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1 次 更新时间:2019-09-27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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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人是世上唯一会说话的动物,至今每个民族可能没有文字,却都有其语言。可是,中国人对语言的认识与众不同。



首先,是区别了语言在符号使用中的特性和优势。


因为人在有所思、有所感时,除了发出声音之外,还可用手势、表情、动作等来表达,不一定非立言不可。故中国人特别指出一种语言情境,那就是在昏暗中,在手势、表情、动作、旗号、文字等均无能为役之际,语言之用独具优势。《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所指即此。


《释诂》说:「瞑,听也」,或〈玉篇〉说:「暝,注意听也」,所指亦然。昏冥之中,声音正是最主要的传达方式。在手势、表情、动作均无能为力之际,人才非使用语言不可。


一些跟说与听有关的词,如命,《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令」;聆,「听也,从耳,令声」;令,「发号也,从亼卩」;问,「讯也,从口,门声」;闻,「知声也,从耳,门声」。睧,「古文从昏」,大抵也都强调它在音声传达上的特点。隔门不见人,故以声传讯,适与昏夜不见人故扬声以示意相似。


人类学界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发出声音,最初都只是用以辅助手势的,音节语也都多少会依仿着手势语。但从中国人对语言这种声音特性的认识及强调来看,这个讲法显然就错了。古人并不以为语言是继手势而用或代手势而起。因此,才会说音是「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汉语中,凡从音之词,也多有昏暗之义。如暗、闇、湆都是。


换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语言,其起源也可能都属于自然本能,但中国人对语言特性的掌握却颇有独到之处,与其他民族不同。


基于对音声的特殊感会,中国的语言发展当然也颇与其他民族不同。



语言学界一般把中国地区语言划归为汉藏语系。在这个语系底下再分侗台、苗傜、安南、藏缅诸小系。有人认为汉语、缅甸语、藏语中有非常多相似的语根,因此它们可能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古老语言:汉藏语原型(Proto Sino-Tibetan)。但邃古难征,汉语与藏语之关系,学界也仍多争论。


汉语发展的时间很长,当然颇有演变。例如中国人说养狗养猪,日本人就说是犬养猪饲,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中国人听了总要发笑,因为「狗养的」乃是骂人的话。可是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并不罕见,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就同时用了两种语序,有宾语在前的,也有宾语在后的。


又如汉语中量词极为发达,一个人、一张床、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扇门、一根葱、一尾鱼、一叶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枪、一锭金,都有不同的量词,印欧语系语言便不如此丰富。但古汉语的量词使用原先却较简单,与印欧语系差不多。


再者,印欧语系中复声母的现象甚为普遍,汉语古亦有之。依古音学家之推考,古汉语中辅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于现代的印欧语,如dg-、tp-、dm-、ml-、nd-、mbl-、nh- 等均为现代印欧语所不习见者。但后来复声母语终被淘汰了,汉语只以单音来表示。故由语序、量词、复声母等等这类事来看,汉语之古今演变不可谓不大。


然纵观汉语史,又可发现汉语的基本特质古今并无大异。其变化者,一是古有而渐丰,如量词在先秦,虽已有之但尚不发达,魏晋才大量出现。这种变,其实只是发展,只是踵事增华。


在古人说:「孚马四匹,孚车卅两」(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虚文字乙编,7645)「其礻登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编,525)「予光赏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时,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后才会广泛地以不同计量词去指称每一不同的物事。


另一种变化,则是选择的结果,例如词序和复声母。词序渐渐稳定,以宾语放在动词后面为主,复声母则遭放弃,都是有意识的作为,故是变本而加厉。


这也就是说:语言虽然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但对语言的意识,各民族并不一样。各民族语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于此。


本于这种「对语言的思维」,各民族分别创造了他们的语言。汉语相较于其他语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显示古人在造语时特具的思维状态或倾向。


顺着这些状态或倾向发展,后来汉语遂越来越与其他语系不同了。某些与其他语系类似的语言现象,则也已逐渐淡化或改变。


语言,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于此。故对语言的思维,也是思想史的起点。



世上语言,可略分为四种语法结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复综语。其不同可以看底下的例子:


