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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何谓文明?如何认识?:亲社会性、人类理性与文明本质

更新时间:2019-09-25 23:13:25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因为它保护了人们的财富安全,进而也就促进了财富积累和社会合作。[9]但实际上,在私有制出现之前,人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产权(全部土地)为部落全体成员共有的时代,而且,在共同土地之上,人类社会已经展开了数千年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法律范畴,只是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产权根本上是受虚荣本能的促发而确立的一种礼仪制度,这种制度首先带来的是对财产的争夺,进而带来阶级分化和剥削等现象。这在经济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效的产权安排有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合作,但它主要是促进社会合作的手段,更何况不合理的产权安排反而会瓦解社会合作。正因如此,米塞斯说:“把文明史过多地归功于私有制似乎是错误的。”[10]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识别人类文明的起源呢?根本上,这需要从两方面进行考察:(1)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差异;(2)文明的根本特质特征。

  

   首先,就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差异而言。马克思认为劳动构成了这一根本性差异,基督教则将之归结为上帝赋予的理性。不可否认,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劳动过程中也促进了理性的生成和演化;但同时,人类之所以在劳动方面胜过其他动物,又在于人脑的独特结构所赋予他高超的协调能力和思考能力。也就是说,理性和劳动是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那么,什么是人类理性呢?一般地,拥有理性的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根本上就在于,它能够为追求长期利益而克制短期欲望或者约束自身的短视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理性体现了一种着眼于追求和实现长期和整体利益的能力,能够超越自我而追求社会和谐发展,摆脱短期诱惑而追求长期的生命永恒。相应地,人类理性也就以两大基石为基础:一是认知力,反映出行为者对自身最优目标本身的认知程度;二是意志力,反映出人们为实现最大化目标而对短期诱惑的“克制”能力。例如,佛教就将人类不自由而痛苦的根源归咎于贪(贪欲)、嗔(忿怒)、痴(无明)、慢(骄傲凌人)、疑、见(包括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不合理想法),即包括无知和私欲两方面,其中,无知断绝了开悟的可能,私欲则使人成为欲念和激情的奴隶。

  

   其次,就文明的根本特质而言。文明根本上是群体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的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工具理性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相反,文明意味着联合劳动和交往理性的形态。哈贝马斯强调,人类奋斗的根本目标不是工具行为的合理化,而是交往行为的合理化。[11]交往合理性的根本特性体现为:要考虑互动方之间的共生性,致力于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将导向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共同体。亨廷顿也指出,维系共同体有三个重要因素:道德和谐、互利互惠以及“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12]在很大程度上,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社会机构的力量和广度,因为这些机构是道德和谐和互惠互利原则的行为性表现。根本上,文明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以给整个社会提供稳定,其目的是使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预期,从而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整个社会的整合,最终实现众意和公意的长期结合。

  

   那么,个体理性与人类文明之间有何联系呢?大体上,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联系:通过先天所赋予的独特人脑结构以及劳动所促使的进一步演化,人类逐渐产生并发展了一种能够考虑长期问题并追求长期利益的理性能力。同时,随着这种理性能力的发育和成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与其他个体的合作,以实现自身的长期需求,从而也就孕育出文明。事实上,从孤立的个体行为角度讲,人类理性的内涵就体现为“认识力+意志力”。这种理性概念也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和重视,它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在既定环境(制度)下个人的理性行为选择”。但是,从社会整体上看,人类理性的内涵还表现为互惠合作的亲社会性,它体现为人们对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并克制私利而追求互惠合作的倾向。究其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个体要实现自身需求的满足往往需要甚至必须与他人合作,这是人类欲望的无限度膨胀和个体能力的“绝对”有限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个体行为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而非人对物的控制上,人类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在社会互动中的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亲社会性也可看作认识力和意志力所衍生的,其中,对依存关系的认识属于认识力范畴,而克制私利追求合作则属于意志力范畴。

  

   由此可见,人类理性根本上体现了对长远利益的追求,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通过科学知识和工具理性的积累与增进而提升个体理性;(2)通过亲社会性和价值理性的发育与壮大而提升集体理性。相应地,这两类人类理性的发展就孕育出两类文明:前者孕育出物质文明,促进物质利益的创造和丰富;后者则孕育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知识、工具理性以及物质文明属于“开物成务”范畴,强调通晓万物的机理并按此机理行事;另一方面,亲社会性、价值理性以及精神文明则属于“人文化成”范畴,强调通过学习和实践将自然人提升为理想人。正因如此,儒家强调“开物成务”和“人文化成”,这就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了起来,来由此塑造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作关系,进而维持和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明的形成过程

  

