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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民营经济所有权研究的六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9-09-30 13:03:29
作者: 孙宪忠  

  

   对于贫富差距,我们不应该不承认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很正常。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社会的缺陷,也是我们研究国家治理的时候应该予以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导致政权的更迭,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与此相关的,因为近代以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沦为受剥削的阶层,他们困顿的生活集中地表现在其所有权的状态方面。

  

   但是,这个阶层的贫困,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工人普遍懒惰和愚蠢,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变迁,使得工人沦为无产阶级。所以,从社会阶层分析所有权的实际状态,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要解决类似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其所有权的学说是不可以否定的。

  

   在探讨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制度时,涉及民营经济所有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民众依据法律取得的所有权的正当性问题。

  

   所有权正当性问题,也就是所有权应该获得承认和保护的道德伦理基础问题。道德伦理作为法律制度建立的基础,在讨论所有权制度的时候,尤其是讨论民营经济所有权制度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思路。

  

   举一个例子,在苏联名著《静静的顿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红军战士在前方打仗受伤了,被送到后方属于红军控制地区的他的家乡养伤。伤养好了以后,他就留在家乡劳动。小伙子比较聪明,也很勤快,通过勤劳致富,养了牛马有了马车、盖了房子买了地。后来红军打败了白军,在全国进行土地革命,首先是清理队伍和政治核查。这个以前的红军战士现在是一个富有的人,因此他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富农,这样他就成了阶级敌人。

  

   后来,当地政权要他交出财产,他不同意,黑夜的时候赶着马车逃跑了。最后他被抓住了,并被认定为反革命枪毙了。作者肖洛霍夫通过这个小说表达的意思是并非有钱的人都是阶级敌人。斯大林批评肖洛霍夫同情富农,引发了苏联文学界的政治性批判。

  

   这个红军战士打仗时为革命负伤,后来回到红军控制的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合法劳动发家致富。这个过程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在他富裕之后在阶级划分上成为富农。后来他不愿意交出财产时又被认定为反革命,最后被剥夺了生命。那么,有人考虑过这个红军战士取得个人财产的正当性问题吗?有人考虑过剥夺他的所有权的正当性问题吗?一个革命的红军战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合法劳动发家致富后反而成了阶级敌人。

  

   这个问题让笔者十分苦恼。

  

   回顾苏联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政治斗争,再看看当前“民营经济退出论”的呼声,这种法权政治上的道德伦理问题,确实始终是我国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受到道德伦理支持的。再扩大一下理解,这个伦理道德,既应该成为对于个人合法所有权的支持,应该成为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约束,也应该成为对于我国社会中某些人总想无偿剥夺别人财产的观念的约束。这一点是否也是一种政治分析的角度?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讲合法性基础,不论什么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一律都反对,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思想观念。贫富差距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在法治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有它的方法,而且从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看,这个问题在承认和保护民间所有权的基础上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我国的扶贫工程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开始了精准扶贫工程,近年来,我国原来3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下降为不到2000万。这个伟大的工程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政党,另一方面也说明,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贫富差距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民间的所有权不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提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笔者认为,在民营经济所有权的政治分析中,某些学者至今还在坚持把盲动地剥夺、限制民间所有权作为正当方法的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

  

   所有权的第三个分析方法,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方法。这个分析的角度很有价值。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建立哪种所有权的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国计民生的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按照经济学家的通俗说法,那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或者“谁应该吃最大份的蛋糕”。

  

   这个问题的结论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十分简单,那就是要让最能够把蛋糕做大的人,吃到最大份的蛋糕,这样蛋糕才会越做越大。好比力气大的人应该多吃饭才会多干活一样,这样干的活也会越来越多。他们认为这样才最有利于促进国计民生的发展,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得最快。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权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学者都在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权问题。他们实际上也都认识到所有权的法律制度设置,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是,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并从经济学理论上予以体系化解释的学者,是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说在当时达到了理论上的顶峰。

  

   这本天才的著作指出,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必须找到一个国民经济源源不断发展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所有权,就是个人的、私的所有权。他说,国家怎样才能调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创造者看到所有权。财富是创造出来的,只要把所有权交给创造者,他就自然会创造财富;只要创造者的个人所有权保护是足够的、有效的,社会经济就会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事实上这个理论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英国法律打破了天主教会在个人所有权方面的戒律,把所有权完全交给个人,工业革命随之成功了,而英国也成为世界的霸主。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创造财富的总和。

  

   创造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我们一直没有理清的范畴,也是很多人闭目塞听不愿意涉足的研究范畴。

  

   笔者根据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所有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和论证民众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所有权的正当性,这是亚当·斯密解决的,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富裕的角度看,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首先应该是个人财富进取心的保障;

  

   另一个是所有权的有效性的观点,这是笔者根据史料总结的,这个观点的内容是,不是仅在立法层面,而是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要为所有权提供保障,只有构建起这种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才能够让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充分发挥其功能。

  

   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一生有3000项发明专利,同时为了专利利益,他还打了5000次官司。人的寿命有多长,一年的工作日有多少,一年一百多次诉讼,这是什么概念?但关键是英国这样一种体制,从行政机关到法院,给瓦特提供了能够进行这么多诉讼的机会,使得他能够利用这种体制来保护他的权利。笔者认为,这就是所有权制度的有效性。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权制度,既解决了民间财富取得和创造的正当性问题,也解决了所有权保护的有效性问题。有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才有了英国的强大和发展。法律历史学家布莱克斯通说,从来没有一种法律制度能像所有权一样促使人焕发创造的激情。

  

   这就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产物。

  

   不需要给劳动者讲各种高大上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肉身的自然人,都有父母家人要供养,他的创造能力是天生的,生活的压力使得他必须去创造,所以只需要给劳动者所有权就可以了。亚当·斯密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源泉的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不会直接取消个人所有权。《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本基础性著作,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提供经济发展的源泉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受苏联理论的影响,强调的是私有财产就意味着掠夺、剥削、损害,但是没有提到所有权在创造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否定了之前的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推动了社会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些也都受到了苏联法学的抹杀。

  

   但是如果历史真的像苏联人所说的那样只有掠夺和剥削,怎么会有火车、汽车、轮船和电力,恐怕连自行车都不会有,更不会有现代化。马克思都承认大量的财富是创造而来的,为什么苏联人不承认?如果我们现在还坚持苏联人这些观点,那么民营经济就确实没有了政治上的出路。这恐怕是不可取的。

  

   所有权和民生

  

   第四个问题就是民生意义上的所有权问题。对社会普通大众来讲,他们的所有权需要从民生所需的角度得到足够的承认。这一意义上的所有权,不仅要承认普通民众对于财产取得和处分的自由,而且国家还要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至少这两层意义是必须具备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圣贤都强调民生问题意义重大,民生大于天。

  

   “民生大于天”的基础就是民众对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的所有权问题,所以保障民生,必须从保障民众的所有权入手。首先,立法者应该允许人们取得广泛的所有权;其次,对人们取得的所有权要给予足够的保护。如果人们没有足够自由去取得和行使其所有权,那么这就造成了民生问题,连基本生活都会成问题。

  

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还采取严格限制民众所有权的体制,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1975年张春桥等人搞“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专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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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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