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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鲁迅与1930年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更新时间:2019-10-04 15:15:45
作者: 王彬彬  

   内容提要:1930年,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因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国民党方面视鲁迅为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却是一种误会。鲁迅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而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朱家骅则应该是与鲁迅最熟的人。鲁迅认为,朱家骅等人如果事先向他了解一下情况,是能把真相弄清楚的。1930年前后,浙江省政府和省党部,围绕减租问题,斗争异常激烈,朱家骅、许绍棣等人都在斗争的最前线,呈请中央通缉鲁迅,应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对许绍棣等人的政治前途应该没有产生影响。

   关 键 词:鲁迅  朱家骅  许绍棣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由冯雪峰出面邀请鲁迅参加。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回忆说: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二月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则成立在同年三月间;但两者都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就开始酝酿的。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派潘汉年同志)和他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正式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对于这种会他倒很感兴趣,几天之后他还谈起那天开会时的情形。①

   冯雪峰的《党给鲁迅以力量》写于1951年6月,后来,他在给鲁迅研究者包子衍的信中,以不同的语气回忆了这件事:

   自由——同盟是立三路线开始抬头时搞的。实际负责人有哪几个我完全不清楚。我只记得当时来同我联系并要我去同鲁迅先生和柔石等人谈的是潘汉年(当时中央宣传部干事,李立三是中宣部长),潘大概是主要负责人。据我记忆,只发过一个宣言,似乎并未以它的名义做过什么事,并无地址,有无机构也不记得,似乎也无所谓存在多少时候。这是立三路线的一种做法。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他对我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发过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②

   鲁迅自己,在1930年3月21日致章廷谦信中,则说道: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名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③

   鲁迅原以为自己的名字“是在下面的”,但公布时,却成了第二名,这说明鲁迅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被当作了“发起人”。

   鲁迅1930年3月19日的日记记道:“往中国公学分院讲演。离寓。”④所谓“离寓”,就是避居内山书店。这是因为讲演归来后,听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并获批准。而浙江省党部之所以呈请中央通缉鲁迅,是因为鲁迅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任发起人。3月21日给章廷谦写信时,鲁迅已经是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了。3月27日,鲁迅收到章廷谦3月25日的回信。章廷谦信中,应该有鲁迅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一类活动,是在给他人当梯子的议论。当天,鲁迅回信说: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这封信的末尾,鲁迅特意写了“三月二十七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⑤。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是否真的呈请中央通缉鲁迅;即便浙江省党部真的有此举,国民党中央是否批准了这一呈请并真的发布了通缉令,都是有争议的。认为其实并无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通缉令之事者,可以倪墨炎为代表。倪墨炎在《鲁迅三次被通缉的真相》一文中说:“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通缉鲁迅等人的公文,也还没有发现中央党部批准浙江呈文的公文。按照国民党的办事规程,像通缉鲁迅等人之事,一般是由中央党部发文要政府部门出面执行,但这样的公文至今也还没有发现。”“鲁迅郁达夫可以相互作旁证证明:他俩都听到了通缉的传闻,就离家避难的;说明当时确有这样一种传闻,而不能证明当时确有通缉令。”⑥倪墨炎认为,所谓“通缉”,只是传闻而已。

   而认为鲁迅确乎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通缉了的,则可以王锡荣为代表。倪墨炎说没有发现原始材料证明通缉确有其事,而王锡荣在《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一文中,披露了多份其时的党政公文,证明对鲁迅等人的通缉确实发生过。1930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先是抄录了“常务委员会交下中央宣传部”的公文,该公文说,上海地方近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同为共党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之机关,应一律予以取缔,以遏乱萌”,并且请中宣部“密核”后“转函国民政府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会同该市党部宣传部严密侦察各该反动组织之机关,予以查封,并缉拿其主谋份子,归案究办,以惩反动,而杜乱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复是:“照办,并将原附简章等件送中央组织部。”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公函,签署者是秘书长陈立夫。随函附有一份应予“缉拿”的名单,其中有“鲁迅”。国民政府文官处于10月2日向有关机构发出了“国民政府密令密函第6039号”,其中说:“奉主席谕国民政府批:‘密函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会同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严密查拿究办’”各“反动机关”的“主持份子”。王锡荣强调:“从操作层面说,陈立夫签署的第15889号密函,就是通缉令。由于是秘密通缉,所以当然不会再有像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种公开张贴的通缉令。”⑦