   尽管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内容,但其根本内容是精神文明,根本特征则体现为社会合作。究其原因,文明根本上体现的是社会现象,体现为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显然,在任何时代,人类个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大大提升生产能力;同时,合作倾向还有助于缓解社会成员之间的争夺,进而有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秩序扩展。更进一步地,人类关注和实现长期利益的理性能力本身就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而社会互动的经验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合作倾向;这样,基于实践和认知之间的相互强化,人类个体之间产生出不同于一般动物世界的伦理关系和社会文明,这也就构成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正是基于人类具有追求长期利益的理性视角,我们认为,当合作成为人类普遍的有意识的取向时,就标志着人类文明产生了。

  

   一般地,人类之间的合作最早可能体现在生理方面,体现为男女双方在性需求满足上所展开的合作。同时,这种合作往往又是有意识的,体现了长期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基础之上形成性爱共同体,并衍生出性“爱”。从协作的角度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弗洛伊德的分析:“爱是文明的创始者……一个人根据他的经验发现,性欲的(生殖的爱)给他提供了最大的满足,这样,这种爱实际上就成了他的一切幸福的一个原型,人们一定会因此而被迫继续沿着这条性关系的道路追求他的幸福”;正是“爱执行着它的把男女相互结合起来的任务,这样做比通过共同工作的兴趣所能达到的爱更强烈……生殖的欲望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13]

  

   同时,人类文明又不能局限或停留在个体之间的零星合作,而应体现为整体性的社会合作关系。弗洛伊德写道:“文明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使男人和女人结合成更大的统一体。但是,家庭不会抛弃每一个个体,家庭成员之间依恋得越紧密,他们就往往和别人越疏远,实际上他们就更难进入更广泛的世界领域。”[14]实际上,这体现了基于缘关系的爱与基于共同体的文明之间所呈现出的冲突,而要解决这一冲突,就需要强调基于通感而拓展“爱”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仁”。“仁”的扩散也意味着“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并促成了更大的协作共同体。同时,协作系统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劳动分工深化的过程。所以,涂尔干指出,因为劳动分工“增加了生产的能力和工人的技艺,所以它成了社会精神和物质发展的必要条件,成了文明的源泉。”[15]

  

   显然,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充盈在社会关系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正如艾克斯罗德所说:“合作现象四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础。”[16]不过,处于分立状态的个体要实现有效的行为协调和社会协作,根本上还有赖于一种相互信任和相互认同的基础,这就是由习惯、习俗扩展而来的伦理。它是人们践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而在社会互动中衍生出来的。正是基于“为己利他”这一基本行为机理,人类社会孕育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构建出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机构;同时,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伦理,要求每个个体都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从而促使行为约束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向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世界观的内在发展规律,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最终过渡到协力社会或序力社会。[17]

  

   根本上,有生命力的社会合作在于求得共赢,进而体现所有合作参与方的利益和诉求。相应地,每一位参与者也应该认识到利益的相互性和互补性,进而拥有为求得合作收益而放弃短期私利的克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性也就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本质内涵。基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衡量文明的发育程度。由此,我们可以审视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尽管奴隶制的出现相对于早先杀死战俘的做法来说确实是一个进步,因为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得到保存和利用,进而形成与特定历史环境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体系;但是,无论是战争还是奴隶制,根本上都体现为人类文明的异化形态,前者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掠夺而非合作,后者则体现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分工和合作,并只能由强权与暴力来建立和维持。实际上,在奴隶制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在各部落内部展开了广泛的分工和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根本不能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文明的进步。

  

   可见,从有意识协作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明的实质,界定文明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孕育出文明,就源于人类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亲社会性,这种亲社会性在社会互动中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个体认识到利益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更愿意通过合作而非掠夺的手段实现自己的需要。正是亲社会性的逐渐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互惠合作而非竞争掠夺;进而,人们的行为也就逐渐摆脱动物性本能的驱使,从而显然更为尔雅和得体。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合作性的人类文明在人类行为方式上的呈现。事实上,“文明”一词本身就是由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相对于掠夺和非合作的“野蛮状态”提出来的,它往往与“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及“开化的”等联系在一起。[18]譬如,“文明”一词的最早提出者米拉波(Mirabeau)就认为,“文明”不仅蕴含着高度的教养,同时也是指通过优雅的方式将人欲用之于达到人道目的之一切美德而言。

  

正因如此,文明往往就体现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应有的规矩和礼仪。这种规矩和礼仪首先起源于有文化的贵族之间,或者一些文人为规则设计的社会规矩,如儒家的“礼”就是如此。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就刻画了起源于中世纪的现代文明规范,譬如,宫廷中的就餐行为,包括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发声,如何就座,等等。然而,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有关规矩和礼仪只是文明的低次元特质,它是外在的,体现为人们在一段时期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相反,文明的高次元特质则在于合作性,这是内在的,并将引领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康德在很早之前就做了说明:“在艺术和科学的陶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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