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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黄庭坚“夺胎换骨”辨

更新时间:2019-10-04 14:47:24
作者: 莫砺锋 (进入专栏)  
与此同时, “夺胎换骨”说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首先,这种对前人艺术技巧的借鉴方法容易被误解成从书本中去寻找创作源泉;其次,一些没有出息的诗人虽然奉此为圭臬,却没有学到其中最重要的“求新”精神。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他们专以拾人牙慧为能事,自诩为“点铁成金”,其实却是“点金作铁”㉛,陈陈相因。这又是黄庭 坚此论受到后人讥评的原因之一。

   如果江西诗派中人都只知“蹈袭剽窃”,那么这个诗派早就会象西昆派一样,虽然风靡一时,旋即消声匿迹,绝对不可能对南宋诗坛产生那样巨大的彩响。事实上,江西诗派中的几位健将,如陈师道,陈与义,徐俯、韩驹、吕本中等,都颇有自立的气概,而不是一些蹈袭剽窃之徒。这就证明“夺胎换骨”说在江西诗派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有限的。而这种消极影响,理应由那些没出息的诗人自负其责,黄庭坚是不该任其咎的。至于后人把“夺胎换骨”说误解成提倡“蹈袭剽窃”,那就更与黄庭坚的原意南辕北辙了。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奇”,其长处如“格韵高”、“用意深”等 是“奇”的表现,其短处如用僻典、多次韵等也是“奇”的表现。赞成黄庭坚的人褒他 “奇而有法” ㉜,反对他的人责他“有奇而无妙” ㉝,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黄诗的这个特点。黄庭坚因力求自成一家,所以尚奇,面不肯“随人作计”。宋人陈肖岩、罗大经 都有类似的看法㉞。但是到了现代,以黄庭坚作诗好“蹈袭剽窃”的说法逐渐占了上风,

   例如,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学史著作中说黄诗“且有不少是由于所谓‘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而来的模拟、剽窃之作。” ㉟这两种完全相悖的看法,到底孰是孰非?我认为前一种看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而后者则可能是误解或偏见。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黄诗的版本非常杂乱,流传至今的有宋人作注的《山谷内集》二十卷、《外集》十七卷、 《别集》二卷,共收诗一千四百八十一首㊱;后人所辑的《山谷诗外集补》四卷、《山谷别集补》一卷共收诗四百三十六首。此外,《豫章先生遗文》中有上述各本未收之诗八首,《宋黄文节公全集》中又多出三十一首。而已经亡佚的尚有《退听堂集》、《南昌集》、《豫章集》、《山谷精华录》等多种集子。在这些集子中曾窜入了许多伪作。下面, 试对这一情况作点简单的说明。

   宋人李彤于黄庭坚《外集》之后跋云:

  

   彤曩闻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盘礴云窗,为清禅师遍阅《南昌集》, 自有去取,仍改定旧句。彤后得此本于交游间,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诗”者五十余篇,彤亦尝见于它人集中,辄已除去。㊲

  

   可见在黄庭坚生前,他人之诗窜入黄集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到了后代,黄诗版本更杂,窜入之伪作也就更多。南宋胡仔云:“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诗文最多,其间不无真伪。” ㊳比如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十“胡藏之诗”条中所载胡作《咏藕诗》后来就窜入了黄庭坚集中。㊴又如在明人伪托的《山谷精华录》中,仅《四库提要》卷一七四所指出的窜入之伪作,即有陈师道《西期徙鱼和苏公二首》、陆游《东湖新竹》等篇。又如《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九《双井敝庐之东,得胜地一区,长林巨麓,危峰四环,泉甘土肥,可以结茅庵居。是在寅山之颏,命曰“寅庵”,喜成四诗,远寄鲁直,可同魏都士人共和之》四诗,从题中即可看出非黄庭坚所作。而黄庭坚《外集》卷五《次韵寅庵四首》题注中也明言上述四诗乃元明所作。又《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十 《元明留别》—诗,乃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元明在宜州留别黄庭坚之诗,当时黄庭坚也作有一首《宜阳别元明用觴字韵》㊵。同卷中还有《奉寄子由》、《奉答元明》二诗,今考后一首即苏辙(子由)的《次韵黄大临秀才见寄》㊶,而黄庭坚《外集>卷九中也另有《次元明韵寄子由》、《再次韵奉答子由》等诗,可证《奉寄子由》—诗实乃元明所作,还有《山谷内集》卷十二的《题驴瘦马铺》等二十首诗,编集者即注明乃知命所作:“当由山谷润色,因以成其弟之名,今不复删去。”

