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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更新时间:2019-10-06 00:29:33
作者: 胡潇  
这是空间人权的自然基石。相对于自然,人作为大地之子生而平等,应当同样地享有生存、栖居所需的土地、阳光、空气、水源以及其他空间要素,大自然慷慨施予也为人类平等享有它们提供了可能的物质条件。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天然的空间资源之平等享有的可能性,必须借助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对空间资源实施以人为本的配置方可实现。空间人权要求栖居之所的筑造以及生产与生活所需之最基本的空间资源分配,首先应当满足社会成员生存、栖居和发展的人权需求,而不是为了投资、投机和谋利。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房地产等空间要素的产权化、资本化,则作为经济变量对空间人权得以实现的自然可能性产生否定作用,成为侵害空间人权从而导致空间非正义的主要致因。它们使社会中部分有产者按照资本的持有量和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来分配、占有空间资源,必然地解构人类各成员在空间方面的天然平等关系。人的正当栖居要求被扭曲:有钱人的空间占有欲极端膨胀并得到奢侈性满足;而贫穷者生命活动的正常需求却被严重压抑而得不到基本保障。人的发展空间条件也以金钱、资本拥有量为配置标准,扼杀了大批经济支付力不足的社会主体之发展要求与潜力。至于人们在生活空间中的文化多样性、道德理想、人格彰显的个性化诉求,在冰冷、残酷的金钱、资本运动面前更无从实现。空间人权遭遇空间要素产权的资本化压制,丧失了现实性,成为牺牲品。这是通过空间的工业化生产、资本化运作而派生出来的一切空间非正义性的总根源和集中表现。

   当然,马克思在强调空间资源之产权必须为人权提供保障,借以实现空间正义时,并没有陷入正义论的乌托邦。他深知,一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8)人权亦复如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的增殖贪婪与生产社会化、人权普遍性的固有矛盾,使由人权确认的自由、平等不断地与其内容相分离、与其本质相对立,以致人的生存、发展之自由、平等权利仅仅局限于市场交易原则形式上的表达,蜕变为维护私有财产和资本运作的权利。马克思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19)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20)实际上这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是以形式上的平等遮蔽和偷换事实上的不平等。基于这样的虚伪性人权,其平等和自由的空间演绎,即是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21)所有这些冲突无不表现为一系列口头人权与空间要素实际产权的逆反:当人权被认为是理性的,它却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当它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表达,它却实实在在地服从于产权增值的要求,充任资本运动的意识形态符号。

   (三)空间正义人权论的经济学反证

   马克思关于空间非正义致因在于其产权对人权的压制和损害的立论,不仅有显然的社会学事实证据,更有深刻的经济学、资本逻辑理由。以土地为基座的包括自然条件和人工建筑成分在内的空间诸要素的产权化、资本化,之所以挤压和部分剥夺贫苦大众的空间权利,全在于资本增殖的刚性逻辑破坏了人权兑现的经济依托。空间诸要素的产权化,将人类生活之物质形式与社会关系载体的空间之所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处分权加以主体归属的资本化确认,集中体现为空间基础的土地之产权复合体。地产权是诸多空间要素权属关系的综合,包括空气、阳光、水源、物产等自然因素的权属关系,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房屋、设施、交通等人工环境诸因素的权属关系。后者作为一切空间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沉淀,给土地、空间的原生态因素以巨大的经济变量,导致空间因素平等归属于土地上一切居民之自然权属关系解构,在人权面前派生出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性来。

