济规模并存的横向比量关系,对应于历时性污染后果的治理与应负责任的纵向比量关系;是以新的空间生产正义对污染的历史性后果之纠正正义的对接,执行对历史责任的现实追诉。这一过程,既是社会生活总体空间对局域空间之规定性的实践表达,也是局域空间实践对社会生活总体空间系统的作用整合,同时还是历时性空间生产正义和共时性空间生产正义的融汇,体现了空间正义之部分与整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辩证统一。

   (二)空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决定正义空间是整统性与区隔性的一致

   从物质运动形式的自然秩序而言,空间是一个无限的三维连续体,各具体的空间域无法与域外空间隔绝。而就具体的物质存在尤其是人类栖居其中的生存空间而言,空间是由具体物质运动、人类的具体行为建构的,它有丰富的具体性、场域性、间隔性。人类的生存空间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连续性表现为空间生产动态的整体集合,其行为与后果既不能自外于地球,又不能相互隔离、彼此外在、永恒固定。间断性表现为空间的区划、生产与栖居的特质,是空间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实践表达。这两者具有内在的辩证机制:连续性是间断性的整合与超越,间断性是连续性的“分殊”和具体化。据此,空间正义要求处理好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整统性与区隔性的实践关系。

   对此,福柯给出了颇有深见的解释,他认为人们生活在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分的由各类具体场所联结而成的空间集合体中:“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关系的总体,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消除、不可公约的。”(33)社会生活空间总体,对局部空间有一种统摄与整合机制,它成为局部空间的异中之同,分中之统。但人类的生存空间是动态的,不仅空间要素本身具有一种局部和总体不可阻隔的融通性、穿越性和互渗性,而且人类生存本身也是在不同空间中持续转移的、换位的,活动空间充满着形态、质量、规模、秩序方面的变量。人生一世作为空间事物,是移动和静止的统一。在移动中人们给不同栖居空间以作用,并接受它们的空间规定性。在相对静止的定居点、社区、寓所中,人们依照自身的角色、地位、权益、空间生产能力和特质筑造并享用有主体特色的空间,绘出一幅幅不同于周边环境的空间景观,为社会生活空间的多样性施以浓墨重彩。后者构成具有个性色彩的无数“异质空间”,它们体现了生存空间及其筑造行为的具体性,既是对意象朦胧的一般性空间的形塑与“分殊”,又是具体栖居行为的空间显形和定格。各类栖居场所的人们,将自身个性释放出来,加以物化与形塑,安置各种事物,敷施异样的色彩,形成不同空间格局、秩序和景观。但各个具体场所又彼此联系、相互映衬、广泛渗透。如此,形成空间的整体性与区隔性的辩证机制。整体空间广袤、辽远、深邃、无涯,对于各具体聚落空间之个性化色彩具有稀释、模糊、融汇与统摄作用;而栖居空间之具体形态、环境特色、物用构成和景观个性等,则使“色空”合一,形成空间不可还原为太虚境界的实在性、不可叠合的相对独立性。栖居空间的连续性、总体性、共性,既是自然空间见之于物理、生物等方面属性的存在论基底,又作为其被生产、被形塑的一般社会化凝集,成为空间聚落化、局域化、间距化、差异化的实践性支托。各类具体的空间生产和空间享用,是与社会主体的生活需求以及求真、向善、审美、崇圣等价值的个性化确认相联系的。对此内容的关注和意义确认,在空间正义范式内,只能依据人类群落的多元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空间生产和享用的区位性、适宜性,与人类生存空间之自然形态、属性及其可开发的多样性,以及环境的共享性、可重构性之互联互动机制而定。因而它们生成并表征着更多趋向主体个别性、自我选择性和能动建构性的存在,其空间特质闪耀着个体主义在空间生产和消费方面的正义观与自由度。空间正义内容应当在社会的空间生产及其形成的空间格局上得到体现。这一空间正义的具体实现,是由空间生产者的社会品格、本质力量、内外需求等各别的主体性,与空间资源的具体配置、空间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塑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相互结合、彼此创生的过程与结果。其中的空间正义是一种“两歧性”的存在。其个性化特质,对于相互区别的社会群体、个体之空间栖居诉求的实现而言,它们具有合情、合欲、合用以及诸方面合理、合法的正义性,是不同主体所在、所愿、所需、所是的空间确证。但相对于在空间质量、规格、秩序等方面由此带来的巨大差异而言,相对于空间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甚至上升到了阶层冲突、阶级对立的空间格局而言,它们又具有空间的非正义性。它们不仅破坏了人类生存空间连续性所要求的空间整合与区域和谐,而且其中还存在着空间生产权的以大欺小,空间占有的以强凌弱,空间享用的以富压贫,空间权利和责任的极不对称等不合理、不合情乃至不合法的社会弊病与负面效应。

