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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

更新时间:2019-09-27 23:55:27
作者: 张伯伟  

   内容提要: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笔谈活动是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表现在朝鲜方面,是使臣对日本文坛整体的全新认识和高度评价,在日本方面,则是对朝鲜诗文的贬抑。通信使将其对日本文坛的印象和评价带回朝鲜,从而在朝鲜文坛引起反响,不仅改变了他们对日本文学和人物的态度,而且影响到对本国文学及中国文学关注点的转移。1764年朝日间的唱酬笔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促使朝鲜人从日本文明的进步中转变了其对清代文章学术的认识,并刺激他们形成了汉文学圈整体视野的雏形。而日本文人也从自身的不断进步中获得自信心和优越感,对朝鲜乃至中国的文学日渐轻视。

   关 键 词:汉文学  朝鲜通信使  唱酬笔谈  1764年

  

   一 引言

  

   本文所说的“汉文学史”,指的是以汉字撰写文学的历史,也就是历史上汉文化圈地区的文学史,除了中国,其范围还包括当时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突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以更为广阔的眼光来审视汉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是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呼吁的课题。这将在我们面前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即试图以汉文学整体为背景,讨论其在不同地区势力消长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学史,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中国文学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应注意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学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汉文学在相同或不同时空间的展开。一般而言,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学的普遍认同是其常态,但周边国家之间对彼此文学的看法就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这种看法的改变也会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产生连锁反应。

   汉文化圈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可谓由来已久。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士多有诗文赠答,这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而此下的使臣往来,每多唱酬,也是史不绝书。宋代有《高丽诗》、《西上杂咏》,乃高丽使臣与宋代君臣的唱和诗。至明代使臣出使朝鲜,形成“诗赋外交”,而有《皇华集》之编印。至于在周边国家之间,虽有语言障碍,却不妨诗文酬答。丽末鲜初的权近(1352—1409)在《送日本释大有还国》中云:“情怀每向诗篇写,言语须凭象译通。”(《阳村集》卷二)江户时代石川贞《呈朝鲜国副使书记元玄川》云:“不愁相值方言异,清兴熟时挥彩毫。”(《星槎余响》卷上)即指出汉诗对于各自语言的超越。特别是明代《皇华集》的编印与流传,形成了汉文化地区外交场合中的典范,已不限于中国使臣之出使外邦。正如中村荣孝指出:“在外交场合以汉诗唱酬笔谈,乃中国文化圈的同文诸国间习惯化的国际礼仪。”①而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间的唱酬,其渊源虽可远溯春秋列国之赋诗言志,但其心中的样板则是《皇华集》。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以“事大交邻”为基本国策,其原则是事大以精诚,交邻以信义,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所谓“通信”,一指传通音信,一指敦睦信义。“通信使”原是朝鲜王朝派往日本使臣的称呼之一,前后多有变化。自仁祖十三年(1635)以后恢复此称,遂成定名。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外交使团,学术界也往往统称为“通信使”。关于朝鲜通信使及其与日本文人的唱和笔谈,韩国和日本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先行研究,为后人的继续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朝鲜通信使团是一个庞大的组成,人数一般在四百多。主要人员有正使、副使、从事官(原名书状官,以上总称三使)、制述官(原名读祝官)、书记、写字官、画员、医员以及军官、译官等。而负责文字应酬的主要是制述官和书记(共三名)。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一云:“倭人文字之癖,晚近益盛,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是其事繁而责大。”(《青泉集续集》卷三)因此朝鲜方面每次都会派出富有倚马之才的文士担当此任。此外,三使书记的人选也同样须是文采斐然。而日本方面也会派出一些文学之士来接应,在彼此唱和之间,展示本国的汉文化水平,同时也在较量高低。所以,虽然出席的人数或有多少,却足以充当国家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唱和双方内心对彼此文学的评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对两国文学水平的评价,其变化也就透露出文学风气的转移和创作水平的升降。

