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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0:49
作者: 王美平  
其四,英俄之争。日本普遍将帝党与后党之争与英俄在华竞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帝党属于亲英、亲日派,后党属于亲俄派。《东京朝日新闻》评论向来“满人投靠俄国,汉人依赖英国”,故戊戌政变在名义上是改革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实际上则完全是“亲英派与亲俄派的权力争夺。”(50)宗方小太郎亦认为帝党与后党的背后“潜藏着英俄两国,其兴衰会立即影响到英俄在东洋的权力消长”(51),他还从驻日公使李盛铎处确认慈禧与李鸿章希望“依靠俄国处理国事”(52)。

   正是基于上述性质把握,日本各界在内心是支持维新派的,亚洲主义团体及大隈内阁甚至在政策及行动上予以了支援。10月2日,东亚会为营救梁启超、康广仁等维新派会员,访问大隈首相呈递请愿书,要求日本劝告清政府对维新派予以缓刑或免刑处理。(53)大隈首相本人亦支持维新派。10月19日,他在东邦协会以“支那保全论”为题发表讲演称:中国地广人众,绝不会被列强以武力消灭,但若守旧如故,则是自取灭亡。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最适合担当“诱掖引导支那之责”。(54)大隈内阁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采取了暗中营救康、梁等变法派,阻止废黜光绪帝的一系列政策行动。毋庸赘言,大隈推行所谓“保全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在为确保本国国防安全的同时,企图在中国扶植本国权益代言人,从而推行大陆扩张政策。

   那么,日本政府在营救维新派之后又为何最终驱逐康有为呢?现有研究已经明确了日本政府最终“礼送”康有为离日的主要原因在于张之洞的要求。(55)其实,日本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也助推了这一决策的形成。由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为何失败,这对处于当时的世人来说无疑是难解之谜。日本军界、政界及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戊戌变法“过激论”,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内涵。

   其一,变法派地位低下,缺少从政经验。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泷川具和是当时海军省高级谍报人员,9月上旬曾与康有为进行过一次会谈。他在向海军军令部的汇报中分析维新派“既缺从政经验,又少显官,仅有张荫桓、徐致靖等数人,从正面进行公然改革,势单力薄,障碍颇多,难以成事”(56)。其二,革新力量薄弱,且对近代西方文明缺少充分认知。泷川评价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派对于外国都是“目不识丁”,故在行政改革上无法参照欧美制度,且孤独无援,“唯可所恃者乃皇帝之信任”。(57)《读卖新闻》认为“所谓革新派,数量极少。变法革新之策,几乎全部出自康有为一人”,评价革新派“只靠皇上的特殊信任”而与“满朝的守旧党为敌”,注定失败。(58)其三,改革的手段与方法太过激进。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宪政体制的主要创建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元老,其相关看法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他在考察中国回国后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出席有新任首相山县有朋、陆相桂太郎等内阁重臣参加的招待会。席间,伊藤明确表达了戊戌变法“过激论”,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但戊戌变法的顺序与方法并不可取,中国作为大国对延续数千年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非在短期内能够成就。(59)

   通过上述原因分析,日本政府确认了依靠地位低下、经验欠乏、手段急进的维新派推行改革,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谋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的国防安全。基于此种认识,10月7日,大隈重信召开内阁会议确定了如下方针:在“基于人道主义对被清廷处以极刑者尽量予以援救”的同时,“希望温和、渐进的改革得以成功”。(60)10月25日,康有为等到达日本后,大隈内阁进一步明确了“渐进”方针:“清国改革派欲将世界文明空气输入清国,是进步之友,但与无序而急进的改革相比,日本政府更希望有序渐进的改革。”(61)由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力度,期望通过与之合作实现对华扩张,并最终因此而驱逐了康有为。

  

   四、戊戌变法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开端,其成败不仅牵动着本国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了标榜与中、朝等亚洲国家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为盟主)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与呼吁告别亚洲“恶友”追随欧美列强的“脱亚入欧”论,这构成近代日本的两大对外路线。自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以来,“脱亚入欧”便成为日本的主要对外路线,而“亚洲主义”则只是被民间所倡导,处于非主流地位。戊戌变法期间,日本以东亚会、同文会等亚洲主义团体的成立(62)与大隈首相及其领导下的宪政党(原进步党系统)重视亚洲主义工作为标志,出现“亚洲主义”的复兴局面,对“脱亚入欧”在对外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63)在此种局面下,戊戌变法对于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戊戌变法的失败发生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之下,促使日本强化了甲午战后形成的“中国亡国观”。戊戌变法曾给日本的中国前途观带来过一缕希望。刚卸任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于7月启程在酷暑中访华,原本存有一丝“寻盟于旧友”的愿景。(64)9月19日,他在北京的欢迎会上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不可能被列强瓜分灭亡”,认为中国“若变法图强,定会恢复疆土”。(65)然而,戊戌政变后,日本普遍认为守旧派掌权后的中国仍将在旧文明中止步不前,难以进行近代改革。这将导致内乱蜂起,外患加深,国将不国。外务省频频收到驻华各地领事关于当地叛乱的报告。(66)陆军大尉时泽右一向日本政府报告戊戌政变以来“倾向革命者显著增加”,中国“革命形势迫在眉睫,南方尤其如此”。(67)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中国各地的暴动。伊藤博文也转而否定中国的前途,认为以清廷现在的力量不足以镇压各地的叛乱以维护国家安全,在列强环伺之下,清廷根本无法维护疆土,担忧“愚民”杀害传教士、烧毁教堂等行为,会招致列强干涉,引发祸及整个国家之重大事件,届时日本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号召日本各界早日着手应对。(68)1899年5月,伊藤公开发表“中国亡国论”称:“以今日局势观之,可以断言支那将陷于土崩瓦解。”(69)

