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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满素:治者与被治者的对弈

更新时间:2019-10-02 23:43:17
作者: 钱满素  

  

   关于清教徒,学者的影响好像抵不上门肯的一句俏皮话。自从他说了“清教就是挥之不去的恐惧,唯恐有人在什么地方快活着”,大众心目中的清教徒就很难摆脱这个形象了。门肯这句话机智有余,准确不足,但暗合了20世纪初民众厌倦旧式道德规范的心理。其实清教徒也是正常的人,也一样喜怒哀乐于世上,不同的是信念,他们是一群笃信上帝并立志将上帝的话付诸行动的人。

  

   约翰·温斯洛普(1588~1649),著名清教领袖,马萨诸塞首任总督。1630年,他率领上千名英国清教徒乘坐十几艘木船,在大西洋三千英里波涛中颠簸了两个多月后到达北美。他们创建了具有清教特色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日后扩展为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纲纪初定的二十年主要是在温斯洛普的引领下,其影响无人能比。一个好的开始可谓成功的一半,再联想到新英格兰方式对美国历史的意义,温斯洛普的重要性实在不可小觑,称他为美国文明的缔造者之一也不为过。

  

   爱徳蒙·S.摩根所著《清教的困境:约翰·温斯洛普传》是一本论述马萨诸塞殖民早期的经典之作,作者以这位总督大人为中心,围绕几个关键问题,既精炼又生动地重现了当年殖民地的初创过程,读者从中体悟到一个微弱的新政体是如何酝酿和具体落实的,依据的是什么原则,遭遇到什么困境,又是如何应对、调整和发展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权力的来源、结构和分配方式。

  

   任何政体的创立必然包含着某种政治理念,清教徒要在马萨诸塞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体呢?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清教是英国国教内的一个派别,清教徒们要求进一步净化教会,废除存留的罗马天主教的教阶礼仪,将始于百年前的宗教改革进行到底。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新教在英国得以稳固。清教徒虽感觉不尽如人意,尚能抱有希望。詹姆士世和查理一世相继即位后,局面对清教徒来说是每况愈下。教会和政府的腐败使他们忧心不已,眼前不时浮现《圣经》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教训,上帝毁灭罪孽之城是迟早的事,而他们这些虔敬的信徒却无力回天。

  

   温斯洛普等部分清教徒对改造英国逐渐失去信心,1629年3月查理一世解散国会之举使他们下定决心离开这个烂摊子。他们自认为不是逃避责任,而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将这次迁徙视为与上帝立了约的神圣使命:上帝将北美这个新迦南应许给他们,他们则负责建立一个真正的上帝在世间的王国——最圣洁的教会和政府,作为“山上的城”、“世上的光”,供全世界仿效。

  

   何为最圣洁的教会呢?宗教改革家都认为,教会应该恢复到它创立之初的形态,一切行事应以《圣经》为基础。清教的精神导师加尔文将教会应追求的目标归为三条:宣讲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按照基督的教导施行圣礼。

  

   当时英国清教的主要教派是长老会,为了对抗天主教和英国国教自上而下的权力,它形成了由基层小会到中会、大会、总会这样自下而上的逐级组织,具有民主代议性质。长老会对所有信徒开放,无严重劣迹者皆可入会,不必审批。

  

   显然,长老会已是改革的产物,但仍不符合清教移民的标准原因之一是保留了金字塔式的教会结构,二是混淆了重生者与未重生者。加尔文说过,“教会乃是众圣徒的团体”,所以清教移民要按照公理制来创建教会,针对长老制的两大弊端,实行地方教会自治和会员制。七八个志同道合的信徒自愿立约,便可组成教会,选立牧师,共行圣礼,过基督徒生活。各教会间彼此独立自主,关系平等,不存在上级教会。

  

   为保证教会圣洁,公理会实行会员制,吸收成员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申请入会者需当众陈述自己的宗教皈依,其日常品行也要达到一个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在全体会众对他一致认可后方能成为正式会员:共领圣餐并参与教会事务。会员制将马萨诸塞居民划分为“成员”与“非成员”、“重生者”与“未重生者”、“圣徒”与“非圣徒”,形象地体现了加尔文的“拣选论”。信教是马萨诸塞所有居民的法定责任,但只有教会成员享有宗教和政治权利,难怪有论者称之为“圣徒之治”。

  

   教会圣洁了——只属于圣徒们,接下来的事就是根据公民之约来组建圣洁的政府了。

  

   马萨诸塞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英王1629年颁发给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特许状,它授权公司在规定区域内组建社会和政府;在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前提下制定所需法律法规,设置和任命官员。公司权力归所有股东,亦称自由民。自由民每年召开四次“大会”,其中一次选举来年的官员——正副总督和18名理事。这些官员上任后每月召开一次“理事会”,处理日常事务。对于一个商业公司而言,一切权力归股东是无可非议的事。

  

   当时英国向海外发展的公司很多,一般都不挪动总部。早在1607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就往北美属地派出总督和移民,但总部和决策过程仍保留在伦敦。清教徒主持的马萨诸塞公司却一反常规,决定集体移民,目的是利用特许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决策地点的疏漏,把总部直接搬到北美来,造成英王鞭长莫及之势,从而将一个商业公司转化为一个试验性的政治实体,公司大会便顺理成章地演变为殖民地的议会。然而,总部迁到北美后状况随即改变,原自由民只来了十几人,而且大多是理事,这个绝对少数便拥有了殖民地的一切合法权力。按理说,只要不违背英国法律,他们便可自行其是,形成一种寡头统治。

  

