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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允德:超越法律东方主义:一种欧洲视角

更新时间:2019-09-25 15:42:54
作者: 康允德  

   内容提要: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法律学界,有关法律东方主义的争论都备受关注。而当下,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则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参照物。尽管络德睦的作品聚焦于美国、中国以及现代法,但本文提议从一种欧洲视角出发,重新诠释其观点。因此,本文首先审视了,从欧洲视角出发是否是恰当的;进而论证,法律东方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构主义式观点,因此也暗示了在东方主义式法律论说之中,还剩下什么内容可供我们思考。很显然,剩下的内容就是“东方法律主义”这一概念——它暗示了某些超越法律东方主义的内涵。因此,在结尾部分中,本文评述了这一概念,并且探索了从欧洲视角出发的其他方式,以重新思考法律东方主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当修正络德睦对于法律东方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他对于“西方”式论述起点的呈现。

   关 键 词:法律东方主义  东方法律主义  解构  系统论

  

   一、看待法律东方主义的一种欧洲视角

  

   “我将会把东方主义称为一种,基于东方世界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而产生的,容纳东方世界的方式。”①爱德华•萨义德正是用这一定义作为他论述东方主义的开创性著作的起始。由此延伸至法律东方主义,络德睦(Teemu Ruskola)则着手为这一东方主义叙事添加法律成分。延续萨义德的论说,他将东方主义理解为“用以建构西方理解东方的话语”,并且进一步开始研究设想中的“东方主义之法律形式”。②络德睦将他的法律东方主义研究聚焦于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分别代表了西方、东方和法律三个方面。针对西方,他聚焦于美国;针对东方则关注中国;而针对法律,他将内容限缩至法治这一概念。“这种显示中国、美国与法三角关系的粗略文化图谱制造了诸多假定。”③而此书正要着手对这些“假定”详加评述。

   尽管书中大部分论证都严格地在上述三角结构中进行推演,但并非没有借助于一种欧洲的视角。基于历史原因,作者必然要依赖欧洲的“源头活水”来勾画出(法律)东方主义的形成脉络——他也确实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同时尖锐地指出:“欧洲分析范畴(analytic categories)并非普世的”,但作为“帝国主义存续的遗产”,其“在帮助我们彻底想清楚非西方国家政治现代性的经历方面,既必不可少,但又不甚充分”。④就法律方面而言,此种欧洲元素在“欧洲—美国法”这一概念中显得尤为清晰。贯穿此书始终的是,作者正是使用这一概念得以使美国法律东方主义的欧洲根源变得清晰可见。最后一点在于,络德睦选择了使用一系列从欧洲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这其中对论证具有核心价值的是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基于上述背景,若本文透过一种欧洲视角,而非三角结构中的中国和美国视角,对法律东方主义进行观察研究,应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我将在下文中以方法论和具体研究素材来呈现这种欧洲视角。

  

   二、解构法律东方主义

  

   作者对于法律与政治现代性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区分。毫无疑问,他希望将现代法律话语化约为两种参与者:那种“受限的当代政治观念在本质上仅仅认同两种真正的主体:国家与个人”。⑤在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选择过程中,用与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相似的方式,络德睦将法律“融入”了社会这一概念之中。他更为确切地将这一过程称为解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对立”。⑥

   此种概念设置使得分析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将要如何展开变得非常明确:美国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都能够服从于法治;然而中国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只剩下“无法”状态。这种含有对立要素的法律话语一经建立,络德睦便发展出对于这套话语的精妙解构——他最终揭示出对于中国“无法”状态的论断只是一种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尽管作者并没有明显地运用某种解构主义方法,但一些不经意的引注仍显示出他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熟悉程度。例如,“正是这些处在自由民主国家边缘的法律界定了其中心”,⑦此论点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为对德里达《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⑧一书所做的隐秘引用。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挑战简单的二元对立论说(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守法/中国无法的对立),《法律东方主义》实实在在地遵循了解构主义的模式。

   有人可能会由此发问:书中所使用的认识论概念以及对立的要素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将现代政治与法律话语化简为国家、个人、法律、“无法”状态,以及法治中的法等要素,这能站得住脚吗?我认为,基于下述理由,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简化。作者自己既意识到某种对立,例如国家和个人的对立,只是提供了一种“尤显多余的现代国家的本体论”;也认识到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对立是“夸大与过度简化”的。⑨而此书的要点更在于去展示这种简化的对立如何,以及为何曾经、并且仍然“对中国法的研究具有破坏性的分析后果”;同时此种简化的对立在法律东方主义的全球式话语中,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会使其使用者伤及自身。⑩相应的,此书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中国法的辩护。相反,作者公开承认“将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的意义,显然既非为了证明、亦非为了证伪中国法的历史存在或理论存在”。(11)作者同样也清楚他“绝非反对中国的法律改革”,而是寻求“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理解中国法律改革的性质、历史及其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12)而为了使这种“理解”变得可能,对于简单的对立及概念的“解构”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正是这些概念和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西方(更确切地说是美国)有关中国及中国法(或说无法状态)的观念。(13)

