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1980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的助手。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因为和谭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较熟悉。为了写《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况。
1956年工资改革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谁聘谁定”——聘你做什么教职，薪水多少，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此外，1942年、1943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普遍地说，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去遵义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遵义的土财主没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当时还有教授倒卖骡子、马等。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才勉强维持生活。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浙江大学就统一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1952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工资依级别而定，当时货币尚不稳定，所以并未作为工资结算单位，而是以实物为基础进行折算，称为“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就是所谓的“工分”。
“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三部分构成，按粮、布、油、盐、煤五种实物的数量进行折合，以此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物价逐步稳定后，1956年工资改革就废除了“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全国划分十一类工资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伴随这次改革展开了一轮工资定级。
复旦大学根据高教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工资标准，主要分教学、行政、教辅三大类。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九十一元，教学人员中教授平均两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讲师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教学人员工资标准有十二级，依此标准，一级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三元，二级工资每月三百零二元五角，谭先生是二级教授领二级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标准，请个管吃住的保姆每月开支五到十元。可见，月薪一百元以上在当时已是高薪。
五十年代以后有过几次工资调整，都是由全国统一发文，地方上再制定、执行细则，这往往受到种种政治因素影响，比如涉及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或者划为“右派”的人，按照规定就不属于工调对象。
另外，工调有名额限制。在分配名额时提倡大家发扬风格，鼓励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不要争取工调名额，要照顾、优待统战对象等。开始确实有人响应号召，主动放弃自己的机会，但后来发现上当了——“文革”开始以后的很多年再没有进行过工调。
1965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三十七元，按当时政策，到1966年8月我的工资可以涨到四十八元五角。1966年6月“文革”开始，暂停工调，直到1969年我才拿到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之后工资基本不再调整，直到我读研究生时，工资还是四十八元五角。
这番经历之后，但凡有调整工资的机会，大家就拼命争取——这次放弃了，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对1956年评定的一级、二级教授来说，这几次工资调整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上调过。五六十年代教授没有奖金、津贴，曾有过的变相福利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过购买食用油、黄豆的票，或者饭票。当时上海丽都花园就曾招待过政协委员、统战对象，在那里可以比外面吃得好一点。不止是上海，北京也有这样的情况。
做谭先生的助手时，我给他送过工资条，当时他领的还是1956年的工资，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费以及奖金、津贴。以前一些教授的太太没有公职，晚年需要自费医疗，这就导致一些教授晚年经济情况很不好。
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太太因为受他的政治影响没有公职，晚年生病无法报销。这些开支单凭贾先生的工资根本不够，就得靠稿费收入支持。所以贾先生很大年纪还在写文章赚稿费，直到太太去世，才在经济上解脱了一些。
还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他也是二级教授。“文革”前他每月拿出一百多元工资交党费，到晚年，太太没有工作又生病，医药费开支很大，生活窘迫。唐先生得知我曾把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的藏书转让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书也卖到国外，这样赚钱多一点，但是因种种缘由我没有办成。后来是中华书局拿出一笔钱作为预支稿费给了唐先生，他很感激，说这是“贫而骤富”。讲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与工资直接联系的是职称。
民国时期不存在职称评定，一般是循惯例而行。比如，归国的海外博士按惯例聘为副教授。周一良先生算是例外，他回国前已经在美国教授日文，学术水平很高，名气很大。胡适觉得他应该比一般人待遇高，所以，周先生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注：周一良回国后在1946—1947年曾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解放以后，共产党全盘接管高校，一开始在职称方面也没什么变化，后来影响较大的就是1956年的正式定级。这次定级原是随工资改革而出现的，定的是工资待遇的级别，但另一方面这又不仅仅关乎工资等级，它与教授的学术水平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学术荣誉和学术地位的体现。从操作过程来说，这次定级说是评定，但最终还是由上面决定，而且已经受到了政治影响。
