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蒋余浩。

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变化新趋势，单边主义、贸易壁垒、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等，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战略部署带来严峻挑战。在这个背景下，顺德近期实施的两项重大举措，值得持续而专门地深入观察：例如，从2018年开始推动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作为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的重要抓手；又如，建设顺德港澳城、顺德大道黄金走廊、顺深产业城、顺德机器人谷四大战略发展平台，作为推进顺德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蒋余浩认为，必须放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大环境中，才能理解顺德改革再出发的深刻意义及其对于全国层面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和示范作用。

根据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巴德文教授的研究，人类的全球化发展史可以借助一个包含了“三级关联约束因素”的框架加以分析。这三项约束性因素分别是货物交流成本、思想交流成本、人员（面对面）交流成本。在全球化发展之前，由于货物交流成本高昂，生产与消费经常只能集中在同一个区域，远程的贸易仅属于少数现象；在全球化第一个阶段，随着货物交流成本的降低，商品得以远销世界各地，生产与消费实现了分离；在全球化第二个阶段，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思想交流成本的锐减，研发、生产、销售这个产业链条完成重组，制造业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出现所谓“研发在发达国家，生产制造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劳动分工；目前有逐步进入全球化第三个阶段的迹象，即新信息通信技术的突破导致人员面对面交流成本的大幅降低，从而引发新一轮价值链重构。

中国是全球化第二个阶段的重要受益者，与此相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相对降低：G7（美、德、日、法、英、加、意）在1800年代前后获得超越古代亚洲和中东在过去四千年时间里拥有的财富收入，到1990年代占全球制造业份额达2/3；而在1990年之后，G7占全球制造业份额跌到50%以下，I6（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泰国）所占份额升至30%，其中中国占了20%。尤其严重的是，由于研发与制造业的分离，发达国家国内呈现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无法跻身入科创研发业的普通民众又无法得到制造加工等行业的就业机会，加上科创产业高度繁荣推动的金融寡头崛起，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巴德文教授引述的2014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意大利有60%、美国和法国有50%、日本有40%的受访者相信，是贸易全球化摧毁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西方国家在当前出现的“民粹主义政治”、“再工业化”产业政策、“新孤立主义”外交战略等，正是对全球化这一阶段产生的国内发展不均衡的激进应对。中国国内必须探索出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以便在外部经济环境逐渐恶化的同时，能够保持内生增长的动力与活力。

众所周知，顺德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创办承接三来一补加工业务的企业开始，在80年代对外借助便利获取香港等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信息的优势，对内依靠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作为保障，迅速为工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出现所谓“摇头摆尾”（电风扇、塘鱼）和“两家一花”（家电和家具、花卉）的工业龙头产业和农业龙头产业，使顺德成长为“广东四小虎”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顺德正是整个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缩影。及至今天，顺德不仅孕育出美的和碧桂园这两大世界500强的千亿企业，而且在家电行业、涂料行业、塑料管道行业、机电行业、教具行业等诞生了格兰仕、科龙、万家乐、万和、康宝、东菱凯琴、华润、美涂士、柯达机电、震德机械、顺德皇朝家私，顺德卢浮宫等一大批的知名品牌。2018年，顺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163.93亿元，税收总额达55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236亿元，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一位。伴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开始，如何激发这一大批本土企业焕发活力、实现转型升级，是顺德面临的急迫任务。

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顺德其实也留下了许多问题，阻碍当前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顺德土地有限，发展空间受制约，本地企业的增资扩展意识得不到伸张；其次，本土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对人才资源、新兴产业信息的渴求极为强烈；第三，发展不平衡，基层矛盾日积月累，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严重挑战；第四，对农民的“欠账”（如承诺的征地留用地）比较多，大量农村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与顺德土地资源有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根据初步测算，全区有382个建设混乱、管理粗放、建筑残旧的村级工业园，占地13.5万亩，占全区投产工业用地的70%。这些低端工业园区产值仅占27%，税收占比为4.3%，而且其中聚集的多为重污染、高风险的中低端制造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低下。正是认识到这个事实，顺德重新启动改革，直接面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佛山市顺德区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中确立以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为抓手，制定通过复垦复绿，建设现代产业聚集区的目标。

