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们在整理嘉靖倭寇研究资料时感叹，近20年来，大陆参与过该课题的学者逾百人，几乎十倍于台湾，论文数量也远超彼岸，但我们的劳动，不大被人家看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陆倭寇研究“没有在向前推进”。这听来难过，但基本符合事实。的确，我们在史料整理和题材开拓及讨论深度等方面与海外有明显的差距。笔者曾对近几年海峡两岸研究题材相似的四篇代表性论文，进行过初步的比较，觉得双方(各两篇)的水平不处于同一层次。当国际倭寇研究界在诸多分支已进入总结阶段的今天，我们似乎还拿不出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自己的倭寇研究历程和现状的综述。 

1985年后，大陆在嘉靖倭寇研究领域虽也出现过诸如王直、城防体系、走私港口等方面探索的比较优秀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在“炒冷饭”。关于嘉靖倭寇性质、影响等问题的争鸣，貌似激烈，但涉及到关节点，不是以有力的论据、缜密的推理与对方相争，而往往王顾左右，各说各的；或模糊概念，力避实质性的碰撞。如此治学，虽省力，又易出“成果”，乃至获奖。但一些“本来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因此长期成为“问题”而不能解决。故从整体上讲，我们的嘉靖倭寇研究，还大体停滞在1980年代前期林仁川、戴裔煊、郑抗生、杨翰球、陈学文、郝毓楠、王守稼、毛佩琦等前辈的水平上。也可以这么说，近二十年来涌现的数以百计的关于嘉靖倭寇研究的论文，多数可看作是上述等专家在20年前所用的史料与观点的颠来倒去、拼凑组装而已。  

学海不认可“人海”，也不仅仅重在参与，而是需要我们呕心沥血的付出，可我们的症结，却却在此。出现这种众人拾柴，火焰不高之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与我们现阶段大的学术环境相表里的(倭寇研究在我们的社科研究中似处于中上水平)，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参与者没有把学术史背景搞清楚就进入了角色；有些论文，横空出世，没有提到半点前人的成果。结果，一方面，倭寇研究存在大量的空白。如16世纪上叶，与明摩擦的主要“夷人”是“佛郎机”，明廷剿倭首先动武的对象是葡萄牙人，构架16、17世纪中西、中日乃至中、日、西经济、文化桥梁的是澳门，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公开发表)葡萄牙、澳门与日本、倭寇之比较的专论。再如，既然认为“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心患，那么，为何不去讨论隆庆放洋与蒙古封贡互市、允许葡人定居澳门有否必然的联系呢？这些仅从宏观上放眼，若从中观和个案探寻，“荒地”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许多课题“撞车”，典型的是，大家围着戚继光做文章。尽管“戚家军”参战时，那场战争中的恶战、大战已基本结束，明军在武器上已占绝对优势。但“民族英雄”的光环，还使当代研究者把戚少保成为那场战争的化身。如果把有关戚继光的专著、论文和其它形式的大小文章全排列出来，恐怕要占据大陆倭寇研究的“半壁江山”。这与澳门史研究中，关于葡萄牙如何窃据澳门或澳门是怎样被占领的论文堆彻如“山”，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在一定意义上说，本题录可看作大陆人文学者的研究取向和认知的一个缩印，也是学术研究不厌重复的一个标本。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前沿学者还不约而同，把自己在本领域的主要知识产权——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萌芽，50年代大陆历史学家尚钺、吴晗等独立、明确提出且又不难发现的“倭寇新论”，拱手相送给东瀛，这不仅涉及到大陆三代学人在本学科的建树，有的专家还“化神奇为腐朽”，藉此推理出，持新论者有意无意地为侵略者开脱的结论，以致久违的“棍棒”、“帽子”在新千年的中国学界再次浮现。在这次“王直墓”风波中，某大报就是倚仗这个“刹手锏”，以“专家”乃至权威的名义“辩驳”新论。如此无的放矢的争鸣，除了误导公众，有何益处呢？这一事例说明，我们对学术史背景的疏离和对不同时期代表作的忽视，已形成“定思”，这对学术研究的突破与深入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至今，海内外关于倭寇研究及相关内容的论著洋洋大观。仅本索引收录的中文论著(含译文和若干重版史料)就超千种。此外，尚有日语写成的二、三百份，用英文、葡萄牙文等其它文字撰写的也为数不少。明代倭寇研究已成为一门跨专业、综合性、国际性的学科。由于倭寇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参与人员多，成果发表的期刊、出版社庞杂，一些重要的思想又不一定在专论中提出，资料收集较难下手，而现有的类似索引的论文，收入篇目有限，且都未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这就为我们了解此领域的学术史背景增加了难度。为帮助更多的对这“引人入胜”的课题感兴趣者入门，笔者编此索引。倭寇的影响及后人研究的核心与观点的分歧主要在嘉靖朝，但便利大家深入讨论，本文搜索的对象为有明一代。本索引分论文与专著两大类，并各按发行的时间顺序排列；除重要者，在原专著中已选入的文章，不在“论文”中复出。  

