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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更新时间:2019-09-22 00:15:20
作者: 于洋  
就是“举出规范性理由和事实性理由来支持最终得出的具体判决。”[40]其中“规范性理由”既包括“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包括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41]基于依法裁判的法治要求,确保司法裁判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裁判依据仅能为正式法源,其他非正式法源仅可以成为说理依据,用以提升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与正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法源性质,因此应当根据其性质区分适用方式。

   (一)作为正式法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裁判依据

   司法裁判“必须要依据事前已经以权威性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范,即‘法’来进行。司法裁判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运作方式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乃是一种‘依(据)法裁判’。”[42]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正式法源包含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两种形式,二者均可以作为裁判依据,但是具有不同的适用规则应加以区分。

   一是确保法律规则的优先适用避免规则逃逸。“法官在说理的时候,必须首先以最具体的规则作为涵摄的大前提。只有当具体规则欠缺时,才可以一般规则作为大前提。”[43]基于确保司法裁判合法性与安定性的要求,有规则优先适用规则是基本的裁判准则。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规则逃逸”现象,就是忽视了这一基本的裁判准则。司法裁判通过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国家意志,提升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的初衷虽没有问题,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法律规范建构裁判依据却违背了“法律至上”这一基本理念,背离了基本的裁判准则。结合司法实践,包含以下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对于有法律规范可以适用的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范,不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法律规范。二是对于已经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优先适用转化的法律规范,可以运用法律解释等方法揭示其意涵。

   二是注意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则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复合适用。“法条处于法律制度的绝对核心,它为判决提供正确的标准”。[44]虽然从裁判基本规则上看,对于已经转化为法律规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适用,但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款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开放性与模糊性,致使其缺乏含义的确定性与唯一性,故需要与其他规范复合适用。以侵犯英雄烈士人格权为例,《英雄烈士保护法》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立法资料,该条款的确立是为了保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则。但是在适用该条款时,需要与《英雄烈士保护法》3条“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进行复合适用才能清晰阐述“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因此,法院在援引这些法律规则时,需要与其他法律规范结合起来进行体系化理解,对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款进行具体化。通过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复合适用,一方面在形式上形成相互关联的规范集,在实质上形成内在融贯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在裁判结论上,既能保证遵循依法裁判的思维路径,又能合理证成裁判的可接受性。

   三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原则适用需要“更强理由”。对于转化为法律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转化为法律原则;二是将某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法律原则。基于“运用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裁判是法官尊重法律、保证公民守法行为连续一贯性的应有要求”,[45]将转化为法律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穷尽法律规则,“法治首先是一种规则之治,即要求裁判活动遵循预先设定的一般性规范,并且以内在于规则体系的标准来审理案件。”[46]如果存在相关规则缺位,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原则发挥着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二是虽然存在法律规则,但是“假如适用法律规则可能导致个案的极端不公正的后果”,[47]即规则悖反的情形,则需要对“法律规则的正确性进行实质审查”,提出“更强理由”援引法律原则进行裁判。由于适用法律原则的裁判,本质上是“依据法律体系内的价值判断为个案判决提供合理化论证”,[48]存在主观、恣意和片面的可能,所以“裁判者必须经由一个说理性的‘更强理由’论证过程,来解释为何某条法律原则可以作为当下个案的裁判依据”,[49]换言之,“原则之适用必须经由说理性解释,借由可以‘将抽象具体化’、‘将具体抽象化’的类型,由上而下地将相关的‘一般规则’具体为下位的、不同事例中的具体法律原则,以对接事实;同时,由下而上地将具体个案中的事实评价,向具体法律原则进行归纳,以等置规范。”[50]这就对适用方法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首先对规则漏洞、规则悖反等适用法律原则的前提进行判断,阐明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原则适用于本案的可能性。其次经由说理性解释、“个案中的法益衡量”等法律论证方法提出“更强理由”宣告相应的法律规则不适用,同时建构新的法律规则或提出原法律规则的例外规则。最后考量受裁判之个案的具体情况,对建构的新法律规则或例外规则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形成“个案裁判”。[51]

