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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展拓

更新时间:2019-09-27 23:49:50
作者: 张伯伟  

   内容提要:域外汉籍研究在近十年来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新动向之一,这一动向的形成有其内部和外部的深刻原因,这些都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呼唤着新的理论命题和新的思考方法的提出。而所谓的“新”,来自于对新资料的解读和自身学术立场的反省,由此而有望开始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重新出发。简单地说,就是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本文以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着眼,利用域外汉籍提出五个方面的研究,描述其可资拓展的巨大空间,并指出在事实与理论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 键 词:域外汉籍研究  东亚文明  张力  新展拓  studies on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tension  new horizon

  

   我在私下曾经用SPAN来概括晚近西方学术,它们分别指代Super(超)、Post(后)、Anti(反)和New(新),各种学术流派、概念纷纷兴起,每每以上述前缀冠名,而有所谓的超现实、超自我、后殖民、后现代、反叙述、反主体、新左派、新史学等等,然而“span”一词所蕴涵的意义有距离、跨越和伸展,这样看的话,所有的这些流派和概念,一方面想要和过去拉开距离,一方面又要跨越种种障碍,但最后,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观察,种种的SPAN与传统、与那个文化脉络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伸展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富有张力(tension)的词。我今天的讲题不幸也掉入了这样的陷阱——“新展拓”(New Exploration),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它不仅意味着距离和跨越,也意味着伸展和贯穿。既然是作为“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毫无疑问,今天所讲的内容是与东亚有着密切关系的。

   今年(2012)六月我到台北“中研院”出席了“第四届国际汉学大会”,自1980年以来,这一会议每十年举办一次,是世界汉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开幕式上有王汎森院士的主题演讲,题目是《汉学研究的动向》,他概述了2000年以来世界汉学研究在主题、史料、工具等方面的“新动向”,其中有两点给我印象深刻:就主题而言,东亚是一个新动向。过去谈东亚,主要从中国对周边的影响而言,现在着重的是中国与东亚的相互建构。借用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说法,现在的研究是“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就史料而言,除出土资料、电子资料以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汉籍日益受到重视。①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在2012年11月3号到5号举办了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据报道,本次会议也讨论了“新汉学”,所谓“新”的表现之一,就是汉学不再单纯指对中国的研究,而是辐射到整个汉文化圈。东亚视野、域外汉籍及汉文化圈,正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自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倡导的研究路径。但这种路径能够在十年内蔚然成风,形成世界汉学研究的新动向,甚至被命名为“新汉学”,实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深刻原因。仅仅就学术角度而言,简单地说,寻求新史料,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这是出于学术自身发展要求的内在原因;而西方史学界在百年来由实证史学、年鉴派史学向后现代史学、新史学或新文化史的转向,是其外部原因。这里,我需要对后者再多讲几句。后现代史学抛弃了年鉴派史学的宏大叙事方式,关注的不是整体,不是本质,而是“历史碎片”;或者说,本质不在于历史之树的树干或树枝,而是在树叶上。这种史学趋向的得失非一言能尽,比如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有一部影响甚大的著作《马丁·盖尔归来》,另一位史学家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对此书有一个同样著名的评论:“如果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有名或者还更有名的话,肯定是出了问题”(帕拉蕾丝-伯克17;75;111)。但无论怎样,这样的史学必然是多元的、自主的,强调研究者用各种不同文化的词语来看待和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国族的文化,他们重视对历史之树的树叶作独立研究,而与历史之树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将树叶回归到历史之树,类似“欧洲中心论”那样的宏大叙事就可能卷土重来。②这就打破了自启蒙时代以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普遍主义的牢笼。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东亚,它就不再是西方普世规律或普世价值的一种地方性呈现,而是自主的、有其独特价值的研究对象。我们现在拟提出“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计划,并且设计了这样一个系列讲座,以上所说的就是其学术背景。