阅读该方案，可以了解顺德当前实施的若干主要举措：（1）顺德作为全省唯一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可通过区内平衡调整、指标预支、完善历史用地遗留问题解决机制等方式解决村改遇到的土地规划、用地指标等难题，同时通过完善容缺受理、事后审批等配套机制，加快项目开工落地；（2）在此基础上，顺德还实施的12项村改新做法，包括土地市场一、二级联动开发，工业用地配套比例最高可达30%，加大村改项目收益反哺农村和企业的力度，让利于民，激活本地民营资本参与村改等；（3）激活农村土地资源，释放集体土地活力，妥善解决留用地等历史遗留问题，鼓励引入社会资本对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开发；积极争取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政策资金支持，打通“股份制类金融资金”等参与村改的路径，国资引领，激活本地民营资本，吸引区内外企业、资金等，为村改项目建设提供强大的资本保障。

与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同步，顺德又规划建设顺德港澳城等四大战略发展平台，推动顺德与大湾区其他核心城市联袂发展。这些举措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如何，还有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但是，无论如何，顺德已经为应对当前外部经济增长萎缩、激发内生增长动能找到了切入口。

这里不妨简要总结一下顺德目前实践的政策探索意义：其一，以强化党领导下的资源调配能力为保障，为企业发展拓展空间。土地资源一向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按照一般的产权制度原理来理解，土地产权（无论国有、私有还是集体所有）必须是独占性的和排他性的，这样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土地利用的碎片化和固定化，难以进行成片开发和重新调整。在当前，顺德一方面是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的传统经验加以“升级”，另一方面是更加强化党领导下的资源调配能力，推动土地资源向着最具生产性、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聚集。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为了发展农村工业，顺德改土地“长包”为“短包”，激励土地集约使用，为本土企业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进入新世纪前后，为了确保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大力发展集体积极，顺德率先实施土地股份制改革，使村民变股民，分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当前的村级工业园区，也是集约使用土地，而且更鼓励实体经济，同时通过推动村民与企业直接建立契约关系，使村民与企业发展状况相挂钩，分享发展红利。

其二，以创建现代产业集聚园区为目标，推动制造业在合作和竞争中转型升级。通过村级工业园区改造和四大战略发展平台建设，顺德的目的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4.0发展”。因此，首先，顺德明确要求村级工业园区的改造不能以人为提高土地利用成本为手段盲目实现改造，其次，努力实施制度机制创新，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尤其不能让农民才园区改造过程中利益受损，最后，制定产业引导规划，为优质的制造业和科创企业联合发展优先提供机会。今年4月份完成的龙江镇仙塘工业区（一期）改造项目地块，以1.83 亿元成交，折合楼面地价为673 元/平方米，远低于目前厂房租价，可以说是既兑现了对村民的承诺，也为日后引入优质产业预留下足够成本空间。而在新园区建设中，顺德也在设计充分利用空间的建筑方案和推进入驻企业形成资源共享网络的制度方案。

总而言之，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要关头，顺德作为改革开放弄潮儿，再次扛起了改革大旗，努力探索一条激发区域（土地）资源内生活力、激励企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这种努力的效果，还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接受检验和观察，但这种努力本身却是为我国当前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示范。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顺德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引进优质的产业发展资源、投融资渠道为现代产业园区服务，如何在顺德的企业网络之间创设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文化，如何通过科创企业的引入和扶持激发本地制造业的整体迭代升级，如何吸引港澳有志青年在大湾区核心地带创业和发展，等等各类问题，这需要顺德围绕其核心发展目标，加强与大湾区其他核心城市、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引入外智，积极创造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制度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