   (二)作为非正式法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说理依据

   “司法裁判是一种说理来解决纠纷的活动。”[52]而“说理”就是举出理由支持其判决。“裁判文书的实际意义就在于通过充分的说理,将‘纸面上的法’激活为解决现实纠纷的‘活法’。”[53]裁判文书说理要妥善地处理说理资源,增强说理的理论性与论证性,可以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维度予以说理。

   第一,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化说理的资源。“裁判说理的可证成性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共同构成了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只有结论的正确,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撑,意味着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完整表达。”[54]虽然法律规范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依据,但是制定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官依法审判和法律局限性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法官所依照的制定法往往不可能完全的清晰明确,甚至还会有漏洞。”[55]裁判需要寻求一种最有利于实现理性与正义的方法,因此,司法裁判在说理中需要扩展援引的法律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各行各业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具有“共识性”基础。合理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理不仅可以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增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而且可以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转化为司法文件、指导案例、司法政策以及作为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作为裁判依据直接加以适用,通常情况下可与其他法源形式复合适用。司法实践已经呈现不同的复合适用方式:与法律规则的复合适用,与法律原则的复合适用,与公序良俗、传统美德、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等非正式法源的复合适用。

   第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漏洞补充。法律适用中,由于找不到相应的裁判依据而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时常出现,为此裁判者需要立足于语境建构裁判规则,并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而此时所建构的裁判规则既表现为裁判依据,亦具有说理依据的特征,因为说理的目标就是要找寻裁判依据,发现裁判依据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充分说理。[56]在案件的漏洞填补中,《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适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漏洞填补的方法进行了规定,即“首先寻找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如果没有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可以依据习惯、法律原则、立法目的等作出裁判,并合理运用法律方法对裁判依据进行充分论证和说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其包含的价值维度与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相契合,在某些情境下具有援引的可能性,但是其仅可以与类推方法、习惯、原则、立法目的等复合适用,作为加强论证的辅助理由。司法裁判中,已经有法院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漏洞补充的案例。比如在“夏燕玲与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复议决定上诉案”中,[57]在对“交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行为的性质界定”问题上,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面对这一法律漏洞,法院将其定性为“逃逸”,法院指出:“将找人顶替的行为定性为逃逸既符合立法本意,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在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首先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现行法律未对交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行为的性质予以明确界定,但该行为显然违反了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法院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于漏洞填补时,因其自身的抽象性特征,必须经由“具体化”过程提炼出具体适用规则,并应该以分层适用的形式加以体现,而非整体适用式的笼统说理。

   第三,根据说理领域的不同区分论证的重点。在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时,应注意运用司法三段论进行推理论证确保大小前提的一致性。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需要结合案件事实进行论证,防止脱离案情的空洞说服,或者价值宣示。同时,需要注意裁判文书是一国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浓缩,[58]其不仅与各国的法治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不同诉讼类型的功能与特征密切相关。因此,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论证说理应区分论证重点: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其本质是司法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监督。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行为是否合法必须严格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可以发挥辅助说理功能。而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是行政诉讼中情理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成为证成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主要理由。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扩展到了刑事诉讼领域,而且是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为确保定罪量刑的规范性,定罪环节应当严禁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量刑环节也应当谨慎适用,尽量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当然,在不影响法律推理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评判被告人行为是否得当的标准,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在功能上教化他人。民事诉讼的核心功能是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意思自治是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理念。由于民事领域“存在较多的空间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来解决”,[59]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成为说理的依据之一。但是同样应当尊重司法规律,注重法律规范适用的优先性,避免出现“规则逃逸”。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效果的方法论提升

  

   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该意见1条明确指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增强裁判行为公正度、透明度,规范审判权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发挥裁判的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裁判说理为抓手,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官裁判思路,倒逼法官公正司法,抑制政策司法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公正力与透明度,展现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的有机结合,实现“情理法”的交相呼应。因此,为强化纠纷解决的功能,提高裁判说理的充分性、层次性与可接受性,有必要运用法律方法论从提升裁判说理的角度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效果。

   (一)利用法律解释方法提升裁判说理的充分性

司法实践中,虽然大量案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说理,但是超过半数以上的案件均采用整体适用的方式进行适用,不仅说理不充分,并且增加了说理的随意性与不规范性的风险。而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有效地建构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意义勾连,是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理充分性的关键。同时妥适的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有助于约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放性而带来的风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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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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