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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

更新时间:2019-10-03 00:27:22
作者: 汪正龙  
历史也会求助于虚构的资源库。大屠杀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激发了文学创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保存受难者的集体记忆。”(22)显然,文学的历史表征从不同的角度重述了历史,凸显了事物的多种存在样态,宣扬了美德,增加了美感。

  

   二 文学中的历史判断

  

   我们已经考察了历史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历史表征所形成的类似历史的认知效应,如果由此判定文学与历史的相通体现于书写方法层面,历史对文学的影响体现于书写对象层面,那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正如培根所说,历史和文学,都带有认知或理性成分。文学中还包含着历史判断,这是文学更深一层次的历史维度。如果说文学的历史表征大体上位于文学的表象层次,那么文学中的历史判断则基本上位于文学的理性层次;它不仅存在于以历史为表征对象的作品中,也广泛存在于各类文学写作中。我们需要对文学中的历史判断得以发生的机理进行一番研究。

   根据历史学家李宗侗的考证,历史(希腊文historia)最初的含义是“真理的追求”,所指为史书(23)。这就是说,西方的历史编纂暗含着语言与实在相一致的认识论诉求。或许因为如此,西方传统上关于文学(诗)与历史(史)关系的讨论,通常是在文学、历史、哲学的三维架构中进行的,文学被认为高于历史,因为文学比历史更能表达普遍性或真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锡德尼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可谓代表。在亚氏看来,历史与诗表达普遍性的程度不一样,其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24)。即历史处理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为对象所规定,具有偶然性,而诗则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创造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带有普遍性,所以诗高于史。锡德尼进一步指出,诗人集中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优长,因为哲学家的知识“建立在这样抽象和一般化的东西上,以致能够了解他的人已经是真正有幸的了,能够运用其了解的人更是有幸了。在另一方面,历史家缺乏箴规,他是如此局限于存在了的事物而不知道应当存在的事物,如此局限于事物的特殊真实,而不知事物的一般真理,以致他的实例不能引生必然的结论,因此他只能提供比哲学更少效用的学说。那无与伦比的诗人却二者兼能做到;因为无论什么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情,他就在他所虚构的做到了它的人物中给予了完美的图画;如此他就结合了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25)。即文学形象的范例性,具有历史所不及的沟通特殊与一般的“引譬连类”的功能。霍布斯则拈出“判断”作为文学与历史的共同点,“在诗歌佳作中,不论是史诗还是剧诗,想象与判断必须具备,但前者必须更为突出,十四行诗、讽刺诗等也是这样。因为这类文字是以富丽堂皇悦人的,但却不应当以轻率而使人见恶。历史良籍则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想象在这方面除开修饰文辞以外是不能用的”(26)。

   可见,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霍布斯等人虽然都认为文学长于虚构或想象,历史追求真实,但是二者拥有共同的认识论、因果论与目的论的设定,米勒将之概括为“始源和结局(‘考古学’与‘目的论’);统一性和整体性或是‘整体化’;潜在的‘理性’或是‘基础’;自我、意识或是‘人类的本性’;时间的同质性、直线性和连续性;必要的进展;‘天数’‘命运’或是‘天命’;因果关系;逐渐显现的‘意义’;再现和真实”(27)。总之,历史与文学都是探求真理的形式,表达了某种理性认识的判断,比如托克维尔的史学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利用了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地方与中央的奏章、大臣之间的通信等,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进行了解答,“并不总是由于情况每况愈下才引起革命。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长久以来好像若无其事毫无怨言地承受最严苛法律的民族,一旦压在人们身上的重量变轻,他们就会激烈地将它抛出。一个革命摧毁的政体差不多要比革命之前那个政体更好,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要开始改革的时刻”(28)。我们再来看雨果同样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小说叙述朗特纳克侯爵领导的旺岱地区贵族暴乱发生后,资产阶级革命家郭文带领军队眼看要攻克叛军最后的堡垒,却因目睹朗特纳克侯爵冒死从大火中救出小孩而放走了他。后来郭文以叛国罪被革命政府判处死刑,而审判郭文的法官西穆尔登也因同情郭文而自杀。作品提出“在最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最正确的人道主义”,以此表达对法国大革命暴力杀戮的否定。