   王锡荣查到的公文,倪墨炎也查到并引用了,分歧源于二人对这些公文的理解不同。倪墨炎认为,中宣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国民政府文官处等机构在往来公文中强调要“缉拿”各“反动组织”的首要分子,并不等于就真的对这些首要分子实施了通缉。而王锡荣则认为,这些往来公文,就等同于“通缉令”。

   应该说,倪王二人都有一定道理,都能自圆其说。鲁迅是否真的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国民党通缉过,仍然是一个悬案。

   但鲁迅自己是相信通缉令的存在的。鲁迅多次谈及此事,不同场合措辞和语气略有差别,但总体上,是相信自己在1930年因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国民党官方正式通缉了的。国民党官方是否正式发布了通缉令是一回事,浙江省党部是否呈请中央通缉鲁迅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在这里,姑且认为浙江省党部确有此举。

   在鲁迅历次关于被通缉一事的言说中,有两次特别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叙说的。许寿裳说,1930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原因是参与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许寿裳说,这事“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许寿裳强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借口,真实目的是要报“编辑刊物”之仇。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文章,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鲁迅把文章刊出了,这惹恼了在浙江省党部供职的“某氏”,因为这“某氏”是这大学的毕业生。这“某氏”从此对鲁迅“挟嫌于心”,鲁迅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消息出来了,而且还是发起人,这在浙江的“某氏”便找到了报复鲁迅的机会,于是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缉鲁迅,并且被批准。许寿裳说:

   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是由我发起好了……”⑧

   所谓“浙江省党部有某氏”的“某氏”,便是许绍棣,其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省党部宣传部长。所谓“编辑刊物”的公案,是指1928年在《语丝》上关于复旦大学的争议。鲁迅初到上海时,收到复旦大学学生徐诗荃化名“冯珧”的文章《谈谈复旦大学》,对复旦大学有所批评。社会批评是鲁迅一向所提倡的,这样的文章鲁迅当然会发表。冯珧文章发表后不久,收到复旦大学毕业生潘楚基题为《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对冯珧文进行反驳,为学校当局辩护。鲁迅也照样发表了,但在潘文后写了“记者附白”:“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这一篇既是近于对前一文的辩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的,有作为的。所以毫不删略,登在这里,以便读者并看。”⑨潘楚基的文章和鲁迅写的“记者附白”发表后,又收到署名“章达生”的来信,谴责冯珧文章、为复旦大学辩护,同时也表达了对《语丝》“记者”的不满:“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鲁迅在《语丝》上全文发表了章达生的来信,并在后面附上复信,复信自然也对章达生的指责反唇相讥。⑩在登载章达生来信的同时,鲁迅又从来稿中选登了署名宏芬的《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宏芬文章支持冯珧而也对复旦当局和复旦现状表示不满。(11)

   在这几个回合中,鲁迅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一来,鲁迅便与“复旦大学”产生了“恩怨”。通常认为,之所以是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便是因为鲁迅发表批评复旦大学的文章而得罪了复旦大学毕业生、其时任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的许绍棣。例如,王锡荣就说,鲁迅因为这些行为而“开罪于复旦大学毕业的许绍棣。许因而对《语丝》很是不满。这就成为后来呈请通缉的重要动因”(12)。

   其实,其时在浙江省党部任职而属重要人物者,并不只有许绍棣这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生。王合群的博士论文《浙江“二五减租”研究(1927-1949)》中说:

   1929年前后的浙江,一方面浙江省党部基本上为C.C.系控制,在1929年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圈定的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许绍棣、叶溯中、陈希豪、李超英、张强等五人都是浙江C.C.的重要人物。在1929年党政纠纷中,被逮捕的胡健中则C.C.系复旦派的领导人物,他与许绍棣二人长久地把持浙江省教育文化界,因而虽然其成员不如浙江C.C.系其他派别(如浙西系、浙东系和温州系),但在浙江党务中却有相当潜在势力,跟二陈(引按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关系也更特别密切。(13)

如此说来,其时在浙江省党部,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自成一“派”一“系”;如此说来,鲁迅在浙江省党部得罪的就并非一个许绍棣,而是得罪了在浙江省党部居要津的整个“复旦派”、“复旦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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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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