复旦当时有所谓“八仙过海”、“五子登科”，是说二级以上教授中文系有八位，历史系有五位。不过最终公布结果与校内评定并不一致。其中，周谷城原本在校内定为二级教授，据说公布结果前，市委的小汽车开到了校党委，结果周谷城就成了一级教授。中文系吴文祺教授经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结果被定为二级教授，而且“文革”时也有人保护他。大家都说吴文祺有贵人相助，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实，解放后复旦已经历过几次运动，政治方面的考量对教授评级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次教授评级的结果与教授的专业水平并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再没进行过教授级别的调整和评定。
“文革”以后恢复职称，是我经历过的。“文革”结束以后，复旦历史系有点本事的人先后在“四人帮”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中受到冲击。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历史系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人是助教，需要转升讲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第一次恢复职称时，朱维铮要由助教转成讲师，校方坚决不同意。“文革”期间朱维铮是写作组成员，曾代表市里组织理科教授——如苏步青、谈家桢等人，要他们批判爱因斯坦，训斥老教授时凶得不得了。“文革”后苏步青恢复校长职务、谈家桢恢复副校长职务，他们坚决不同意朱维铮升任讲师。当时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孟伯衡原是化学系的，与几位理科教授熟识，于是他陪着朱维铮拜访几位老教授，挨家去赔礼道歉，这才升了讲师。
等到朱维铮要由讲师升副教授时，按他的专业水平来说是可以的。但当时复旦没有评定副教授、教授的资格，只能校内确定后，上报到市里统一评定。上海市设评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各个学科小组。当时历史学科职称评定五人小组中没有一个复旦的成员，小组组长是华东师大的吴泽。
这次考评中，复旦历史系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升副教授的报告都没有被批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朱维铮是因为“文革”中参加写作组；李华兴“文革”中积极批判周谷城；姜义华曾是“反动”学生，也受过批判。当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他们三位纷纷来找谭先生，想请他出面解决此事。孟伯衡与谭先生商量后，决定请周谷城先生与谭先生联名写信要求市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特别考虑。这封信由我起草、誊清，谭先生签名之后，我拿着信到湖南路周谷城家请他签字。周先生看了信之后说，信写得不错，也说不会跟年轻人计较，但他就是不肯签名，我只好带着信又回到谭先生家联系孟伯衡。最后这封信是以复旦历史系系主任谭其骧和总支书记孟伯衡的名义交到市里，不过最终也没起作用。
除这三位之外，这一年华东师大陈旭麓由副教授升教授的报告也没被批准。外界怀疑这是吴泽从中作梗，甚至顺带认为复旦这三位老师没能升任副教授也是吴泽捣的鬼。不久，也就是1981年暑假我陪谭先生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吴泽专门来到谭先生房间反复解释，意思是说职称评定的结果跟他没关系，“都是上面定的”。
等我拿到博士学位时，全国暂停职称评定。教育部文件说，这是因为之前的职称评定出现了各种问题，有的标准过宽，有的存在政治问题。其中点名批评了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也是被批判、受迫害的，“文革”后期他参与编党史的工作，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为什么复旦还用一个在“文革”中很吃香的人？！而且这位老师将“文革”期间的文章作为研究成果列入职称评定的报告中，又有人说这是“江东子弟又重来”。究竟是这位老师太糊涂，还是他认为文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得而知。后来他的职称再没提升过，退休时还是副教授。
等到学校可以自主评定职称时，事情又变得很复杂，因为职称和住房联系在一起了。
学校分房有一套评分标准，职称、工龄、奖励等考核内容各占一定分值。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相差五分；工龄一年一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有的一分，有的零点几分；另外，对家中有无老人、有无成年子女、是否有异性孩子等情况也会酌情考虑。但相比之下，职称一项最重要。就复旦的情况来说，副教授可以分到两房一厅，但如果想要小三房，就一定得是教授。否则，单靠工龄积分，干一辈子分数也不够。
得奖加分这一项，文科教师很吃亏。因为理科有普遍认可的国家级奖项，而文科没有。得了奖，到底算不算、怎么算都很难说。1988年我获得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奖，这是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教育部共同组织的，由中央领导给我们颁奖，奖金一千块。当时这是文科方面的国家最高奖，但学校不承认，因为证书上没有国务院的盖章，所以只能算部级奖励。我还得过“五个一工程奖”，学校也不承认。以后，职称在大学里就异化了。原本职称与工资、待遇挂钩，后来关系到住房。等职称与住房无关了，又关系到面子，关系到科研项目的申请。有了学位制之后，又关系到硕导、博导的评定。
全国第一批硕士、博士导师是在北京评定的，各个学科设有专门的评议组。当时历史组评议人都是学界名流，今天历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那时还是年轻人。比如，评议组秘书章开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家胡华以及曾任首都师大校长的齐世荣等等。这些评议人都是学界的先生，对申请人及其专业水平很熟悉。
蔡尚思没评上博导是因为他人缘不好。第二批博导评定时，他马上要七十岁了，学校希望谭先生帮忙让他评上博导，于是我陪谭先生挨个房间去拜访评议组成员。原本这事儿就没问题了。结果教育部会议结束后，王仲荦先生跟谭先生说，老蔡不行！原因是朱维铮在山东大学上课时说蔡尚思给张春桥写过效忠信。谭先生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打听到，蔡尚思确实给张春桥写过信，但不是效忠信。因为朱维铮的话，蔡尚思没有评上博导。接着，国家规定七十岁以上不能参评博导，所以蔡尚思始终不是博导。
相较而言，中科院的院士评选是比较严谨的。1991年我陪谭先生去参加院士评选，谭先生所在的地学部地理组共有七个院士，定下的政治标准是爱国，有奉献精神，学风正派。第一轮小组评选需要七位院士全部通过。之后，小组中推荐候选人的院士要到地学部做五分钟发言，然后由学部投票，投票通过后再进行下一轮。整个过程非常认真。
当时小组秘书长给我们这些随员开会，说院士讨论的时候随员不能进场。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有的院士年纪很大，视力、听力都不好，需要随员协助。后来院士评选就规定：八十岁以后，不能申请院士，也没有投票权。
有一年院士评选时谭先生中风住院，中科院派了两个人到上海考察谭先生是否有做出自主选择的行为能力。当时谭先生已不能说话，确实没有行为能力，他这一票就算作废了。
后来院士的评选就没有这么认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