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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他者的幻相:走出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

更新时间:2019-09-25 15:50:40
作者: 张建  
那不得不另行创造和表达出自身,以彰显自身与法律东方主义所设形象之间的差别。要是这么做的话,同样会落入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中。法律东方主义所展现出来的东方(中国)恰恰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中国),具言之,西方是一个普遍性的西方,东方(中国)是特殊的东方(中国)。当东方(中国)不断地呈现自身的特殊性时,恰好是验证了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正确性。或如马剑银所言,“如果仅仅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实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因为这种抽象的观念、符号或模型的认知会代替真实的中国认知,而真实恰恰藏在具体的细节之中”[10]。对于上述现象及其所隐含的问题,络德睦就非常疑惑并提问到,“中国研究为何不能产生一手知识(理论自身),而仅仅只能产生证成或证伪异域成熟理论的二手资料”[3]。所以说,只要是直面法律东方主义为东方(中国)所设定的形象,无论采用何种态度,都必然会落入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中。

   法律东方主义逻辑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法律东方主义就无法超越。但在分析如何超越法律东方主义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加以讨论,即: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之所在和法律东方主义的真实逻辑。

  

   三、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

  

   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在于自我东方化,所谓自我东方化就是:接受法律东方主义对自身所设定的形象并将其作为自身行动的前提。为阐述清楚自我东方化所具有的认知危险,有必要从认识与行动、法律东方主义认知下的东方及法律东方主义与东方现实之间勾连起来时所形成的隐蔽的示范性暴力等问题切入。

   在对思维与存在关系予以分析时,索罗斯认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反身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会主动地影响到我们的思考对象”③。解释学也认为,任何认识都在一定的偏见下开展的,偏见有时是隐蔽性地存在、有时则是显性地存在,对于显性存在的偏见,我们能较为清晰地透视到其的不足,而对于隐蔽性的偏见,则需要我们将其开放出来。作为认识前提的偏见对行动具有内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对行动的赞同与反对两种态度。当偏见对行动表现为赞同的态度时,则会积极地投身于行动之中;当偏见对行动表现为反对的态度时,则会消极地对待行动。对待行动的不同认识态度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积极地投身于行动时,则会动用自身全部的力量和周围的要素,行动的结果与行动的预期相互间就可能会不断地接近;对行动持反对态度时则会消极地对待行动,表现对行动没有兴趣、不愿意参与等,由于认知主体缺乏足够的参与,则一定会产生行动主体所预期的结果④。

   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就在于自我东方化,而作为法律东方主义对象、他者的东方(中国)恰恰要自我东方化⑤。自我东方化的后果则是,自身不能把握自身、认清外在于自身的结构的性质及自身在结构之中的位置⑥。在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中国在线性历史进化进程中处于落后的位置,中国的法律是落后的、不正义的、不能保护人权的法律。更紧要的是,“‘现代化范式’在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的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8]。通过将中国视为诊断和医治的对象,进而可以开出种种不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为此,要有必要将中国为何要自我东方化的逻辑开放出来。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再也无力抗拒西方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了⑦。从长历史的角度看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社会所蕴含的力量远远无法与工业社会相比。洋务运动及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的提出,抑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既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驱动使然,更是自身有关世界图景的节节败退所致,也是不断接受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结果。其实更为早期之前,西方就有诸多的关于中国的想象。但由于当时的西方尚处于需要变革之际,有关中国的想象全部都是以西方自身关于理想国、理想政治体制的设想投射到中国(他者)身上的结果。比如,启蒙运动期间伏尔泰就断言,“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政府:如果说肯定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11]。当时的中国,则是以天下体系为秩序图景来想象世界。所以,当时的中国有关自身、有关外在于自身的结构的性质的判断并未受到西方关于东方印象的影响。基于此可以做出两个判断:一是有关世界秩序的想象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没有实力的想象是虚幻的想象;二是仅有实力而没有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则可能会依照其他主体所设定的秩序生存和发展,使自身丧失主体性。

   显而易见,清末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在不断地受到侵蚀,在中西交往中文化自信丧失的后果有二:一是对自身有关世界秩序的想象进行调整;二是以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作为自身的判准,显然一定时间内我们选择了后者。当中国自身文化自信心开始丧失后,大规模的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开始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场运动持续至当下,言必称希腊罗马,语必引英美法德,就是最为典型的表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一切都是需要变革的对象。对此现象,套用郑戈的话就是,“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对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人缺乏普世宗教指引因而无法在精神上完成个人主体性建构的描述,如今已经被许多中国人内化为自己对中国传统的理解”[12]。以法律东方主义中中国的形象作为中国现实,以西方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作为认知和实践的标准,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实的中国被阉割⑧,体制、制度及机制建构与现实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新的隔阂。新的隔阂的形成,会迫使中国不断地进行自我东方化,这恰恰是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厉害之处。故而,认清法律东方主义的真实逻辑就显得格外紧迫。

  

   四、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

  

