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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

更新时间:2019-09-27 23:57:45
作者: 张伯伟  

   内容提要:科判即分析章段,在文学理论中最早提出此说乃在初唐,而此说之形成实与佛经科判的启示有关。本文阐述了佛经科判的基本涵义及其对隋唐以来儒家经典义疏的渗透,意在说明科判之学的影响广大深远,从而在文学理论上引起的回响。文章又从论文术语、文势义脉以及文论作者与佛教的因缘等三方面,具体指出了佛经科判对初唐文论影响的痕迹。

   关 键 词:佛经  科判  初唐  文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最早将佛经科判与一般文学相联系的是梁启超。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六“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中指出: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则组织的解剖的文体之出现也。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著名之诸大经论,恒经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著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例愈剖而愈精。此种著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而此为著述进化一显著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注:《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近代名著重刊”本,1988年版,第130页。)

   梁氏主要举出的是儒家义疏文体与佛典疏钞之学问可能存在的关系(注:即使就这两者的关系而言,梁氏的说法也未免模糊含混。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十二“论义疏之文体”批评道:“任公先生盖见群经义疏与释典之疏均有科分,发现其有相类似之点,其意似欲从此点论儒家义疏在文体上所受浮屠影响,而辨认未明,语意含混,既未指明释氏经疏之分段落,亦未说出儒家经疏之体若何,仅由‘同时发生’一语囫囵推之,谓其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以意测之,梁先生所欲言者,殊未透彻。”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5页。),至于科判之学影响及一般文学究竟何在,则语焉未详。

   本文所试图解决的是佛教和唐代文学理论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具体地说,一篇文章或一首长诗的写成,往往需要分成若干段落或层次,此在今日几乎成为文学常识。但从历史上来看,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最早出现在初唐。而这一理论之能够形成,则来自于佛经科判的启示。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注意,故撰作此文,以作嚆矢之引。

  

   二 佛经科判略说

  

   科判,又称科分、科文、科段、科章、科节等,指的是僧人解释经论的一种方法。据《佛光大辞典》说,就是“为方便解释经论而将内容分成数段,再以精简扼要之文字标示各部分之内容,称为科文”(注:《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年第五版影印,第3923页。)。关于佛经科判,以往的研究并不多见。最有代表性的,是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书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对于“科分”在中国的起源及特点,有简明扼要的陈述。此外,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慈怡《佛光大辞典》、中村元等《岩波佛教辞典》也专列“科文”条,并有详略不等的解释。尚永琪《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一文亦有所讨论,更趋深化(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1-415页。)。兹结合佛教经论义疏,参酌前贤议论,对佛经科判之学略述如下:

   佛经科判的基本特点是将经典一分为三,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汤用彤指出:

   震旦诸师开分科门,实始于释道安,而道安则称“科分”为“起尽”。……其所分为三分。按道安注疏中有《放光般若起尽解》一卷。《法华文句》有云:“起尽者,章之始末也。”可见起尽者,即后人所谓之科段也。(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8页。)

   中国的科判之学始于道安,乃古今之通说。如慧皎《高僧传》卷五“义解”《道安传》云:

   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注:《大藏经》,第五十册,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馆《大藏经》委员会据日本新修《大正藏》影印本,1955-1957年版。)

   所谓“为起尽之义”,即区分章段。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卷上一云:

   然诸佛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分经以为三段:第一序说,第二正说,第三流通说。序说者,由序义,说经之由序也。正说者,不偏义,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义,通者不拥义,欲使法音远布无壅也。(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315页。)

   天台湛然《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云:

   古来讲者多无分节,至安公来,经无大小,始分三段,谓序、正、流通。(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2页。)

   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上一云:

   解本文者,先总判科,后随文释经。……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译《佛地论》,亲光菩萨释《佛地经》,科判彼经,以为三分。然则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435页。)

   据良贲所说,印度的《佛地经论》也是以三分“科判彼经”,尽管彼此皆闭门造车,却能出门合辙,于是有“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之叹。