   其次,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日本政府坚定了“脱亚入欧”路线,拒绝“中日同盟”。学界就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是否形成“联华”政策存有分歧。李廷江认为大隈重信内阁“明确地提出了日清同盟”的外交方针(70),而茅海建、郑匡民则认为日中修好“尚未形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府整体的明确的既定的重大决策”(71)。该问题与日本对外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中日联合”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口号,日本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实际上明确否定了“中日联盟论”。

   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治尚处于“藩阀专制”(72)时代,长期掌控内政外交与军事的其实是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戊戌政变后,伊藤博文明确否定中日联盟论,而倡导脱亚入欧路线。1899年4月15日,伊藤博文会同山县有朋内阁(1898.11.8-1900.10.19)的主要阁僚及负责宫中事务的内大臣觐见明治天皇,报告了游华见闻及对外意见,其主旨为:“清国本国无人能够担当文明改革大任,全靠欧美人启发,我国已错失救助清国之时机,但若效仿欧洲列强染指清国领土,则列强势必连横制我,若诉诸武力,我国军力、财力皆不足以与之抗衡。故当下我国只能收敛手足,徐图富强。但应不懈努力以为将来打算。”(73)显然,其意为中国不足相谋,鉴于当下国力不足,不能与列强竞争侵占中国领土,应集中精力扩张军备、积蓄财力,以在将来与列强瓜分中国。上述认知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础。

   针对1899年慈禧派遣特使赴日访问,盼为结盟以阻止列强蚕食一事,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使者虽“含糊模棱,始终没有明确表态”(74),但山县内阁对此其实出台了明确方针。5月27日,山县从俄国外交路线与中、日局势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英、俄是与中国最为利益攸关的欧洲列强,从俄国于1898年突然向欧洲提出召开和平会议来看,其外交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并在炮台、铁道、矿山等方面极力扩张。其次,欧洲列强在中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中国地图显然终将被赤、橙、蓝分开,其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日本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再次,日本当下正值整顿财政、扩张军备时期,外交政策应采取最为圆满稳妥的方针,在数年内应集中精力整顿财政、扩充军务,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故此,对于清政府派遣特使一事,山县主张应予接待以避免伤害中国感情,并保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以在有利时机扩张日本的利益线。但是,与中国的“亲密”程度切不可过度,以免欧洲列强产生中日会盟抵挡欧洲的疑虑。况且“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75)。上述意见被提交于内阁审议通过,成为此后日本长期的对华方针。

   可见,戊戌政变后,明治天皇及宫中集团、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支配下的日本政府均彻底否定了“亚洲主义”路线与中日同盟论,而将中国视为怀柔与瓜分对象,坚定了“脱亚入欧”战略。而且,即便是亚洲主义者也在戊戌政变后放弃了“中日结盟”的主张,转向“列强共管论”,其外交路线实质上归向“脱亚入欧”。(76)

   再次,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英走向同盟关系,从而造成日英同盟与俄国竞争瓜分中国的局面。戊戌变法时值日本外交处于从三国干涉后的极端孤立期走向与英国结盟的过渡时期。三国干涉还辽促使日本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德、俄首开瓜分中国之局面,促使日本将结盟事宜提上正式议程,但在日俄协商与日英同盟之间举棋不定。1898年3月,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针对德据胶澳、俄占旅大而极力提议缔结日英同盟。(77)4月,日本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了英国在福建“不割让”问题上的支持,为实现对英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78)戊戌政变后,日、英在处理相关问题上互通意见,步调一致,进一步确认了两国在遏制俄国向远东扩张、“保全中国”问题上具有一致的战略利益与方针。日本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使得英国认识到在远东地区日本实力堪与联盟。11月,英国开始主张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立场一致的英、日、德、美四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俄国,尤其是日本在东亚“是一个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合作力量”(79)。后经义和团运动中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刺激,日、英最终下定决心于1902年正式缔结针对俄国的同盟条约,并于1904年借“保全中国”之名对俄发动了帝国主义争夺战,攫取了南满权益。

   注释:

   ①如王晓秋:《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比较》,《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日]彭泽周:《伊藤博文与戊戌变法》,《历史学研究》第406号,1974年3月15日;[日]志村寿子:《戊戌变法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第6卷第2号,1966年3月;[日]廖隆干:《戊戌变法时期日本的对清外交》,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第471号,1987年;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②如志村寿子、彭泽周、廖隆乾的上述三篇论文。

   ③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外相本公第8号信:《关于设立专门学科的上谕》(2月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本文所引JACAR以B打头之档案均藏于该馆,下略),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50007000。

④《新设官吏登庸特科上谕》,羯生:《破格的人才登庸法》,《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2月18日、3月7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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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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