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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

更新时间:2019-10-03 00:09:24
作者: 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  

   [编者按]为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自2017年起,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年度性“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次是第二届,观察范围包括2018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通过学界推荐、数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评选出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现予以发布。

  

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

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

  

   热点一:公共阐释理论视野下的历史阐释学

   热点介绍:人类社会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对政治、文化、法律、经验、教训、认知、规范和历史知识的阐释。近些年,中国学者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强制阐释”的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公共阐释”的新概念,旨在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公共阐释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阐释不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促进了人类知识的生产。2018年,学者们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架构,主要探讨以下重点问题:(1)历史阐释应该关注的限度,包括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价值评价的历史限度、历史叙述的限度问题。(2)历史阐释的范式问题,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为阐释设置边界。阐释必须基于客观历史事实、理性认知和一定社会现实的基础。(3)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问题,即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记录的是发展大势,是历史规律的探索和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

   文章举例:

   1.《阐释学与历史阐释》(于沛,《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王志通,《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3.《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跨语际实践——以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为例》(路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唯物史观与创造性阐释传统学术精华》(陈其泰,《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认识的普遍性与阐释的公共性——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的思想史解构与重建》(张政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专家点评:历史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史学文本的书写过程,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适应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时代需求,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017年,中国学者张江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强制阐释的过程中,正式提出“公共阐释”概念,以期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讨论。在各种阐释活动中,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为强烈,公共性的要求最为明显。因此,在2018年,围绕公共阐释基础性原则,史学界不仅从学理上进行了探讨,还从特定案例出发,对公共阐释理论进行了验证。这项具有融通理论思考与实证考辨性质的跨界研究,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于碎片化现象的厌弃已经达到高度理性的阶段,是史学界理论兴趣回归、宏大叙事热情重启的界碑。讨论中的基本共识是,公共阐释是历史阐释的本质要素,是中国历史阐释的核心维度,史学界应长期深入研究,以期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理论。

   (点评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

  

   热点二: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

  

   热点介绍:近二十年来,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口述历史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与保存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口述者等)的历史记忆,呈现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拓展了历史资料收集的范围;二是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的范式和书写方式。2018年,学术界在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实践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对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进行理论探讨,构建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研究历史,由精英史向公众史转向。(2)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包括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以及重大改革事件的亲历者口述史,全国各省区市的改革开放历程等。(3)抗战口述史,包括对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对抗战口述史的梳理与反思等。(4)对口述历史数据收集与保存方式的研究,包括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迁,高校图书馆口述历史文献的保存与创建等。

   文章举例:

   1.《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王艳勤,《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对“口述史”的理解和认知》(沈洽,《口述史研究》2018年第2辑)

   3.《多维度推进的中国口述历史》(左玉河,《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4.《从录音机到万维网: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迁及其影响》(张诗阳,《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第3期)

   5.《抗战军事史口述回忆的“蔽”与“弊”——以台儿庄战役为中心的考察》(金之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专家点评:中国口述历史呈现出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多样性的采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现方式。多维度、多元化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2018年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继续沿着多元化的路径快速推进,并广泛应用到公众史学、影视史学、纪录片拍摄、历史记忆保存、方志学、图书馆学研究等领域。同时,口述历史的规范化问题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如果不注重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会出现严重的学术失范和法律纠纷。在众声喧哗、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态势下,中国口述历史已经发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为此,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学术规范和法律规范,有序推进口述历史的发展。由此可以预测,探索适用于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口述访谈规范,自觉地强化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是中国口述历史未来发展的方向。

   (点评人: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热点三:新出简牍文献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推动

  

   热点介绍:20世纪以来,中国出土大量简牍资料,为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近年来,不断出土或发现的简牍如湖南省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长沙市东牌楼东汉简牍,安徽省天长市西汉墓汉简,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湖北省荆州市松柏木牍,以及清华简等,为古代汉语、古代史、古代社会史、古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也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成为一代学术新的增长点,“简牍学”已发展成为国际性显学。2018年,学者共同关注新获简牍数据,合力攻关,成果迭出:(1)对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陆续公布的清华简,印证了夏代的历史文献,补充了商代的历史,修正了部分西周史,丰富了春秋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材料等。(2)简牍资料携载大量人文地理信息,为古代地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新线索和新机会,从而使“简牍地理学”从酝酿到逐渐成形。(3)从简牍资料研究秦汉时期田租征收、债务偿还等社会经济问题。(4)简牍文献与祭祀仪式研究,如简牍中的“祭祀”与“祷祠”、 清华简反映的上古礼乐制度等。

   文章举例:

   1.《从新出简牍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李恒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杨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石小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简牍所见秦汉时期债务偿还问题刍议》(张燕蕊,《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5.《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田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 ,2018年)

  

   专家点评:中国科学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叶。最近五十年间,简牍的出土地点由西北一隅拓展到内地广大地区,遗存年代由汉晋上溯到秦至战国,文献内容由比较单一的屯戍相关文书扩充到法律文献、官私文书、卜筮记录、丧葬记录与各种典籍,涵盖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作为古人手笔的真迹,简牍包含珍贵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文献、文化价值,在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华文明传承方面有着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近几年新出简牍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推进,全面而深刻。战国、秦汉时期地方行政体系,如郡县设置、郡县乡里的构成及运作,户口登记和管理,土地分配与赋税征收、徭役兴发等问题,达致前所未有的认知。秦汉律令体系及其具体条文的解读,相关法制史内涵的揭示,取得重大进展。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学术著作的撰着和流传情状,越来越清晰地再现出来。历法、算术、病方等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得到比较系统、细致的复原。人们有理由相信,再用一二十年时间解读考索,一定能够透过浩繁、有的还十分琐碎的简牍文献,形成对于战国秦汉史的全新认识。

   (点评人:陈伟,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热点四:古代应灾政策的演变与实践

  

热点介绍:灾害及其治理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古代频繁发生的灾害不仅破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或大规模迁徙,而且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为了应对这些灾害,中国从上至下采取了多种方法和策略,并保存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先秦以来,中国人的灾害认知与防灾救灾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天道观;以政府为中心的近代科技观;以社会为中心的现代生态观。2018年,学者围绕古代应灾政策作了如下探讨:(1)历代中央政府应灾的政策、行为、政治伦理的变化和发展,重点关注了唐代和清代的相关情况。(2)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策略、实践、思想和具体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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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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