   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里没有人敢当独裁者,甚至没有人想当独裁者——他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上帝那俯瞰万世、穿透灵魂的目光。

  

   在殖民地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温斯洛普及其同僚就宣布:经人民一致决定,新的选举方式改为由自由民选举理事,再由理事内部产生正副总督。表面看来自由民直选的官员减少了,但他们撤开特许状,自作主张将自由民的范围大大扩展了,116人因此成为自由民,获得一定的选举权,这人数约占人口五分之一,几乎包括了当时除仆人外的全部成年男性。此举算得上一场革命,因为从法律上讲,当时英国人享有选举权的比例远低于此,所以它超越了特许状所保证的殖民地居民享有英国公民之权利。大会又投票决定,未来的自由民将来自教会正式成员,以确保政府圣洁。在这第一个回合中,治者主动让权,被治者欣然接受,算得上皆大欢喜。

  

   但人民就此满足了吗?没有,因为现状与他们信仰的政治主张还有很大距离。加尔文的政治理念是:“由于人的罪恶和欠缺,使政权操于许多人之手,乃较为稳妥,他们好彼此帮助、教导、规劝。这样,倘若有人越权,别人就可以监察并约束他的野心。”知行合一的清教徒一定要坚持不懈地争取下去,直到给权力套上缰绳。

  

   新自由民刚当上9个月,便发生了一起抗税事件,理由是征稅事先未征得同意,因此无代表不纳税。事件发生10周后,大会决定今后每个定居点派两名代表参与讨论增税事项,同时宣布正副总督改为自由民直选。在这第二个回合中,被治者开始提出诉求并得到满足,权利进一步扩大,治者仍然表现得好商量,很大度。

  

   在赴美途中,温斯洛普就明确宣讲了这次迁徙的目的:“经上帝恩准以及大家的同意,更由基督教会特许,我们着手进行的事业是在一个合适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下寻求共同生活之地,亲密相处。在此情况下,公共的利益必须高于私人的利益,我们的良心和政策都要求我们为公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说,这里的治者与被治者不是在进行权力之争,温斯洛普不怕人民有权,而是怕他们犯错,破坏了与上帝的约。在有关人的堕落与对权力的限制上,他和被治者并无二致,都相信政府产生于人民的世俗之约,人民有权决定政府形式,他还认为被治者的参与能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人民更乐于配合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不过温斯洛普也相信,人民的权利应限于官员选举,官员一旦上任,代表的便不是人民,而是上帝,要对上帝负责。在他看来,只有德才兼备者才堪当重任,而民众尚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判断和智慧来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因为人民中优秀者永远是那最小的部分,“而优秀者中智者则更少”。民主是不可取的制度,《圣经》并不认可民主。既然政府的职责是遏制人的堕落,那么就必须与民众保持距离,治者与被治者若不界线分明,何以遏制堕落?

  

   然而,这些敢于藐视英王、敢于在木船中横渡大西洋的清教徒岂是等闲之辈?他们对上帝是绝对服从,对人间的权威却是百倍警惕,唯恐撒旦搞破坏。第三个回合很快揭晓了。1634年春,每个定居点派了两名代表一起去见温斯洛普,要求查看特许状。当他们看到自由民拥有立法权的条款时,便提出质疑,要求兑现。温斯洛普解释道:由于自由民范围的扩大,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全体参与立法了,不得已改为由理事会立法。但他还是认真考虑了民众的意见,在下届大会上宣布:每年将由总督指定一些自由民组成一个委员会参与修改法律,一切征税与公地处理均需得到该委员会的同意。

  

   人是政治动物,看来这话一点不假。这些依据特许状本无自由民资格的人在意外获得资格后,却要求兑现特许状中自由民的一切权利了。他们一心要以立法来控制政府,预防专权。1634年大选中,他们给了温斯洛普一个戏剧性的警告——将他从总督的位置上选了下来,只让他当个理事。温斯洛普对此泰然处之,连日记上也没留下一句埋怨话,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做好各种指派给他的事情。

  

   几个回合下来,大会的权力已由官员和代表共同掌握,而且代表在人数上超出官员,颇有平分秋色之势。由于大会既是马萨诸塞最高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法庭,温斯洛普对这么多他认为不称职的人参与决策忧心忡忡。下野后不久他便提议:任何立法的通过必须获得官员中大多数的同意,依据是特许状中的一条规定:大会必须由正(或副)总督和6名理事出席。这个提议被大会考虑良久,直到1636年才接受,但在规定官员多数否决权的同时也规定了代表多数的否决权,1644年后正式改为两院制。

  

   1636年春,大会成立了一个终身制的常设顾问委员会,以现任总督为首,成员为几个卸任的前总督。他们被授权在大会休会期间治理殖民地,权力规定却相当笼统。1637年,温斯洛普由于处理异端的成功,在野三年后又当选为总督。在这一回合中,治者权力得到巩固加强,马萨诸塞欣欣向荣,表明上帝是赞成他们的。温斯洛普对任何质疑都给予充分解释,也经常作出修正来顺应民意,他刚柔得兼的治理风格得到赞许,又连续两年当选。

  

   不过很快,人民再一次向政府权威挑战,作为精神领袖的牧师们站在代表一边,也要求对政府权力加以明确限定。他们承认温斯洛普是伟人能人,还经常自掏腰包办公务,但他的威望只是让大家更加担心。1639年,代表们在大会上对三年前设立的终身顾问制发难,指责他们是越权行使官员之权,最后虽保留了顾问委员会,但将其职权仅限于军事、关税、印第安贸易等几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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