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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更新时间:2019-09-22 11:27:49
作者: 沈登苗  

  

   第二,既然北大定为综合性大学,并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龙头,她的本该留下的主力——理学类科学家为何要绝大部分调走呢?

  

   第三,固然其他学校或外系统需要理学教师的支持,那么,把调往北大的清华理学院的老师,直接调往这些学校而留住北大的教师不就得了?

  

   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1952年后几乎一枝独秀的北大的损失尚如此惨重,更不要说那些科学家被抽光或少得可怜的其他综合性大学了。那么,调整的基本方针之一——“加强综合性大学”至少在理学层面该从何谈起呢?

  

   (三) 对若干大学及地方做得太绝了

  

   1.几“剃光头”的清华

  

   清华大学科学家调出与调进的比例是52∶1!这也叫调整?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即使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是孟昭英、常迥俩教授的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三位科学家。也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

  

   2.肢解的浙大及受损的浙江

  

   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等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相对于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

  

   如果说,“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是山西大学的取消与拆分[9],那么,浙江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就是浙江大学的院系调整,是浙江大学的肢解。所不同的是,山西大学主要是就地拆散,又就地组建,拆散后的主体还在山西。可浙大却是就地拆散,异地支援,精华部分尽遣省外。

  

   如果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改组后调出的科学家的主要去向,是坐落在首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板块高级人才的整体实力并没有削弱,那么,浙江大学拆散后,其调出的24位科学家有22位,即九成以上去了省外。而同一时期,由他省调入浙江的科学家仅1个,出入比是22:1。至此,浙江省的科学家由调整前的26个,急剧减少到仅存5个,降幅全国第一。如同调整后的浙大由全国一流沦落为不入流一样,南宋以降一直是全国人才大户的浙江瞬间跌入了历史的深谷,拖了浙江经济、文化前进的后腿。

  

   (四) 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较早评估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此后,不仅主流话语一直认为院系调整后高校区域布局得到了改善,就是对院系调整颇有微词的学者,也以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10]。国外也有学者认为“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1]。可事实并非如此。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也与把原综合性大学化整为零有别,调整中涉及到跨越较大行政区的科系,一般是内地调往沿海;中小城市、边缘城市调往大城市。如果说调整前我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中城市,那么,调整后重要的院校、科系由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一线”,集中到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上海、北京等几个“点”。如高校重镇之一的上海,“经过1952年的调整……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可“在现存高校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处地的系科多”[12]。即整合后,上海地区的办学实力“明降暗升”。又据本人观察,北京“吸纳”的科系也比“吐出”的多。

  

   如果说调整前内地和边远地区高校很少,那么,调整后把那本来就不多的学校及其重要的科系,由内地和边远的诸多城市迁往武汉、重庆等几个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如“整个中南地区里最好的工程技术系都并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当时名华中工学院,在武汉——引者注)”[13] ,使内地和边远地区的高校更少。

  

   再据笔者对涉及院系调整的331位(含外系统调入)科学家,调整后的所在地区的追踪,除了有特殊政治、军事、经济背景的东北地区科学家有较多增加外,全国分布总的趋势也呈“马太效应”。如本来已是科学家麋集的京、沪两地,调整后反而净增了近二成。

  

   此番调整不仅没有改变高校的布局,反而加剧了重要学校、专业及高级人才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意味着恐怕从教育学的视角,支撑调整必要性的仅有的一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了。则本轮教育改革非“把各个大学都弄得支离破碎”不可的做法,就更值得反思了[14]。

  

   综上,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15],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16],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三、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17]。本文要追寻的是这个“时代”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它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尤其是科学家的造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高校教师毫无退路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不仅直接促成了院系调整,而且影响了嗣后几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彻底改造旧教育是建国之初的既定方针。但改造是分轻重缓急的,是有步骤的,诚如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所强调的:“坚决地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18]。课程改革是建国初期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首要内容;院系调整笼统地作为“制度”的一部分,相对处于后移的位置;苏联“专才”的成材模式,并不是立马取代了欧美的“通才”教育的。

  

   笔者所见较早提出变更教育改造步骤的是北大校长马寅初。他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以上话语中有两点应引起后来治史者的注意:一是较早明确地提出“思想改造”与“调整院系”的因果抑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是改变了教育改革的步骤,较早明确地把“调整院系”列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那么,是不是“课程”等改革工作已经初步结束了呢?不是。直至1952年1月号的《人民教育》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张宗麟在他的《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一文中,还坦言相关的改造无多大进展,甚至抱怨“课程改革”“实际上几乎还没摸着边”。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整改革步骤呢?还是钱俊瑞一语中的:“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 ,则要完成“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9] 。

  

   由此可见,在新政权日益巩固的政治氛围下,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即将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中,作为人才培养主力的高等教育改革却出现了滞缓现象。要迅速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不仅要有“思想改造来推进”,而且还要调整推进的具体步骤。即把原教育改造中的先“课程”、“教材”等教育内容、业务的改造,让位给“制度”,也可以说主要是中共驾轻就熟的“人事”的改造。而要对大学“人事”进行“改组”,仅靠灵魂的荡涤是不够的;要收思想改造之实效,还需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用“组织清理”来“护航”。于是,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20]。不过,这次的“组织清理”相对日后的政治运动还属象征性的,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大多数教师是用院系调整的形式来疏离的,藉此在组织上切断他们与原学校及教师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苏联教育的“专才”模式,正好与欧美“通才”教育的模式,也即旧中国的教育模式相向,且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就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样板,以至决策者坚信,院系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唯如此,人才的高出产就可立竿见影,高等教育改造中的其它困难也可迎刃而解。这就是院系调整上升为教育改造的头等大事,并需要迅速完成的时代背景。

  

   院系调整的大功,无疑是思想改造告成的;后人也不难想象,前者的推行不无后者的强制因素。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能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应到何种程度?在思想改造余威下的院系调整有否给当事人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直接地说,思想改造在院系调整工作中的“底线”在哪里?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稽查相关的文件、报告或讲话,没有看到若不接受院系调整要承担何种后果的说法;游览数百万字的研究论著,也不见能直接挑明其利害关系的素材或线索。好在凡历史总会有痕迹的。发表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上的,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广州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初步总结》,内有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为我们揭开了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何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的“谜底”。

  

该《总结》称:“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这里,虽然仍没有明确不接受院系调整会怎样,更没有直说不支持就是反对思想改造,可众所周知,当时每个知识分子都唯恐思想改造通不过;“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21] 。那么,现在公开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 ,上升至“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等于在明显地暗示:谁不配合院系调整,谁的思想改造就过不了关,那么,谁不仅仅是能否在高校立足的问题了。因为,严峻的现实是,在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取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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