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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

更新时间:2019-09-26 08: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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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著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王勇, 2017c)。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Wang and Hua, 2019, 唐恒、王勇、赵秋运,2019)。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Bardhan,2016)。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Wang, 2013)。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   结

  

   本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著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王勇与华秀萍,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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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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