   然而在我们进入这样一项研究之前,首先应该确定一下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而这必然是与当下的学术状况有着密切关系的。也是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观”或曰“中国中心取向”。他说:“倘想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柯文,“中文版前言”3)。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林同奇1)。柯文所针对的是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的主流观点。这既是史学方法的问题,也是史学观念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东方学》一书中,也曾对西方的东方研究做出了强劲的抨击。在他眼中,西方的东方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研究在内),不过是显示其“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萨义德,“绪论”8)。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萨义德15)。其共同之处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它实际上与它奉为真理的某些观念,与它所形成、传递和再生的传统、感知和判断无法区分”(萨义德26)。不过,在这部书中,我们看不到东方对西方“东方学”的反应,东方是一个沉默不语的存在。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就东亚而言,所谓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更多的是“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是自己加诸自己的,而非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或东方主义者”(余英时,“历史学”633)。而日本作为近代亚洲的先进国,更是一方面自我接纳了“东方学”的主张,以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为普遍标准,而将日本历史的“特性”解释为偏离标准,并且视之为是造成日本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以“东洋之英国自负,蔑视支那、朝鲜”(原田藤一郎248)。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我东方化”的情形并不只是历史,它在今天的华人学术圈中还依然盛行。比如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隲藏在1924年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社会吃人肉的风习》。在该文的最后一节,作者提及日本社会也有吃人肉的现象,但同时指出,这是从中国传来的迷信思想,误以为食人肉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而且这样的记录在文献上也相当稀见。至于《日本书纪》有明确记载的“郡国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谷以相救”,他又借用了一个文献比对的小考证,指出这段文字是从《汉书·元帝本纪》中抄袭而来——“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桑原隲藏203),因而认定这不是真实历史的记录。桑原的最后结论是:日本国民风俗淳厚,远胜中国,这不仅是日本人可引以为傲者,而且也是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桑原隲藏203)。但是据当代日本史学家的研究,与《古事记》相比,《日本书纪》“国家历史的性质十分浓厚[……]鲜明地打出了日本的国名,以与中国和朝鲜相对,反映了牢固的国家观念”(坂本太郎12-13)。在文字的修饰上,“它把中国古籍中的现成句子拿来,重写日本语风格的原始史料,有这类痕迹的地方在《书纪》中为数不少”,但终究而言,此书“是忠实于史料的”(坂本太郎17)。可是在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中,对于桑原的这个论调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桑原氏的此项研究并非中伤中国古代社会的缺陷之处,而是要说明即使在‘文化国’中国,也遗留着只有在未开化民族中才能见到的某些恶习,从而加深对中国人的理解”(李学勤35-36)。再举一例,我在这个月底将赴台湾参加一个以中国“近世意象与文化转型”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海峡两岸的学者。但会议安排的两个“专题演讲”(韩国、日本称“基调演讲”),却是由两位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洋学者担当的。这样一个以中国历史上的近世文学为主题的会议,其“基调”要由西洋学者来奠定,“自我东方化”的程度,真是令人吃惊。更有甚者,当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想从中国的内部,结合中国实际来考察中国,并且想要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沟口雄三94),并且以李卓吾、黄宗羲的研究为个案,为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的中国思想史勾画出一条隐然的线索,实际上是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历史的思路,“构成了对于强大的现行知识模式的挑战”,“试图打造一个对于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而言难以理解的学术范式”(孙歌361),而直到2006年,有的中国学者还认为沟口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在关注内部线索时否定作为主流的外部线索,这样书写下来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丢掉基本事实的历史”,甚至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的外来刺激,一百个黄宗羲也没有用”(刘再复175)。这就完全没有弄明白这个命题所包含的学术用心。我们不妨再看看柯文的意见:“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柯文,“中文版序言”1)。受到这样的棒喝,今日中国学者若是仍然没有学术方法的自觉,恐怕永远都难得正果了。八十年前陈寅恪感叹“神州士夫羞欲死”,并对年轻人发出“要待诸君洗斯耻”(陈寅恪18)的期望,就不知何时能得到实现了。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压迫和冲击之下,纷纷寻找自己的出路。因而看待此后的文明或文化发展,西方学术界大致搬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历史研究》所归纳的模式——“挑战与应战”。由于百年来对于东亚的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因此,东亚知识界(尤其是中国知识界)将重点主要放在面对西洋文明,却有意无意冷落了东亚文明内部之间的对话。即便在文学方面,用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话说,也存在“把真正的亚洲文学,尤其是与我们最近的东亚文学搁置一边,总是关注远处的文学”(白乐晴,“第三世界文学”63)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状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上文引述了沟口雄三的意见,这里我再继续引述一些学人的看法:

   韩国以白乐晴先生为代表的民族文学论,以及由《创作与批评》杂志所主导的“东亚论”,虽然其内涵不限于学术,但仅就学术层面或者更缩小到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其倡导的“立足于第三世界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本国文学、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以改变东亚文学“只在西方文学的边缘彷徨”(白乐晴,“第三世界文学”64)的现状,即便是阅读西方文学,也要“尽量用我们的耳朵听听他们所说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看他们所看过的现实”(白乐晴,“现代文学”227),体现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东亚的知识生产如何建立独立的知识主体性,介入并逐步改变西方的知识生产体制的追求。

中国台湾的陈光兴先生在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和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其“亚洲作为方法”的主张,突出其自身的强调重心,指出“亚洲作为方法的命题不是简单的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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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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