   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通过甲申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朝鲜英祖四十年,日本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活动,考察其在汉文学史上的意义。从汉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一年的唱和笔谈具有历史性的转折,似为前贤所忽略,有待发覆阐微。

  

   二 甲申行唱酬笔谈之特征

  

   此行朝鲜通信使以赵曮(1719—1777,号济谷)为正使,李仁培(号吉庵)为副使,金相翊(号弦庵)为从事官。掌管文事的有制述官南玉(号秋月),书记成大中(1732—1812,号龙渊)、元重举(1719—1790,号玄川)、金仁谦(1707—1772,号退石)。他们于英祖三十九年癸未(1763)十月初六离开釜山,至次年甲申(1764)正月二十日抵达大坂城,二月十六日入江户(今东京),三月十一日自江户返程,四月初五回到大坂城,五月初六离开大坂,六月二十二日回到釜山。此行文献众多,正使赵曮有《海槎日记》,制述官南玉有《日观记》,正使书记成大中有《日本录》,副使书记元重举有《乘槎录》、《和国志》,从事官书记金仁谦有《日东壮游歌》(谚文),译官吴大龄有《癸未使行日记》,军官闵惠洙有《槎录》等。从唱和笔谈来看,此行之特点首先在于参与的人数和唱酬笔谈的数量都颇为惊人,因此遗留下的文献也很多。

   元重举《书那波孝卿东游卷后》云:“筑之东,武之西,三四月之间,揖让一千余人,酬唱二千余篇。”②壹岐岛在筑前之东,江户在武藏之西,这概括了朝鲜通信使在日路途。而赵曮《海槎日记·筵话》载此行归国后向国王英祖复命时的对话云:

   上曰:“南玉得名云矣,何者多作乎?”对曰:“四人所作之数略同矣。”上曰:“南玉作几篇乎?”玉对曰:“作千余首矣。”上曰:“壮矣。汝得彼人诗来乎?”对曰:“彼人先作,然后和之。故彼作果为持来矣。”赵曮曰:“彼人之诗大抵无圆成之篇,无足可观也。”……上曰:“成大中何如?”对曰:“非常矣。元重举、金仁谦亦作千余首矣。……”上曰:“南玉比洪世泰、申维翰何如?”对曰:“诗与文皆有所长,而仓促所作,皆能善成矣。”上曰:“彼以谓朝鲜人文武才皆难以云乎哉?”对曰:“然矣。”(《海行总载》四)

   按照这样推算,制述官加上三书记,在日所作唱酬诗总数约在四千余首。洪世泰(1653—1725)擅长诗笔,器宇轩昂。肃宗八年(1682)以副使稗将的身份赴日,“蛮人持彩笺缣乞求诗墨……公倚马挥扫,骤若风雨,诗思腾逸,笔亦遒妙,得者皆藏弆以为宝。倾慕喧噪,至户绘其像焉”(郑来侨《墓志铭》,《柳下集》附录),为朝鲜国赢得荣誉。申维翰为肃宗四十五年通信使团制述官,文名甚高,在日本与诸人唱酬,有笔扫千军之概。著《海游录》及《海游闻见杂录》,为人所重。英祖以此二人与南玉相比,亦显示出对此行“文战”的关注。而赵曮对日本人诗“大抵无圆成之篇,无足可观也”的评价,以及对英祖“彼以谓朝鲜人文武才皆难以云乎哉”之问的肯定答复,可能更多是为了投君王之所好,未必是客观之论。

   通信使此行一路唱和,不仅人员和作品数量众多,而且也结识了一批日本的英髦之士,南玉、成大中、元重举等人对之皆印象深刻。泷长恺《长门癸甲问槎》记录与南玉的问答云:

   鹤台:诸君东行浪华、江都及其他处处,藻客髦士抱艺求见者定多矣,才学风流可与语者有几人乎?

