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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耀:国家治理新趋势: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以“滴滴案”和“刘海龙案”为切入点

更新时间:2019-09-30 00:07:44
作者: 高启耀  

   摘要:  “滴滴案”与“刘海龙案”的处理结果体现了国家治理新趋势,即民意与法治的融合。舆论与个案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民意与法治的关系。民意的三重向度体现了从目的价值向理性价值的质的飞跃,国家治理是一个以目的价值为起点来追求理性价值并回归目的价值作为检验标准的动态过程。民意与法治融合的理性价值应从实现实质正义、增强国家公信力和发挥法治建设成果的导向作用三个层面展开。我国应遵循整合舆论、提炼民意、完善法治、反馈社会的逻辑顺序构建舆情联动机制,充分尊重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对国家治理的科学价值,保障法治建设体系完整、全面、协调,增强法治自信,同时应权衡这一个案矫正机制的弹性限度。

   关键词:  国家治理;民意与法治;舆论与个案;舆情联动机制;滴滴案;刘海龙案

  

   2018年8月24日,温州乐清又发滴滴打车遇害凶案,一时间暴涨的负面舆情将打车平台的安全责任推上风口浪尖,滴滴公司被全国范围多家监管部门约谈后终于部分落实其整改承诺。同年8月27日,江苏昆山市发生砍人事件,受害者于海明捡起砍人者刘海龙掉落的砍刀并追击七秒将其“反杀”的行为被昆山市检察院定性为正当防卫。昆山市检察院的做法在兼顾法治进步和回应民意方面厥功甚伟,有学者认为这主要缘于此举是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背景下对我国司法偏向保守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如此密集发生的个案判决与舆论倾向相吻合的事件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新趋势: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传统意义上民意与法治的融合体现为立法、司法、执法等机关充分尊重舆论,确切地说,民意与法治的融合并非新话题,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当肯定“滴滴案”和“刘海龙案”中民意与法治的积极互动,但也应当从舆论积极影响个案、个案正向引导舆论的表象中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缘何国家治理应当更加注重民意与法治的融合。民意和法治作为两个抽象的概念看似在两案中均有其对应的具象化表现——舆论和个案,但它们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在信息化时代,短期积聚的舆论在总体上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但舆论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个案结果也不完全等同于法治成果。

  

   一、个案点评:舆论与个案的有机互动

  

   “滴滴案”和“刘海龙案”是民意与法治相融合的两个典型案例,但两案中的民意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法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滴滴案”:舆论积极影响个案

   “滴滴案”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恐慌,故而舆论对滴滴公司履行安全责任的积极性影响较大。该案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理论上滴滴公司应承担保障乘客安全的责任,但与此相关的立法极不健全。2016年7月,交通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提及: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但该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较低,实务中网约车企业的落实效果不甚理想,加之滴滴公司在案发前的配合行动不够积极,最终导致惨案发生。

   第二,社会舆论与滴滴公司的关注焦点不一致。社会舆论更关注公共安全,而滴滴公司作为商事行为主体始终关注营利,它在加强安全责任方面的整改结果仍然以营利为目的。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规定既未说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营利活动之间的价值位阶,又未规定配套的法律责任,它的适用与解释主要由司法活动负责。实务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定多局限于企业信息披露义务或者诚实信用原则。良法善治既主张“法无明文则禁止”,亦不否认“法无禁止皆可为”[1](P199),立法、执法、司法之间的摩擦在民意的呼吁下实现了个案式进步。

   第三,本案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比较明显。舆论的主要关注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罚和网约车平台的安全责任,前者在乐清市公安局强力执法行为初见成效后迅速趋于平静,后者经由全国范围内多家监管部门介入得到初步解决。2018年8月27日,滴滴公司全面下线顺风车业务,免除两名高管职务并在内部重新评估顺风车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在社会舆论方面,除少量群众散布辱骂受害人的信息外[2],主流舆论代表了民意,对法治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刘海龙案”:个案正向引导舆论

   “刘海龙案”中,昆山市检察院认定无限防卫权之举发挥了个案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有关此案,也有三个问题值得说明。

   第一,本案的社会舆论围绕于海明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发生了明显分歧。一方面,在国家打黑除恶的风气下,社会群众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憎恶,普遍主张于海明的行为应被定性为正当防卫;另一方面,了解我国偏向保守适用正当防卫现状的人士(尤其是部分法律人)仍旧认为于海明的行为会被定性为防卫过当[3]。两个矛盾的观点交织,使得昆山市检察院的处置工作不仅需要顶住舆论压力、坚持依法办案,更需要用依法办案的结果来引导舆论的走向。

   第二,“邓玉娇案”“夏俊峰案”“于欢案”等曾经作为是否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舆论焦点案件,却均未产生如本案般积极的引导效应。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审判机关在平息乃至引导舆论方面的努力:“邓玉娇案”判决认定有罪免罚;“夏俊峰案”因证据不充分而无法认定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于欢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刘海龙案”的积极引导效应主要归功于两个要素:其一,完整的(包括案发过程以及证据)信息披露帮助社会群众全面地还原案件;其二,昆山市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并严格依法阐释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值得关注的不仅有司法结果的准确性,还有舆论焦点在当代社会的引发机制、传递效应与理性价值。

