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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解体风险

更新时间:2019-09-24 22:22:39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前言:

   大约4年前,在上十场讲座中向听众一再谈及“文景之治”和“昭宣之治”之后,我产生一个念头,想写本《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本文是这本断断续续写作、修订的小册子中一个章节的节选,2018年10月17日写出初稿,8月末修订出第五稿。

  

   2018年末修订完成的第三稿投给《中国金融》,由于杂志篇幅版面限制,4月份出版的《中国金融》2019年第7期刊发了两页、约3000字的压缩版本。后来承蒙《武汉金融》同意完整刊发,就又修订了两次,以“《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信用风险》”为题刊发于《武汉金融》第9期,除个别字句外,基本完整刊发。这里贴出原稿,只是考虑到网络阅读体验而删除绝大多数注释。

  

   “文景之治”是中国步入大一统王朝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其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着一系列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其中最大风险之一便是“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即汉朝初期并未统一原秦朝全部领土,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又大部分掌握在诸侯手里,游离于汉朝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外。正是诸侯坐大的“伪统一”问题,一度将汉王朝推向大规模内战和国家解体边缘。为评价判断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汉朝廷真实信心,在这篇文章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析视角,就是金融市场利率,而且纵横比较,直至中国革命史上的减租减息、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国发债,以及拉美新独立国家发债利率,还特意使用了不那么学究气、稍微活泼通俗一点的文风。

  

   实际上,用金融市场利率来衡量信心、管理市场预期,这种分析方法和管理手法也适用于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关注的华为首次境内发债。对此,我在《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一文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链接:梅新育: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在华为决定发债之前,我就提出了通过华为发债以展示市场对华为信心、支持华为反绞杀斗争的思路,所以,我格外乐见华为发债成功。华为宣布发债是9月中旬,这篇8月底定稿、9月9日发版印刷出刊的文章中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而在2019年5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以严酷制裁封锁的情况下,假如华为公司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低利率成功发行10亿美元左右公司债券,也能充分显示全球市场对华为的信心,从而形成对华为公司的无形支持。”

  

   本文正文全篇约八千字,全面分析“文景之治”期间“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问题的章节《盛世下的“未统一”与“伪统一”》全文近两万字(除注释外的正文一万七千多字),看哪家刊物刊发。欢迎刊物、出版社朋友们与我联系。

  

   最后,与诸君分享我喜欢的苏轼《晁错论》佳句: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2019.9.23

  

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解体风险

梅新育

  

   在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金融发展历史、形成了稳固高水平金融传统、存在相当发达金融市场的社会,金融市场及其利率能够提供一件客观反映社会公众风险预期的工具,对政治性风险的反映尤为客观,因为对事件的文字记载、表述可能存在有意识粉饰的系统性偏差,市场利率、特别是商业性贷款利率则剥夺了一切温情脉脉和“政治正确”的粉饰,最能赤裸裸地折射反映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预期和信心。

  

   作为中国步入大一统王朝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文景之治”的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着一系列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其中最大风险之一便是“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即汉朝初期并未统一原秦朝全部领土,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又大部分掌握在诸侯手里,游离于汉朝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外。正是诸侯坐大的“伪统一”问题,一度将汉王朝推向大规模内战和国家解体边缘。本文以吴楚七国之乱时“无盐氏借款”及其利率衡量“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解体风险,纵横比较分析了“无盐氏借款”与直至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市场利率、19世纪外国主权债务利率,发现当时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并不看好汉王朝闯过这一考验而幸存的能力,足见当时“伪统一”风险之巨大。由此判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伪统一”风险,“文景之治”完全有可能如同后世西晋、北宋那样以“八王之乱”、“靖康之耻”而告终,也就不可能作为“盛世”标杆而载入史册了。

  