   以地产权为基础的空间产权之资本化运作,对空间人权的压制、损害,实际上是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对空间资源人权化配置之人本逻辑的解构。在初始状态下,土地使用者拥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开发权、使用权、受益权在内的土地产权束。但当人类的生产不仅是空间物质事件的生产,而且也是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让“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与原料和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间所决定”的时候,(22)资本便强化了对空间生产的注入,使空间生产广泛地成为资本增殖手段,一切空间要素产权化、资本化。社会生活的空间重构,便因此成为空间产权主体依据资本逐利驱动而进行利益权衡和博弈的过程。土地供给,更多地成为土地所有者、开发商的彼此博弈与妥协。土地产权转移和利益兑现过程,即空间要素的再组织、再开发、再交换,是资本积累的运动,也是空间权利在不同主体间竞争和分配的结果。这一过程往往是在强势的资本主体与弱势的土地主以及作业者不对等的博弈中完成的,难以公平交易:造成土地物产的低水平作价、土质改良投入的损失、民居拆迁的低价补偿,以及弱势群体为生存空间丧失或挪移要付出巨大经济损失和生态、社会代价。这方面最残酷、最典型的样本,是英国农村城市化中的地产权转移形成的“羊吃人”失业悲剧,以及农民进城沦为流离失所者的非人惨境。土地上的原居民、作业者拥有的空间生存权、经营权等基本人权,成为空间转型、产权转移、非正义生产中的牺牲品。开发商在土地上盖房子,筑造各类设施,实现货币资本向地产、房产一类固定资本转化,最后售出空间产品实现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社会,房地产开发随着资本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密集投放,会引发区间所有固定资本联动升值。因为单位空间资本容积率越高,固定资本板结深厚,人财物密度加大,空间趋紧而需求高涨,房地产自然升值。另外,城市中心地带公共服务的密集投资,环境快速改善,土地、空间级差提升也必然拉动原有固定资本迅猛增殖。哈维深刻揭示了其中奥秘:“对级差地租的更加普遍的追求产生了资本投资强度上的地理差异,常常会确保资金充足的地区越来越富,而资金贫乏的地区则相对越来越穷。不管怎样,级差过程是纯经济的,同时又是生态的、社会的。”(23)这种空间资本化运作的结果,必然使原来房地产产权的拥有者更加暴富,让进城务工的新增市民须以更高昂的代价求得栖居空间,甚至一辈子成为房产权的债奴。可见,空间的产权化、资本化天然地具有一种维护富人、剥夺和压迫穷人、加剧两极分化、制造空间非正义的势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栖居空间本身已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媒介。在城市空间重塑过程中,发生着诸如所有权和开发权转移,不同利益群体栖居空间更替,以及社会关系空间重组等变化。不同主体的空间权利,依其空间生产投资量诸如地产权、房产权的拥有量而差异性地得到实现。这种空间产权的资本化配置,必然是人们经济关系甚至整个社会关系之权利、地位不平等配置的产物,或维护、加剧了这些不平等,严重扭曲空间使用价值的社会化实现,因而本然地成为空间非正义之经济根源。哈维在对巴黎城市空间社会品格的考察中做出了这样的解读:“巴黎的房地产所有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定位出现剧烈变化”;“巴黎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24)空间这种片面的经济开发和资本定位,还损害了空间利用中社会、生态、文化价值的保护和提升,损害了空间合理利用的人类性、普遍价值和代际公平。因此,我们必须在空间生产、资源分配的人权与产权的平衡中去审视和实现空间生产的正义性。

   面对资本逻辑绑架的空间生产工业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和贫苦大众居住环境、空间人权严重恶化等大量非正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了空间革命的人权呐喊:“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25)很显然,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让空间人权成为产权牺牲品的非正义空间生产的彻底颠覆:维护和实现空间人权,让空间产权服务于人权。此为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观的圭臬!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贾曾经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已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只是它们没有得到充分的诠释而已。(26)人们强烈意识到,“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益均质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因而能互换的商业化空间”;(27)故而“要想理解非正义的地理形态何以形成,需要我们关注财产权的潜在机理”。(28)依据这样一些关于空间正义的思想法则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意见,(29)我们不难认定它极好地表达了空间正义的理念。其中,将栖居空间的生产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的居住,既在使用价值方面维护了房地产业正当而合理的物用意义,又在保障居者有其屋的人权方面坚持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同时在经济政策、市场管理和政府监督方面,昭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防止房地产业的无序投资和过度投机,背离社会正义,引发金融乱象和社会风险。这是平衡空间领域的人权与产权关系,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战略思维。

  

   二、空间正义审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公平、正义,从来是生成于社会主体之多数人与少数人、普遍性权益与特殊性权益的关系中,并通过对它们的正当处理而得以实现的。基于此,包括空间正义在内的一切正义问题,国外学者主要从三个视角进行论证:一是自由主义主张优先个人权利,认为个人权利、个性化空间诉求重于集体权益和空间总体格局,资源再分配中不能为了集体而损害个人,要首先考虑“最不利者”的利益。二是社群主义主张群体空间权益高于个体的空间权益,空间生产和资源再分配要优先满足群体利益。三是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主张在“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差异正义论”,即既要关照空间栖居的差异,又须秉持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之损、益方面的平衡性、普遍性和包容性,注重从空间生产的过程正义来理解正义空间,而非只追问空间生产的结果正义。这些歧见和争论,应当说与正义空间的生产和资源利用过程之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机制有密切联系,其存在论和现象学的根据内蕴于此。

   (一)空间生产中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内在机制是空间正义的解释学理据

空间正义的客观基础,是自然空间给予人类利用的普遍可能性与人类个别主体开发利用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类对包括生存空间在内的自然界之能动开发和利用,是以人的特殊生命活动方式及其利益诉求,与自然界提供的普遍性生命保障及其对人类的普惠性,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他指出,劳动是人“以我的特殊生命和自然界的普遍生命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30)这里的“特殊生命”活动与需求,不仅是人类相对于自然界普遍生命的“特殊”,更是主体之间、社群或阶级之间生存方式的“特殊”。由此驱动和制约,人们在对自然环境的不同认识中,在对自身特殊利益如何实现于自然空间的筹谋中,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界普惠可能性的各别实践中,必然会发生偏差和冲突。它们导致人向自然的索取和空间开发、利用,与自然界的可能供给出现种种矛盾和困难,发生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和非正当性。其中隐含着一个深邃的机理:“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的这种两极的关系表现为它们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31)毫无疑义,人类生命活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彼此依存和互为基础,正是生成和维系空间正义的“自然—社会”机制和法则。而当两者敌对,人们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及其利益诉求,违反了自然规律和社会公平,引发了社会与自然的冲突而败坏了自然生态与空间和谐,进而损害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时,那么这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与利益诉求便必然表现出它的非正义性。将马克思这一深刻思想导入空间生产的正义性考察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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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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