   苏贾认为,空间资源“分布不平等是空间差异加剧过程中最明显的结果,这些结果通常产生于众多并常常对立的角色所作的大量个性化决定。在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化伊始,城市地理就是这样被塑造的,多数都是为了使富裕阶层和权贵阶层获利。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信奉城市生态学模式的曼彻斯特和芝加哥学派而言,工业资本主义城市更倾向于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发展”。(34)而且,空间生产和资源享用的不平等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在空间生产和资源分配、享用之社会经济秩序失衡、市场治理失控的情况下,可以引出空间权利和责任、义务的异常错位,以致发生空间支付与获得严重倒挂、责权利不一致的非正义现象。其中的悖论是:空间权利按资配置,富豪者超强的空间生产能力会让空间设计朝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竞争者的向度倾斜;由这类社会强势者的空间投资赢利和超常空间消费派生出来的空间责任,如废气排放、污水净化、环境治理的经济份额则往往按人分配。空间生产和享用的权益单向度地朝资本强势者聚集;而空间生产义务及空间享用的负效应担责却多向度地朝全社会扩散,让广大非受益者一并承担,形成空间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非正义事实。此类空间权益格局背离了向“最不利者”倾斜的正义原则,形成向“最有利者”集中的非正义性。

   (三)正确处理空间形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关系是空间正义的客观要求

   空间的正义和非正义不是彼此隔绝的现象,往往相互交织。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的建立。”(35)空间生产及其资源投放的市场化配置、资本化运作,各局部空间主体对特殊利益、超额投资回报的追逐,让空间生产势成零和博弈,统一的空间分割成许多用途特殊、格局各异、品质对立、景观冲突的碎片,斑斑点点、嶙峋突兀,场所、区域和谐的毗邻关系变得紧张。这些都对蕴含社会共有价值的总体空间形成肢解、反叛乃至对抗,造成空间秩序建构和关系处理中的诸多非正义性。但各个局部空间生产的角力,不是均衡的,那些空间资本投放的密集区会成为旋流中心,对周围空间生产要素产生龙卷风式的席卷、吞噬作用,快速而大规模地稀释其资源,造成中心压制边缘的空间非正义或非正义空间。因此,在空间生产要素和可享资源、权益的市场化配置中,等价交换一类的市场正义本身就蕴含着某些社会的非正义因素或内容。空间生产和资源享有的经济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必然存在某些不一致、非同构现象,需要用后者领引、规范和纠正前者自发产生的某些消极作用,它成为实现空间正义的深层内容。这是理解和叙述空间正义不可忽略的辩证逻辑。

   当然,在认真关注空间生产、空间形塑及其权益追求与享用的主体差异性,给空间的总体性、统一性带来矛盾和损伤等一类非正义作用的时候,我们也须清醒意识到,维系空间适度的差异性,防止空间生产中机械性的简单复制,也是空间正义本身的应有之义。这在大规模城市化的今天,在工业化方式仍然支配着空间生产的今天,尤其值得重视。当年马克思就曾深刻揭示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对土地开发、空间筑造的地租利润追求与房屋建筑机械化复制的病态统一:“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大规模生产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36)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地产权资本化主导的空间生产机械性复制,挤压空间栖居多样性方面的人权,所造成的空间非正义。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工厂式模型化建筑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建筑机械大型化、流水线作业技术支持下有了加重趋势。在城市空间的工业化生产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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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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