汉   语            俄   语


我读书。      Я читаю книгу


你读书。       Ты читаешъ книгу


他读书。      Он читаег книгу


我们读书。   Мы читаем книгу


你们读书。   Вы читаеге книгу


他们读书。   Они читают книгу


这六句话里,汉语的「读」和「书」没有任何变化。俄语的动词читатъ随着主语的人称和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而книга也必须是宾格的形式 книгу。类似主语与谓语,形容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组合要求有严格的一致关系,动词对它所支配的宾语也有特定的要求。词在组合中这般多样的词形变化,在汉语中是没有的。


因为汉语和俄语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语言学中把类似俄语那样有丰富的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屈折语,而把缺少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孤立语。汉语即是孤立语的代表。


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不重视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


上述的六个汉语句子,每一个词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虚词的作用很重要,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除了词序,很多都是由虚词来表达的。比方「父亲的书」,「父亲」和「书」之间的领属关系是通过虚词「的」表示的。


这种关系在俄语里就须用变格来表示:「книга отца」中的отца是отец(父亲)的属格。汉语、彝语、壮语、苗语等都属于孤立语这一类型。


屈折语的「屈折」是指词内部的语音形式的变化,所以又叫做内部屈折。其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因而词序没有孤立语那么重要。


像俄语的“Я читаю книгу”这个句子中的三个词,由于不同的词形变化都已具体地表明了每个词的身分,因而改变一下词的次序,比方说成“Я книгу читаю”,或者去掉Я,说成“Читаю книгу”或者“Книгу читаю”,都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俄语、德语、法语、英语,都是这种屈折语类型。


粘着语的主要特点则是没有内部屈折,每一个变词语素祇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因此,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需要有三个变词语素。土耳其语、芬兰语、日语、韩语就是粘着语类型。


复综语,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粘着语。在复综语里,一个词往往由好些个语素编插粘合而成,有的语素不到一个音节。由于在词里面插入了表示多种意思的各种语素,一个词往往构成一个句子。这种结构类型多见于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


从孤立语和屈折语的比较来看,最大的差别在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多。其变化有以下各项:


(一)性:俄语和德语的名词与形容词都有性的语法范畴,分阳性、中性和阴性三种,不同性的词有不同的变格方式。法语名词也有性的范畴,但只分阴性和阳性。「性」是一个语法的概念,它和生物学的性的概念未必一致。例如德语的「das Weib」(妇女),「das M?dchen」(少女)在语法上是中性。其他各表事物的名词也分成各种性,例如太阳在法语里是阳性,在德语里是阴性,在俄语里是中性等等。这种分性的观念,墙壁、门、窗、桌、椅都有性别,中国人常感莫名其妙。


(二)数:指单数和复数。如英语的名词、俄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有单数和复数的变化。在中国,若讲到狗时,说「狗们」,则会笑死人。我国只有景颇语、佤语的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


(三)格:格表示名词、代词在句中和其他词的关系。俄语的名词、代词的格有六种形式(名词单复数各有六个格的变化,故有12种变化),修饰它们的形容词、数词也有相应的格的变化。名词、代词作主语时用主格的形式,作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时用宾格的形式,作间接宾语时用与格的形式,表领属关系时用属格的形式。英语的名词只有通格和所有格两个格,芬兰语则有二十几个格。中国人学外语,对这些格的变化,常感一个头两个大。


(四)式:表示行为动作进行的方式。英语动词有普通式、进行式和完成式。「be + 动词的现在分词」表示进行式,「have + 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完成式。


(五)时: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以说话的时刻为准,分为现在、过去、未来。如英语「I write」(我写,现在时),「I wrote」(过去时),「I shall write」(将来时)。英语语法中通常说的「现在进行时」,实际上包括时和式两个方面:现在时,进行体;「过去完成时」则是:过去时,完成体。法语语法中通常说的「复合时」,也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如「越过去时」(plus-que-parfait)实际包括过去时和完成体两个方面。


(六)人称:不少语言的动词随着主语的人称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俄语、法语都有三种人称。英语动词只在现在时单数的时候有第三人称。汉语不只无此变化,连我你他有时都很模糊,上海话说「侬」,有时指你、有时指我,即为一例。


(七)态:态表示动作和主体的关系。一般分为主动态和被动态两种。主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发出者,被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承受者。