   第三,本案的高舆论关注度和办案结果之间的关系有待澄清。本案的舆论导向与处理结果之间高度相似,但本案的处理结果并非是因检察院迫于舆论压力而枉法作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所秉承的公平正义原则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期待。该案反映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个案的处理结果均会或均应与舆论倾向完全一致,而是民意与法治融合的脚步要在个案处理结果的积累和引导中不断向前迈进。

  

   二、民意的三层向度:从目的价值到理性价值

  

   民意极易与舆论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舆论确是民意的外化,但混用这两个概念的现象是导致误判民意与法治关系的主要原因。“民”包含个人(社会个体)、公民(社会群体)和人民(政治群体)三层含义;“意”指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思表示,其通常以意见的形式被法治建设主体接收。民意可以从三种向度展开。

   (一)民意之个人的意见——目的价值的缘起

   个人的意见是一个中性的民意表达结果。它首先代表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或者个体表达对法治建设的认知。个人的意见主要有三种表达途径:权威呼吁,恶意煽动和独自维权。第一种模式有其特殊的适用空间,这些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通常较高,但认知角度、价值立场等因人而异;第二种模式应在治理国家的进程中严加抵制;第三种模式时常因救济机制不够完善而衍生出新的问题。独立地看个人意见的社会影响效果是微弱的,它只有与其他相同诉求或认知的多数个体结合成集聚效应方可产生舆论效果。

   个人的意见是目的价值的缘起,这是个体舆论和群体舆论的差别所在。个体舆论以达成个人利益为着眼点,而群体舆论除关注同质的个人利益外,还包括对个人利益所包含的理性价值的主观评价。影响个人意见最深刻的因素是既已形成于个人脑海中的主观认识[4](P63-71)。在私法维权的情境下,除已经架设的、广受人民尊重的诉讼调解制度极少涉及理性价值的评价外,司法审判所依据的原则性标准同样需要接受公共群体理性价值的考验。现实的问题是,当行政或执法结果无法完全实现个人意见的目的价值时,相关部门习惯于诉诸理性价值甚至是转嫁至其他部门。不同部门之间欠缺协调,维权不能的结果易被误解成该部门所代表的法治功能存在缺陷。

   (二)民意之公民的意见——兼含目的价值与理性价值

   公民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群体,维权困难的个人习惯于依托同质群体来发声。舆论(尤其是消极舆论)倾向的引发机制的理性价值需辩证看待:撇去恶意煽动的舆论,善意的舆论可能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的鞭策,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以及微弱发声机制同样应被关注。舆论代表社会群众的朴素愿望,但囿于引发机制和传导机制的目的价值,舆论导向时常会失之偏颇[5](P684-692)。问题是:舆论的引发机制往往是道德标准,而舆论的目的价值往往落脚于利益追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有赖于信息完全披露,信息不对称始终是舆论风险的源头。随着舆情演绎过程中新信息的不断曝光及旧信息的反复验伪,社会群众的关注情感会出现波动。

   舆论兼含目的价值和理性价值,因此舆论的导向存在分歧,舆论无法完全等同于民意。集体行动起源于“平等的人们之间达成资源合伙的协议的程序,在共同事业中同负责任和同享利益;他们不是因为受到威胁或压迫而不得不同意的”[6](P424)。舆论的微观性由民意的第一层向度——个人的意见而起[7](P75),其目的价值在耦合式的运作下将导致理性价值被忽视[8](P21-29)。然而,群体的舆论导向容易忽视事件起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当事件的结果与群众预期相符时,舆论最容易得到平息,即舆论的目的价值得到保障。实务中不能完全据此来平息舆论,因为舆情事件中不仅存在目的价值,还存在理性价值。

   (三)民意之人民的意见——理性价值的质跃

   此向度下的民意概念时常会被偷换概念成公众的舆论,诸如大众的呼声等。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与法治相融合的民意应当指人民的意见。民意有其表达机制,且仍旧发挥着核心作用。

   理性价值表现为国家法治建设成果,代表着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总体成果的期待;目的价值表现为国家治理方略,指导社会生活的实施成效。国家治理应当完善从舆论中提炼民意的机制,促进舆论通过民意表达机制得到充分认知。理性价值是人民意志的归宿,但需要通过目的价值的满足程度加以检验。法治建设是一个从目的价值入手来追求理性价值、并将其结果回归目的价值检验的过程,该过程恰与民意表达机制的运营相吻合。这既要求法治建设来源于民意、充分尊重民意,又要求法治建设成果具有合理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

  

   三、民意与法治融合的意义及展开

  

   民意和法治融合的意义不局限于追求个案正义,更在于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使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完善价值观念和理性智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是一种表达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思考方式,它提出了一种现代中国的理想生活和规范秩序[9](P92)。

   (一)民意是法治建设实现实质正义的平衡点

1.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平衡点不易把握。秩序供给是制度供给的基础[10](P150),“任何形式的正义唯有在某种秩序的背景中才能成为现实”[11](P68)。实质法治以形式法治为前提,其中包含良法之治、司法公正等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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