   不过,在《有限公司》(Limited Inc)一书中,德里达提醒我们解构(deconstruction)并不意味着摧毁(destruction),而是表达对于超越毁灭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计划之外,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那些内容的“预告”。(14)在《法律东方主义》的结语中,络德睦使用了“东方法律主义”(Oriental legalism)这一术语,来指涉那些可能超越了法律东方主义的内容。(15)因此,我将进一步聚焦于该书与此相关的部分,对其论说与观点展开进一步论述。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提炼书中的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以及它的“西方式”出发点,以期在现代法的全球式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深度和广泛影响之下,为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此种话语提供一些启发。

  

   三、超越法律东方主义

  

   为了进一步思考法律东方主义这一命题,消除那些支撑起此书基本情节的简化主义式的设定是十分重要的。出于作者论证的需要,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简化的确具有合理性,但为了推进研究,我们仍应进一步对这些术语加以辨别。

   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尤显多余的现代国家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将法律的认识论简化至作为法律过程主要“行动者”的国家和个人。在我看来,此书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它的解构工作。相关的叙述仍囿于这一对立之中。作者甚至尝试在中国公司法的领域中为这一对立寻找“新的主体”。(16)然而,一种真正的解构主义式方法不会是去寻找新的主体,而是要去追问:有什么东西完全逃出了主体的视角?提供这样一种视角的首选理论,必然是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论。(17)因为在这一理论中,主体并不重要,唯有社会沟通(social communication)才具有意义。由此,络德睦的许多论述都能够在这一系统性的认识论之下得到更有力的论证。例如,若将其极富洞见且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现代美国的治理(法治)已然变成了一种‘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 without colonizers)”(18),放置在系统论的概念下加以审视,此观点将变得更为激进——美国版本的法律东方主义式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其波及范围远远超过政治体或个人主体的单一性行为。换句话说,由于这些影响是系统性的,它们不再需要依赖于某些具体的殖民者,由此便能够殖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19)

   通过系统论,我们也能够获得一幅更细致多元的现代社会图谱,因为它并非简单地让所有法律解体并融入社会中去。(20)这使得我们不去破坏作者所用方法的价值,同时也能够获致一些“其他的”(other)观察。而这些观察将会反过来在某一点上导向“其他的”结论。系统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社会在功能意义上分化为诸多进行社会沟通的子系统(sub-system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最为明显的就是法律、经济、政治、宗教、家庭、媒体以及科学。在这一套认识论中,社会活动的“不法”(unlegal)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nonlegal)领域并非特别,(21)而作者认为这正是中国独有的特征。法律与现代国家的“权力意志(它坚持将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事物皆以合法或者非法进行描述)”(22),很久之前就已然在系统论中被解构了。无论在西方或在东方,都是如此。(23)在系统论中,法律同样经由“合法/非法”这个二元行为规则来发挥其功能。(24)但系统论也为其他社会系统中的“不法”内容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比如政治、宗教或是经济系统。这种观点是有价值的,因为借此将无需再竭尽所能地将所有东西都塞进法律之中。进一步而言,这亦能在缓和规范性评价压力的同时,使得对中国法及其在全球法律话语中所扮演角色的规范性评价与观点变得更为尖锐。因此,如果在中国的公司结构中发现中国的家庭结构,那就跟法律并不相关了。因而,从作者用以提出上述观点的例子:中国的乡镇企业(TVE)(25)之中,我们或许不见得能够学到什么有关法律的内容,而是会学到如何在法律疆域之外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更负责任的版本。(26)简言之,系统论为将法律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不重要,留下了空间。以同样的象征方式,我们也可将这种对法律的评价转移到其他社会系统。由此,作者的设想“法律世界的未来,首先是一个政治的——事实上是地缘政治的问题”(27)便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政治世界的未来不是个法律问题?或者,为什么法律世界的未来不是个经济问题(反之亦然)?

至于法治这一概念,作者令人信服地论断说:“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对比”应当被“更为适中与更可界定的概念”所取代。(28)由于这一论断是沿着如下观点得出的,这使它显得更为有趣。这些观点包括:“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中国也可以将法律中国化(sinify)”以及我们或许会目睹“一种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普世主义(一种东方法律主义)”(29)。不论此处的东方法律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都不能在违背此书整体观点的情况下,被合理地用以寻求另一版本的法律帝国主义。作者明确声明其意在“既不普世化中国亦不普世化美国”,而是“将两者皆解中心化”,且赞同“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较之任何其他地方或时间具有或多或少的普适性,似乎并非特别有用”(30)。因此,东方法律主义如果仅仅意味着将一种高傲的法律帝国主义从它的美国头脑转移到亚洲双脚上,那么这将是极其令人失望的。因而,用一些更为具体的概念来取代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对于协商美国法、中国法以及法律世界各部分之间关系而言,将会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样一种更为具体的方法能够在不放弃法治理念所生发出的解放潜能的同时,而得到采用。(31)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东方法律主义的理念,一定是极具吸引力的。它将自己展现得更像是一种就某些特定法律问题的理性协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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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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