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提醒新闻界的朋友：倭寇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又涉及到中日两大国的历史和当代情感，相关的报道、采访、述评要尽可能客观、公正，最好能看一点资料后再发言。有些记者，明知一些事实真相和学科进展，如某记者已读到倭寇“新论”是大陆学者独立提出的文章(从其归纳的“新论”可知)，但报道仍称“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这种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立论，该取的观点不取，该放弃的理念不放弃的做法，实在不敢恭维。连现、当代人的真实思想，也不敢告诉读者，怎能帮助公众去了解数百年前的历史呢？如果当读者知道记者隐匿了事实，那他(她)的报道与述评还会打动读者的心吗？诚信是新闻工作者的底线。  

在这个问题上，某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一些还弄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要从战略的角度，为中日友好、特别是当今中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想想也有趣，近十年来，我们把作为个案的“徐福东渡”，由“传说”上升到“历史”，恐怕至少没有伤害中日民间的感情吧。  

受制于学识与条件，本人的搜索难免遗珠；收入的，也因大半论著未能亲见，会出现望文生义、实与本题无关的情况；若干文章的作者、编者、籍贯，发表的期刊、出版社的名称和日期也许不确切，以及其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人的工作，是在他人特别是郑梁生、吴大昕、陈小法、范中义、金国平、吴志良、汤开建等开拓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故应是迄今为止关于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目次之较完整的辑录，也是本人十年的留心之作。  

此外，本题录还有以下特征：其一，突出了大陆(相对于同类文本)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向国际倭寇学界传递了大陆锁国时期人文学者的思考信息，使得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较为完整。其二，为方便初涉者较快地了解研究的历程与现状，本人对自己认为的各时段主要的代表作及思想倾向做了提示。即每条文后，加“A”的，意为倾向嘉靖倭寇是反海禁说的新论；“B”系坚持嘉靖抗倭是反侵略说的传统观点；“C”则既认为嘉靖倭寇主要是海禁政策造成的，是国内矛盾，同时又认为镇压倭寇是必要、正义的之折中说。在此重申，这三种观点，都早在20世纪50年代闭关锁国的大陆诞生了，这是新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界的骄傲。其三，尽可能标明论著出版者和撰者的所在国家、地区(未标明的一般指大陆)，以便大陆学者反思：在此领域，我们的探索为何老是重叠？我们贡献了多少思想？怎样改变倭寇发生在大陆，但史料整理和研究题材的开拓海外领先的尴尬之现状？其四，拓展了研究空间与相邻、相关学科的题材，尤其是把澳门开埠和其历史地位的探寻，作为重点引入。  

我们认为，嘉靖倭寇与澳门开埠是同一时代的产物，是朱明王朝海禁政策及其分化所滋生的两大历史事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直接影响嘉靖时期东南沿海时局的，除了日本、“倭寇”，还有葡萄牙人；分析“嘉靖倭寇”，不仅要关注“双屿”、“王直”，也不能忘记“濠镜”、“澳夷”，更应站在16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转折与趋势的高度去腑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明史界鲜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更遑论作为整体进行考察了。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从澳门开埠的视点切入此题，并把触角伸及到“俺答封贡”。日前，笔者有幸看到了金国平、吴志良先生刚杀青的一组论文。他们明确地提出，“澳门的起源在浙江。开澳门是为了分离倭寇、王直和葡萄牙人”，“王直与葡萄牙人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澳门的正式开埠”；“允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至少可以迫使葡萄牙人不再公开与日本人为伍”，“切断了中、日海寇的先进武器来源，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使中国官方有了获得葡萄牙先进武器的固定渠道”，从而为解决“倭患”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澳门开埠是在嘉靖大倭寇造成的东南沿海严峻的海防形势下，明王朝与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各取其需、互为默契之结晶。如果这些观点成立，则战争中，越到后期，倭寇的先进火器就越少、“葡人驱逐海盗得澳说”的由来，以及明末朝廷公开请葡人出兵剿匪、平乱、抗虏等现象就不难解释了。  

由此道来，嘉靖大倭寇是葡萄牙人从浙、闽驱逐到广东的前提，而澳门的历史地位可反衬嘉靖抗“倭”之得失。把“倭寇”、日本、双屿、王直与澳门、葡萄牙人等联系起来论证，有助于今人比较全面、客观地把握那段历史，推动明代倭寇与澳门史研究的共同进展，并从中受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这就是本索引之所以把倭寇研究论著与澳门开埠、16世纪澳门的国际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讨论的成果，皆苦苦搜寻之原因。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澳门基金会《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