   中国古代“史”的最初含义是史官,“其初盖与巫祝相近也”,掌管政权教权,后来权力慢慢缩小至著国史为事,自司马迁开始以史称呼史书(29)。也就是说,在中国“史”主要与政治统治与教化有关,因而中国古代有一套以史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牋,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30)六经包括了《诗经》,文学当然也是这个政治统治与教化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31)这种政教合一的实用理性,共存于史学和文学叙事中,所以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32),既具有历史的“实录”精神,又倾注了情感,塑造了人物,即达到历史与文学的高度统一;杜甫等人的诗歌也被视为“诗史”,形成了“以诗为史”“诗史互证”的传统(33)。既然中国古代是一种以“历史”为主体的文化,不少古典诗歌成为历史的书写或历史的补充,发挥教化功能,起到历史的作用,就很自然了。可见,中国史官文化也很重视历史与文学的认知属性,只是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放在更高的位置。中国文学对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也会有历史的判断。《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表达了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念。我们都还记得鲁迅《狂人日记》中描写狂人阅读“历史”这一场景的震撼效果:“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段描写包含着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命运的深刻洞察。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托克维尔、雨果和鲁迅等人对历史的判断,可以发现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是从叙述对象中抽绎和概括出来的,文学家对历史的判断则是从形象的描写中显现或表露出来的。当然,仔细推究起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体现着作者的历史意识,表达了历史判断:艾略特的《荒原》寄寓了对西方文明走向衰败的思考,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了对近代拉丁美洲历史命运的反思,等等。如果这些也算是对历史的表征的话,那么这里的“历史”已经超出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断代史、国别史的范围,走向了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命运、文明文化。

   这就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狄尔泰在其关于人文科学的构想中曾经提出过“历史意识”这一概念,表达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超越和生活表现形式的反思(34)。鉴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及其与文学活动的兼容性,我们可以借用来说明文学:文学渗透了作家的历史意识,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判断。不过,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还是霍布斯所说的“判断”都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狄尔泰以降的“历史意识”这一概念也多少带有解释学的相对主义痕迹,因而我们可能还需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中的历史判断。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是历史性的,并且始终在发生之中,“基于这种世界的超越,在生存着的在世的存在之演历中,向来已有世界历史事物‘客观地’在此,而并不曾从历史学上加以把握……在这样以命运方式重演种种曾在的可能性之际,此在就把自己‘直接地’带回到在它以前已经曾在的东西,亦即以时间性绽出的方式带回到这种东西”(35)。此在作为世界中的存在,本质上是与他人共在,其历事就是共同历事,海德格尔称之为天命,因此天命指的是共同体的历事、民族的历事;“当我们追问仍然还在发生的事情时,就是在历史性地追问,尽管表面上看它已经过去了”(36)。虽然海德格尔认为这样一种“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对象,但我们认为它恰恰是文学的对象。伟大的作家作品常常对民族共同体甚至人类共同体的历程进行反思和追问,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有评论者在分析《阿Q正传》中阿Q梦中造反那一段后指出:“无论以中国文学的眼光来看,还是以中国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文字都具有经典的意义。从文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心理刻画能力;从史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历史概括能力,——它涉及了中国农民关于造反的基本认知,也涉及了中国农民有关自我价值的终极憧憬。”(37)鲁迅形象地揭示出农民造反仅仅是压迫者、被压迫者的主奴互换,换汤不换药,并没有改变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和农民革命的判断。

   接下来,还有一个如何评价文学中所表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判断的问题。虽然文学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文学中的历史判断也应该具有可公度性。鲁迅之所以被称为“民族魂”,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病灶有透彻的感知,在其一系列作品中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切思考和判断。可见,能否站在时代高度,诊断历史痼疾,推动历史进步,是文学的历史判断的基本要求。相反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以哲合忍耶教派的七代导师及其核心门徒为中心,塑造了中国大西北一个伊斯兰教派的人物群像和精神追求,富有艺术感染力。但是该书忽视了19世纪末阿古柏入侵新疆和陕甘回民起义造成的西北边疆危机这个大的背景,变成了对哲合忍耶信仰的布道和以暴制暴反抗清朝宗教压迫合法性的辩护,体现了偏狭的历史观念。

  

   三 文(诗)史互证与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再思考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认为这是文学批评“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38),这就意味着除了审美的评价之外,对文学的历史维度或历史内涵的体认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对历史观点或历史标准进行具体的论证。在恩格斯眼中,巴尔扎克是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两者相统一的作家。“在我看来,巴尔扎克是塞万提斯之后的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从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社会的最直言不讳的史料研究家。我喜欢巴尔扎克的一切作品。”(39)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巴尔扎克的作品对研究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具有“史料”意义,显然是在以文学佐证历史。这说明文学与历史互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

我们尝试通过文学批评中的文(诗)史互证,来重新审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朱东润的《杜甫叙论》是杜甫的学术传记,其中一个基本路径是通过杜甫的诗歌考证杜甫的行踪,又在安史之乱后杜甫的漂泊游历中印证了杜甫的诗歌。刘师培、卞孝萱等人擅长以诗证史。例如岑参的诗《骊姬墓下作》:“骊姬北原上,闭骨已千秋。浍水日东注,恶名终不流。献公恣耽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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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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