   何以至道安时代乃有科判之说,汤用彤曾指出科判之学有一个从“佛教义学”到“经师之学”的转变,尚永琪也指出“义学的兴起”是科判之学的重要背景。然而佛教义学颇受玄学思维的影响,概言之,即“得意忘言”和“举本统末”,此皆出于王弼。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609页。)王弼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时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注:《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第633页。)本着这一逻辑,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指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注:《王弼集校释》,第591页。又可参看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二章第四节第三小节“‘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149页。)其基本精神是注重大义而轻视言象。道安对此深有会心,他对于当时的佛教讲经“致使深义隐没未通”的状况颇多不满(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108页。),于是提出了改变的方式:“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注:《道行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七,《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7页。)“率初以要其终”和“忘文以全其质”其实就是“举本统末”和“得意忘言”的另一种表述,科判之说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诠解经文而兴起的一种注释方法。从道安的实践来看,在当时也是成功的。《高僧传》这样评论他“为起尽之义”的工作效果:“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注:《大藏经》,第五十册,第352页。)道安自己说他的注经工作是为了帮助初学者了解佛教经义,其《安般注序》云:“魏初康会为之注义,义或隐而未显者,安窃不自量,敢因前人为解其卞。”(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3页。)又《了本生死经序》云:“然童蒙之伦,犹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释未训。”(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5页。)又《十二门经序》云:“敢作注于句末,虽未足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6页。)又《大十二门经序》云:“今为略注,继前人之末,非敢乱朱,冀有以悟焉。”(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6页。)由此可以推知,佛经科判之学的兴起,不仅与佛教义学有关,而且也涉及到佛经义理的启蒙教育问题。运用科判的方式,可以使段落清晰,经义豁然,也更便于初学者把握。后者与文学科判说的产生具有类似之处,特于此表而出之。

   科判之学初起之时,由于以“得意忘言”、“举本统末”的思想为基础,必然较为简略。汤用彤又指出:“科分经文,至刘宋而益盛。”(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99页。)从发展趋势来看,科判之学兴盛之后,实有越来越琐细的倾向,因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天台湛然《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指出:

   自梁、陈以来,解释《法华》,唯以光宅独擅其美。后诸学者,一概雷同。云师虽往,文籍仍存。吾钻仰积年,唯见文句纷繁,章段重叠。寻其文义,未详旨趣。……故碎乱分文,失经之大道。……若细分碎段,非求经旨者所宜。……昙鸾北齐人,斥云:细科经文,如烟云等为疾风所飏。飏者,风飞也。(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3页。)这里提到的“光宅”,指的是梁光宅寺法云法师,他撰有《法华经义记》八卷。据其自述,略可见其繁琐。《法华经义记》卷第一云:

   今一家所习,言经无大小,例为三段。三段者,第一詺为序也;第二称为正说;第三呼曰流通。然今三重开科段。第一开作三段,自有三阶。……次第二重,又就此三段之中各开为二。……次第三重,开科段者,减一名义,通、别两序各开为五;明因辨果,二正说中各开为四;化他自行,二流通中各开为三也。(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574-575页。)

   一般的科判只是将经典一分为三,法云则“三重开科段”。第一重是一分为三,第二重则三分为六,第三重则六分为二十四。将一部经典分为二十四段,详细解释,愈衍愈繁。故汤用彤指出:“至若科判,则亦时愈后者分愈密。……而佛教义学颇转而为经师之学也。”(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0页。)这当然是就六朝佛教而言。至唐人科判,则又转而化繁为简,依然以三分为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刘宋以来,科判极为流行,但这只是僧人解释经典的一种主要方法,而非唯一的方法。如天台智者大师《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一指出:

   夫震旦讲说不同,或有分文,或不分文。只如《大论》,释大品不分科段,天亲《涅槃》即有分文,道安别置序、正、流通,刘虬但随文解释。此亦人情兰菊,好乐不同。意在达玄,非存涉事。(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255页。)

   又吉藏《法华义疏》卷一云:

   问:寻天竺之与震旦,著笔之与口传,敷经讲论者不出二种:一者科章门,二者直解释。……答: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患为主,统教意以开道为宗。若因开以取悟,则圣教为之开;若由合而受道,则圣教为之合。如其两晓,并为甘露;必也双迷,俱成毒药。若然者岂可偏守一径,以应壅九逵者哉?(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452页。)

以上两段材料,大致表达了三方面的意思: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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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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