以上这些语法的形态变化(性、数、格、式、时、态、人称),汉语几乎全都没有;某些语法功能,只需用助词来代替。


例如「我吃了」表完成式,「我吃着」表进行式。其他形式上的表现只有语序。词与词缀合成句,由语序关系确定其含意。


一些游戏语的故事,如主人逐客,下了条子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却被死皮赖脸的客人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翁同龢气愤邻居常来门口便溺,写了告示:「不可随处小便」,结果被邻人改为「小处不可随便」,把字拆开裱好了挂在厅堂上。这就都显示了汉语中句子的意义,是靠不同的读法、或对语序不同的处理而定的。



不只此也。汉语一些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接续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予重视;在组成一句话时,主语、述语、宾语、形容词、副词也都可以颠倒或省略;主语亦不具备印欧语式的主语功能;句子更可以没有主语;主语与动词谓语之间的关系又非常松散,不存在必然的「施事加行为状态」及「被表述者(主语)和表述成分(表语)」等关系。这些,也都是它逈异于其他语言的地方。我以前说过: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西方式的语法学,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印欧系语言单词本身有丰富的形态表现,体现丰富的语法意义,因此早在亚里士多德讨论静词和动词时,就有了「格」形式的概念和「数」形式的概念。他把动词和静词的所有「间接形式」(形态变化)都纳入「格」的语法范畴中,还指出静词的「性」的区别。其后语法学之研究亦历久不衰。


印度则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系统的《梵语语法》。


可是,汉语的语法形态变化甚简,只要明白了词,又明白了词序,句子自然就能通晓,不须做句法的形态结构分析。因此,从古至清末,中国只用训诂之学去释词、用句读之学去讲明语序就够了,根本没有也没必要有印欧语系那样的语法学。


由此差异,亦可发现印欧语言显示了较强的形式逻辑性,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


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句中其他成分,均须藉位格或关系词来显示它们与谓语动词的关系。而主谓语之分,又是从形式逻辑来的,以形成一种从属关系句法。


反观汉语的形式限定很弱,词序所构成的,乃是意义上的、事理上的逻辑关系,而非形式的(也有人称为「意向性意涵的逻辑」或「隐含逻辑」)。故非「以形定言」之型态,乃是「意以成言」的。语意之明晰与否,不由形式逻辑上看,而要从词意的关系上认定。


语言学上称此为「形态优势」和「意念优势」之对比。


形态优势的语言,讲究形式逻辑的关系,时态、语态、人称等均有明确的规定。语句的意思,可由结构形态上分析而得,故句意较为固定。


意念优势的语言,是意念(词)的直接连接,不必仗赖形式上的链接,所以形约而义丰。对词意本身的掌握越准确越深刻,句意也就发生了变化。


因此有些人认为汉语不如印欧语明确、具形式逻辑性、含混、语意游移;以致用此语言所表达之思想也无明白的推理程序,显得囫囵、简单。有些人则推崇汉语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形式,直接表达纯粹的思想,把所有语法功能全部赋予了意念运作,也就是思维,仅以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



若把思维或概念外化为语言的过程称为「投射」,则汉语是直接投射式的,英语等则须经词的形态变化、结构成形等程序整合手续,所以是间接投射的。相较之下,汉语自有简约直截的优点。


「形式逻辑/意义关系」「形态优势/意念优势」「间接投射/直接投射」「以形定言/意以成言」等区分之外,印欧语与汉语还可以「动词为主/名词为主」来区分。


汉语是以名词为主的语言,动词远不如在形态语中那么重要,注重名词的基本义类,然后利用句读短语组构语句。印欧语法则注重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古汉语动词还比较多,占71%,名词占20%。现代汉语动词则已降到26%,名词高达49%。可见整个汉语史有朝形态简化、动词作用弱化、名词作用强化的趋向。


意念优势的语言,本来就以词为主,而不以语法为重。在一些缺乏语法形态变化的地方,要完成其语法功能,也仍然要靠词。如前文说过的「我吃」「我吃了」「我吃着」那样,词本身无形态变化,但助词可以完成时态表示的功能。


数也一样,数在汉语中也是以词及词汇表示的,如人们,加助词以示复数;五匹马,加数词量词以示复数;异议,以词义融合表示复数;若干时日,利用表示复数的词汇;重重关卡,以叠字示复;年久月深,以成语示复。这些都是运用词汇手段(lexical means)的办法。