   在这些窜入黄集的伪作之中,最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有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黄庭坚曾书写过的他人之诗。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求他作书的人非常之多。惠洪曾云:“山谷翰墨妙天下……殆可与连城、照乘争价也。” ㊷甚至传说江神都喜爱他的墨迹㊸。而且黄庭坚又勤于作书,楼钥云:“山谷真迹,中更禁绝,重以兵毁销烁,而四方得之者甚众,则知此老所书未易以千亿计。” ㊹根据现存的黄庭坚題跋和别人在黄庭坚墨迹上的題跋来看,他所书写的诗文中既有古人及同时代人的作品㊺,也有他自己的作品㊻,有时还在同一份帖上杂书他人和自己的作品㊼,且不写明所书 诗文的作者是谁㊽。黄庭坚诗名震世,对他的作品,“天下固已交口传诵” ㊾,并互相 传抄㊿。而后人替货庭坚编集时,又是“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 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与四方碑刻、他集议论之所及者”51,这样,就难免有一些黄庭坚所书写的别人的诗文窜入其集中。如杨万里就曾指出:“而今集中至全载《丹书》 诸铭,与山谷之文相乱。盖山谷嗜此铭,故每喜为人士书之耳。”52又如黄庭坚替书写南朝梁元帝等三人的三首“百花亭怀荆楚”诗,他在跋文中已经淸楚地说明:“此诗出 《英华集》,皆佳句也。……四顾裴徊,怅诗人之不可见,因大书三诗遗僧宗素。”53可是后人竟然还将其中的两首误作黄庭坚诗而收入《豫章先生遗文》卷一,把梁元帝的《登百花亭怀荆楚》—首題作《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梁元帝》,把朱超道的 《奉和登百花 亭怀荆楚》一首题作《奉和朱道》,其后也无人指出此误54。

   据宋人记载,黄庭坚书写他人诗文常常是“默诵而书之”55,这样,或者由于他记错了数字56,或者由于原作本有异文,这些窜入黄集中的他人之作就可能与原作略有不同。例如今本《山谷诗别集补》中有《书王氏梦锡扇》一诗,楼钥就曾指出:

  

   东坡、少游、参寥各賦春日诗十首,参寥第八首云:“梅梢靑子大于钱,惭愧春光又一年。亭午无人初破睡,杜鹃声在柳花边。”《山谷别集》《书王氏梦锡扇》乃是此诗,但首句云“压枝梅子”,末句云“杜鹃啼在柳梢边”,岂山谷爱参寥诗,尝书之扇耶?57

  

   后人很容易把这种情况误认为“夺胎换骨”或“蹈袭剽窃”。又如《山谷内集》卷十八有一 首题为《题小景扇》的七绝,杨万里说:

  

   山谷集中有绝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 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宇耳。贾云:“桃花历乱杏垂香”, 又:“不为吹愁”,又:“惹梦长”。58

  

   似乎这又是黄庭坚在搞“夺胎换骨”。到了现代,果然就有人认为这是黄庭坚“夺胎换 骨”的好例59;私又有人以此为据而指责黄庭坚说:“这种模拟,有时竟流为剽窃”,并大为感叹:“这样的偷诗‘伤事主矣’!”60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陆游云: “鲁直诗有题扇 ‘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盜偶书扇上耳。”61陆游的说法是对的。黄庭坚不过将此诗书写了一遍,而编集者把它误入黄庭坚集中又不作任何说明,乃是编集者和注家的责任,对于黄庭坚本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第二种情况是黄庭坚把别人的诗稍改数字以示后学“作诗之法”的。如《山谷内集》 卷七有《睡鸭》 一诗:“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任渊注云:“徐陵《鸳鸯賦》曰:‘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山谷非蹈袭者,以徐语弱,故为点窜,以示学者尔。”黄庭坚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借以表示他认为这首诗应该这样改才好,而决没有把此诗 当作自己的创作的意思。而且这种做法在当时诗人中也是习以为常的。

   上述两种诗本来就是别人的作品,黄庭坚并无意将它们据为己有。可是由于这些 作品长期混在黄集之中,因之后人议论纷纷。褒之者美其名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贬之者讥其为“蹈袭剽窃”,其实都近于无的放矢。

   黄庭坚集中确有一些“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作,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黄庭坚也是力求与古人异而不是求与古人同,因而不能看作是“蹈袭剽窃”。下面试举例说明。

  

   一、学习前人的构思方式。

  

   宋人陈长方云: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62

  

   又洪迈云:

  

   杜子美《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 “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 《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亳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已存也。63

  

   在这种情况下,庭坚只是学习了前人的诗歌结构,或者说是从构思方式上受了前人的 启发,而在诗意、辞句上并不因袭,所以写出了可与杜甫诗媲美的好诗。

  

   二、模仿前人的诗意。

  

   宋人曾季貍云:

  

   山谷咏明皇时事云:“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 不关情处亦伤心。”全用乐天诗意。乐天云:“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入愁人耳,皆为断肠声。”此所谓“夺胎换骨”者是也。64

  

这两首诗的意思确有相似之处,黄庭坚很可能受到了白居易的启发(当然也有可能是不谋而合),但他在辞句上全不相袭,而且比白诗有所提高。诗中情理也与所咏之事(唐玄宗幸蜀)密切相合,毫无生搬硬套之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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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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