一、数十年“伪统一”动摇汉朝中央政府权威


   在秦朝统一之初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政策辩论中,李斯直斥分封制为导致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根源,“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本来,实施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不失为汉初决策者在防范“土崩之难”与宗室“尾大之势”两难之间作出的理性次优选择,而且在汉朝最脆弱的开创初期确实发挥了汉初决策者所期望的功能;但随着时间流逝,上述“李斯效应”不可避免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郡县与分封相结合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在当时汉朝54郡中,诸侯控制的封地多达39郡,占比高达72%;汉朝中央政府管辖之地包括京师(时称“内史”)在内总共只有15郡,而且这15郡中还有不少土地属于公主列侯的食邑。这样的格局注定不可能长治久安,也确实引发了一系列刘氏同姓诸侯叛乱。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以吴楚七国之乱规模最大,对汉朝社会冲击最剧烈。由于当时诸侯掌握的资源总量明显超越汉朝中央政府,综合实力强劲,西汉社会普遍认为叛乱诸侯将会获胜,西汉国家将要解体。从多方面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文景之治”期间,数十年“伪统一”局面已经动摇了民众对汉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到得朝廷与叛乱诸侯决斗的关键时刻,许多民众不相信朝廷一定能够制服诸侯,不支持子弟为朝廷效力遏制诸侯,担心这样做将给自己家族招致灾难:

  

   晁错在汉景帝时力推削藩,他为此从父亲处得到的不是为皇帝效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之类鼓励,而是责备,是对晁错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担忧,晁父最终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如此惨剧,表明当时汉朝民众心目中朝廷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如诸侯王了。

  

   数十年“伪统一”局面本来就已经潜移默化损害了民众对汉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初期汉景帝没有表现出坚决、果断镇压叛乱的勇气和魄力,而是企图绥靖妥协,通过牺牲晁错来换取吴楚七国结束叛乱,进一步严重动摇了从政经精英到普通民众对朝廷的信心。


二、金融市场借贷利率衡量政府信用、权威


   要评估、推断当时西汉社会对叛乱诸侯获胜、国家解体概率的预期,金融市场借贷利率是一件比较好的工具,因为利率、特别是商业性贷款利率剥夺了一切温情脉脉和“政治正确”的粉饰,最能赤裸裸地折射反映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预期和信心。

  

   殷商末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按当时标准相当可观的借贷资本,以至于周武王灭商之后将取消债务(“弃责”)作为赈济百姓、收拢民心的重要手段,“分财弃责(债),以振(赈)穷困”(《吕氏春秋·慎大》)。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期间,借贷资本随国民经济复苏、高涨和经济活动大面积货币化的“货币深化”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记·游侠列传》有云:“鲁人皆以儒教”,但鲁地巨商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后转向兼营工商实业和信贷,“贳贷行贾遍郡国”,竟然以其“示范效应”改变了邹、鲁这个文化教育之乡士人的风气,使得许多士人放弃学术道路,转而经商。尤其是长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放款市场,借贷资本称作“子钱”,专业贷款人“子钱家”就是那个年代的银行家。当时的借贷资本已经可以承做相当大的融资项目,而且敢于承受较大政治风险向仕途遭受重挫的前官员、问题人物发放巨额贷款,可见这个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敢于冒险的风气,或是产生了某种风险资本。著名酷吏宁成因受重刑而自以为仕途断绝,投身商海,就是通过贳贷购买千余顷田地开展商业化经营,役使劳力多达数千家,以此发家,“致产数千金”(《史记·酷吏列传》)。

  

   其它条件相同,能否放款和贷款利率反映了金融市场对借款人事业前景、信用状况的判断预期;利率越高,表明金融市场越不看好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完全不肯放款,表明金融市场对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不抱任何希望。在一个足够广大的金融市场上,从众的“羊群行为”普遍存在;因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上述判断通常能够代表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有的国家政府并不缺钱,但也要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特别是外币债券,通过超额认购、低利率、无评级来向金融市场、国内外社会公众显示自己主权信用强固、市场信心坚定。如2017年10月中国财政部时隔13年后首次在香港发行2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获得超10倍认购;2018年10月11日,中国财政部又在香港发行3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在中国经济周期运行处于谷底而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峰顶、中美史诗级贸易战、跨国公司海外资金因美国加息和2017年末税改而大规模回流美国等不利环境下,获得逾130亿美元认购,利率与苹果公司、微软等富可敌国的最高信用跨国公司一样低廉,仅略高于同期美国国债。而在2019年5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以严酷制裁封锁的情况下,假如华为公司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低利率成功发行10亿美元左右公司债券,也能充分显示全球市场对华为的信心,从而形成对华为公司的无形支持。

  

一般而言,其它条件相同,政府高官、富豪等“高净值投资者”信用等级高于平民,政府信用等级高于私人,中央政府信用等级高于地方政府,大国信用等级高于小国,超级大国信用等级高于一般大国。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西汉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居住长安的列侯封君从军参战,向子钱家借款补充战费,按一般规律而言,这笔借款属于超级大国西汉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公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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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梅新育论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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