   本质上来说,法律东方主义是人类认知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为了将法律东方主义的真实逻辑开放出来和阐述清楚,需要从我者—他者及认知中的意识形态等角度加以切入。

   我者—他者关系是认知中的基本范畴。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自后,慢慢就形成了他者的意识,认知的主体也是在我者—他者的关系性范畴中来定位和认识自身的。只不过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他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孔德认为人类可分为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实证主义时代,进一步可以说,不同时代人类有关他者的想象都有所区别。在神学时代,人类有关他者的认识是经由自身的想象而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虽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有关神话的想象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区别,但结构却是一样的。在形而上学的时代,人类有关他者的想象则是经由对本质问题的思考而建构起来的,经由对本质、基本元素及概念体系等构想而成为与我者相对的他者。在人类的实证主义时代,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明,有关他者的想象就越来越清晰而具体了。由此看来,无论具体的个体,还是某个民族,抑或整个人类,同样都逃脱不了他者的设定,换言之,他者是我者进行定位必不可少的参照系⑨。

   我者—他者关系作为人类认知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但如何认识和定位他者,却是一个高度主观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对他者的定位所具有的主观性,才使得我者—他者的关系具有了极强的可辩性。从我者的角度看,对他者的态度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基于客观实际而对他者给予认同;基于客观实际而对他者给予反对;基于主观而对他者给予认同;基于主观而对他者给予反对。在我者—他者关系中,有没有一种完全是基于客观的比较、定位呢?结论是否定的,因为任何比较都是构筑在主体认知的基础上。具而言之,比较是主体对客体进行主观建构之后的产物。曼海姆在对人类知识生产逻辑进行研究时,就曾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进行了重新解释并作为解释认知现象的工具。在他看来,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集团可以在思维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他们不能再看清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削弱他们的支配感”[13]。而乌托邦则是“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自觉地在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13]。

   我者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究竟应采用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并非是我者单纯意志的结果,而是我者基于对自身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当我者意识到自身需要变革时,他者就会被理想化、进行被乌托邦式处理;当我者需要凝练自信之际,他者就会被矮化、被意识形态化处理。所以说,我者关于他者所形成并表达出来的认识,并非完全是对他者自身真切的认识。将我者—他者关系原理及我者对他者的认知逻辑,投射到西方—东方关系中来则能顺理成章地推出: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无论是美化还是矮化,并非完全是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表达,而是建立在西方对自身所处历史阶段及其变革需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幻相。套用萨义德的话就是,“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14]。幻相就是幻相,它是一种不完全切合他者实际的认识。我者—他者关系中,他者也是另一种我者—他者关系中的我者,此时的我者要是以他者关于他者的幻想作为打量自身的判准,所产生的认识上问题则是一目了然。为此可以认为,法律东方主义仅是我者—他者的一种特殊表达而已,是西方相较于东方而具有优势之后,在判断西方(我者)—东方(他者)关系时、在对他者(东方)进行描述时所必然的结果。

   那么,在我者—他者关系中,我者关于他者的知识从何处而来?客观实际与主观表达,是我者关于他者认知质料的两种来源,客观实际是我者眼中所把握到的客观实际,主观表达是他者在向我者表述自身时的建构。按照孔德对知识的分类,可发现在实证主义时代之前,人类关于他者的知识都是基于想象或推演而成;实证主义之后,我者关于他者知识的来源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人类学等学科的发明,更使得我者在认识他者时有了强有力的武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发明的原初动因就在于,认识和分析原初社会的结构及发展。套用刘顺峰的话就是,“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深入,统治者需要国内学者为其殖民合法性建构缜密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还需要学者们帮助其发现殖民地内部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16]。早期的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在对他者进行研究时都将其视为是西方发达社会的初始版本;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研究,则将萨摩亚人成长经验视为可供西方借鉴的经验;斯科特、吉尔兹在爪哇、东南亚等地区对秩序生成开展研究时,则对国家主义、建构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上述研究的研究对象虽然有所区别,但总体却是根据西方发展的需要来建构认识的对象⑩,这种关于他者的认识是研究者深入到他者之中得出的结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者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避免的现象。

基于他者自身的表达基础上而形成的我者—他者关系及我者关于他者的认识,则是可建构、可争辩的。我者关于他者的认识并不完全是我者亲身经历后的表述,有时是基于他者自身的表述。在我者—他者关系中,他者的表述有两种:一是将自身表述为特殊性主体,一是则将自身表述为能为对方所理解的主体。将自身表述为特殊主体会面临着两种直接可能,一是被表述对象顶礼膜拜,另一则会被视为是异类。特殊表述对表述主体可能产生的后果与表述主体的文化自信还相关。当表述主体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无论被表述对象如何看待自身,那也不会影响自身对自身的判断;要紧的是,当表述主体自身不够自信而又将自身打扮成特殊时,他者对自身的贬低、数落、不认同等则极有可能会转化为自身关于意象,从而会使得表述者陷入文化自信缺乏而导致的特殊化表述与将他者对自身的贬义自我内化的逻辑旋涡中(11)。将自身表述为被表述对象所能接收的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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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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