这种办法极为灵活,因为词与词是可以随机缀组的,因此它是个开放系统。语境不同,便可缀组不同的词。其手段包括利用副词、助词(如竟、竟然、就、就像、真、想、多想、多么、也许等);连词(如若、假使、倘如、即使、本来、原本等);助动词(如应、应该、理应、似乎、本可、会等)。


以词汇手段济语法功能之用,当然更强化了汉语「以意为纲」的特点。屈折语中语法形态上的转折,变成了汉语式的意念转折。善于听受汉语的人,也就不必去分析什么句法的结构,只须注意其遣词命语即可。


这些句子,可能仍由实体词构成,如「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平沙」。句子都是话题型式而非命题型式。主谓结构不明显。


当然,句子也可能利用虚词组成,如「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虚词的作用不在表达语法范畴,而在显示思路转折,但词无固定词性,功能上的意义也不定。


同样地,实体名词在句中一样可以具有语法功能。一个句子没有虚词,没有动词助词,照样可以理解。反之,若习惯了印欧语及其思维形态,对汉语语意,可就拿揑不准了。民国以来,治思想史者,往往就患了此种毛病。


这特殊的词语状况,结合其语法特性,就构成了汉语独特的型态。此一型态,与思维之关系,最明显的,是句子短。即使是长句,也往往可析成若干短句,句中以意联结,意断则句绝。


因此「离章辨句」非常重要。古代大学,要求入学一年后须有离章辨句之能力,即缘于此。不同的断句法代表对语意之掌握有所不同,因此这是以语意为主的句子。语意之单位是词,一词一意,故一词为一句的情况极多,至为简约。


短句在思维上代表简捷、直接。中国人常常也有把一些复杂的事相或概念,浓缩为三、四个字的习惯,《三字经》及大量成语即为明证,思想是极缩约的。《诗品》称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大约即是中国人对言词运用的极则。此亦代表了思想上的要求,所谓「言简意赅」或「文约意丰」,都是指这个特长。


短句精简的特色,因摒弃了机械式的关系结构,会使中国哲人放弃呆板的推理思维。汉语的概念直接投射型态,也使它较擅长直觉。


何况,汉语的语法形式匮乏,使得一个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词语在语序组合中到底恰当否,都只能就实际的语词中去认清楚它的意义而定。这样的语言,语义的掌握就更为重要,「语言学」势必成为「释义学」。



古代形容圣人,都强调其聪智;圣与听本来也就是同一个词。聪是耳朵听的能力,故圣人之圣,从耳,从口。听得懂人话,才能掌握意义。


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境界尚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注云:「耳顺者,声入心通」。发言者心生言立,听闻者声入心通,两心相印,才能形成一次透彻深刻的意义传达。此种理解与传达之关系,比诸形式推理,更需要体会、诠释的工夫,亦非形式推理所能奏功。此则非只懂印欧语、只晓得形式推理者所能知矣!


语言先于文字、语言也是人禽之分的关键。但语言不是工具,它是人类心灵状态在声音上的表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心灵状态,即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现方式。


即便语言只是工具,每个民族创造工具的思维也不相同。正如有些民族创造了筷子,有些就只用刀叉。刀叉制作繁难,形状也较复杂,但未必优于筷子或可以替代筷子。这是创造工具的不同思维创造了不同的工具。


可是运用这些不同的工具,却必然又会使饮食活动产生差异。因为吃涮羊肉就绝对无法用刀叉,只能用筷子。会创造出涮羊肉这种吃法,也是因为有了筷子。


创造语言的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转过来创造了思维,亦如为了吃东西而创造了筷子,筷子又影响了吃东西的方式和内容。


中国人在上古,创造了汉语这样一种颇异于其他语系的语言,其创造思维,乃是上古思想史上的第一声,是人啼而非禽语,且是汉人之音声语句,非其他类型的言说。


本此思维,继续发展,汉语本身既型塑了后来的思维,后来的思维也逐步完善着汉语。因此某些特性,古仅萌芽,后乃茁壮;某些现象,古本有之,后则删汰。整个中国哲学史,也就与汉语语言史合而难分了。更不要说嗣后所有思想均采用汉语来表述啦。


正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华夏文明,于兹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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