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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

更新时间:2019-09-25 08:58:50
作者: 沈登苗  

  

   2.湘军的出现

  

   行家认为,湘军的出现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极盛的契机;把湖湘文化推向高峰的是曾国藩。诚然,湘军十年血战的果实,换来了数以万计的湘籍官吏或军功人员,旋即又转化成各级地主。这等于在瞬间徒增了可观的荫生及更多的有经济实力供子女读书的家庭;大量的湘籍官僚宦游四方,开阔了湘人的知识视野,从而为湖湘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劲。但是,正如陶用舒先生强调的,在湘军以前,近代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体已经产生。[12]笔者也曾统计过,道光时期湖南是全国出思想家最多的省。若从文化文化史和学者的角度衡量,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湖南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才能学识和影响,恐不逊于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且陶澍集团直接培育、扶植了曾国藩梯队(此后三代人才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他们密切) 。其次,根据科举时代区域文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地区的人文一旦起动,只要他藉以存在的文教基础——科举实绩不衰退,这个地区的人才就会长盛不衰。故我们认为,没有“洪杨之难”,不是湘军的发迹,湖湘这朵近代文化奇葩也会盛开。再次,严格地说,湘军的成功是人才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什么咸同兵燹给原文化昌盛的江浙等省带来的是灾难,而唯独降临在湖湘大地的是福音?这本身就说明19世纪中叶湖南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期,有奋发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从政欲望。事实上,湘军的中坚人物是一批年富力强、大多是中小地主出身并有科举功名、自己在仕途或地方文教方面初露锋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太平天国运动恰好为这丛行将出鞘的治世之剑提供了用武之地。就此而论,湘军的成功,加速了湖南人出人头地的步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湘省的人才类型基本上锁定在军政一途,但不是近代湘人比肩鹊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3.地理位置和湘人的性格

  

   湖南三面环山,只有北部隔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与文化平平的湖北相连。这种封闭、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湘人刻苦耐劳、强悍健行、沉毅务实和坚韧不拨的个性。这种性格在外患内忧、激烈动荡的近代社会,有利于造就扎硬寨、打死仗的军队和身先士卒的将领。然而,湖南的地理位置很早就形成了,湘人淳朴敦厚、强悍刚烈的禀性也自古有之,在湖南境内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哪为什么以前没有取得较大的成功,而与人智云集无缘呢?

  

   4.学风传递

  

   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成因,人们着墨最多的恐怕是湖南经世致用、践履笃实的学风传递。不错,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崇尚实学的王夫之,对近代湖湘人才有深刻的影响,岳麓书院也是名副其实的培养人的摇篮。可是,南宋至19世纪又跨越了数百年,为什么务实的学风在中间没有发生较好的效应? 船山学说在道光前的百年间又为何寂寞无闻? 千年学府累积的人才,也远远不及晚清百年间的人才之和呢?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仅从乡俗民气、士习文风去阐述近代湖南人才迸发的现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3]

  

   此外,尚有外患内忧的时代背景(这不是湖南所特有的);湖南人走出湖南;新旧文化或南北思想的交汇处;移民素质较高;精英人物的人格及凝聚力等论点。但这些已不是主要因素,限于篇幅,讨论不再展开。

  

   显然,上述几点都不是近代湖湘人才鼎盛的最直接的原因。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如同陶用舒教授提出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形成的标志,一是要相对于湖南古代,人才有大幅度增加,二是在同时期已超越了全国的平均数。[14]我们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最直接的因素,从纵向看,她是湖南古代所没有的;从横向比较,其恰恰是明清特别是近代人才发达地区所共有的。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因素的条件,这个条件才是最直接的因素。如前所述,清后期湖南科举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这在湖南历史上是没有的,而科举发达则是明清乃至近代全国性人才重心形成所共有的“硬件”。再从现代人学的角度看,人才毕竟是教育的结晶,这是无人怀疑的。基于此,笔者认为,晚清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直接的因素。而这点,即教育对人才群体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历史经验,教育的功能非积代累世之功难以发挥的规律,对当今湖南社会发展的启示也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李学勤等:《长江文化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721~728 页。

   [2]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8卷1期,1923。

   [3]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今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本文以下涉及进士与人才的述引,凡未标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

   [4] 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陶用舒:《明代常德人才述评》,《武陵学刊》1998年第4期。

   [6] 陶用舒:《湖南古代人才纵横谈》,《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1期。

   [7] 转引自彭大成:《清朝两湖“南北分闱”与湖南人才之兴起》,《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8]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第381页。

   [9]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第150-155,227页。

   [10] 刘新民:《19世纪中后期变革科举思潮述论》,《荆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1] 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76页。

   [12] 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形成的标志》,《求索》1996年第5期。

   [13 王定武:《近代湖南人才兴盛原因之我见》,《湖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4] 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形成的标志》,《求索》1996年第5期。

  

   (原载《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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