   秋月:江户诸彦中,井太室、木蓬莱,仆辈尤所拳拳者。……浪华木弘恭之风流,合离之才华,平安那波师曾之博学,释竺常之雅义,尾张州源正卿之伟才,冈田宜生之词律,二子之师源云之丰望,皆仆辈所与倾倒。而那波与之同往江都,情好尤密。足下若与从容,当知仆辈此言非阿好之比,幸为致意。③

   大典禅师《萍遇录》卷下录成大中《复蕉中禅师》云:

   仆入贵境以来,接韵士文儒多矣,而于筑州得龟井鲁,于长门州得泷弥八,于备前州得井潜,于摄津州得木弘恭、福尚修、合离,于平安城得那波师曾,于尾张得源云、冈田宜生、源正卿,于江户得涩井平、木贞贯,而最后得蕉中师。

   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以今行所见诗文言之,在江户则柴邦彦文气颇健,而但其为人清浅谝僻;其次冈明伦也。在名护屋则冈田宜生、源正卿年少夙成,俱受业于源云;云温厚,有老成之风。西京则冈白驹、播摩清绚、芥焕,号为“西京三杰”,而实不知(案:疑为“如”)其名。大坂则永富凤似优,而合离次之;木弘恭以诗画标致,开蒹葭堂,以交四方游学之人,而但地太微、名太盛,恐不能自容也。备前州则井潜、近藤笃,俱以江户游学,辟为记室。潜赡敏,笃沉静。长门州则龙长凯、草安世,而凯颇老成,且有人誉;安世稍清秀。筑前州龟井鲁,年少有逸才,亦声名太早,恐不能见容也。……余于唱酬之席,如得可语之人,则辄曰:“天道自北而南久矣,观贵国人聪明秀敏,此诚文化可兴之日。”

   以上举到的人物,在江户有涩井平(1720—1788,号太室)、木贞贯(1715—1765,号蓬莱山人)、柴邦彦(1724—1807,号栗山);在浪华有木村弘恭(1736—1802,号蒹葭堂)、合离(1727—1803,号斗南)、福原尚修(1735—1768,号石室)、永富风(1732—1766,号独啸庵);在平安有那波师曾(1727—1789,号鲁堂)、释大典(1719—1801,号蕉中)、冈白驹(1692—1767,号龙洲)、清田绚(1719—1785,号儋叟)、芥川焕(1710—1785,号养轩);在尾张有源正卿(1737—1802,号沧洲)、冈田宜生(1737—1799,号新川)、源云(1696—1783,号君山);在筑州有龟井鲁(1742—1814,号南溟);在长门有泷长恺(1709—1773,号鹤台)、草安世(号大麓);在备前有井上潜(1730—1819,号四明)、近藤笃(号西涯)。从地域来讲,他们从东到西,分布在今日的自福冈到东京之间;从年龄来看,多数人在三四十岁,都是当时在儒学和文学上颇有造诣者,多有著述传世。

   朝鲜通信使对日本文人予以如此大规模的好评,可谓空前。这成为此行唱酬笔谈中最突出的特征。即便如正使赵曮对日本的学术和文学颇有苛评,但也还是有这样的基本认定:

   盖闻长崎岛通船之后,中国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戊辰为英祖二十四年(1748),即十六年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将此行酬唱与上一次作比较,从而得出“颇胜”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行通信使对日本诗文的评价,既是一种直接的印象,也是在与以往的对比中得出的。此行出发时,赵曮曾携带历来的使行日记,其《海槎日记》十月初六记载:

   前后信使,毋论使臣员役,多有日记者。洪尚书启禧广加搜集,名以《海行总载》,徐副学命膺翻誊之,题以《息波录》,合为六十一编,以为行中考阅之资。……余固未及详览,而概见之。(《海行总载》④四)

而“行中考阅”诸家日记,也不是正使的专利,他人亦得以浏览。例如在成大中的《日本录》中,既有《青泉海游录钞》,包括“文学”、“理学”、“禅家”等条目;《槎上记》又提及仁祖十四年(1636)副使金世濂(东溟)的《海槎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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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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