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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更新时间:2019-09-22 00:00:57
作者: 张伯伟  
即便是误传,也同样发生了影响。

   《清脾录》既有写本在朝鲜本土流传,又有刻本从中国传入,加上李圭景一而再地宣传其在中国的影响,《清脾录》俨然成为一部名著,被人收罗、援引、珍藏。我们不妨再看一些相关史料,南公辙(1760—1840)《与李懋官德懋》云:“朴仲美先生闻足下来,亦宜盍簪。益得热河奇观异闻,俾博《清脾》一部,亦一雅事也。”(16)朴仲美即朴趾源,信中说“益得热河奇观异闻”,应该是朴氏去中国并撰写《热河日记》返回后不久,当在正祖五年(乾隆四十六年)之初。南氏拟索取之《清脾录》,应属抄本。

   李彦瑱(1740—1766)《松穆馆烬余稿》是在他殁后90余年以活字刊行,时当朝鲜哲宗十一年(咸丰十年,1860)。卷首列李用休(1708—1782)之序,朴趾源、金祖淳(1765—1832)之本传以及《清脾录》一则,并特别注明“出雨村李调元《函海》”。如果说《清脾录》有《函海》本,这倒是一个旁证,但也许只是《续函海》之略称。与现存《续函海》本相较,其文字差别甚大,而与《青庄馆全书》本则若合一契。因此,可以推断其文字实无关《函海》,与《全书》本属于同一系统。

   李尚迪(1803—1865)《恩诵堂集》续集“文”卷2载其《李虞裳先生传》,这篇文字比较特别,据其自注“仿史传集句之例”,所有的句子都集自他书,其中出于《清脾录》者最多。核对其文字,亦与《青庄馆全书》同,可以确定不是从《续函海》本中录出。

   《续函海》本《清脾录》最晚在嘉庆十四年已经传入朝鲜,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朝鲜文人还是李氏后裔,对于此书之入刻《续函海》,都怀有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如金正喜对李德懋之子说:“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李圭景又得其父之传,也慨叹“华士勤意,深感玄兰购传也”。但圭景也未能珍藏此本,所以表露了深深的遗憾之情。

   《清脾录》作者虽为李德懋,但此书在朝鲜并无刻本。朴思浩于纯祖二十八年(道光八年,1828)以正使从事的身份赴京,与吴嵩梁(兰雪,1766—1834)、丁泰(卯桥,1724—1770)、熊昂碧(云客)交谈时,曾提及《清脾录》。吴兰雪问:“《清脾录》有持来刻本否?”朴答以“书册未曾带来”。朴氏又问丁泰曰:“李雅亭《清脾录》览否?”丁答曰:“此书四川李调元曾采入刻本。”丁又问:“朴齐家诗集已刻否?”朴答曰:“弊(敝)邦刻本极艰,姑未刻出。”熊昂碧问曰:“东国多畸人,向所深悉。近如朴贞蕤、柳惠风二先生,亦复矫矫不群。前见《稗海》(案:当作《函海》)裁(载)四家所著及《清脾录》云云,未稔行箧中,亦有一二种带来乎?”朴答曰:“柳、朴两公诗文,东国之所重。而《清脾录》李雅亭德懋所著也,未曾带来。”(17)除了李德懋自己赴京时曾带去其未定稿《清脾录》,此后便只有从中国传入《清脾录》刻本的记载,而不见有新的朝鲜本传入中国的文献。这很可能就是《清脾录》在朝鲜只有稿本和抄本的缘故。上引朴思浩语,讲到朝鲜刻书不易。李德懋去世后,由正祖特赐钱以活字印制《雅亭遗稿》,“进献七件,家藏八件,诸处分传一百四十二件”。(18)而《清脾录》不在《雅亭遗稿》内,所以未能得到刊印。《青庄馆全书》本《清脾录》就是庚午(1810)夏典设司书员洪继忠抄写。

   但《清脾录》的流传并不仅限于中国与朝鲜之间,它还传播到日本。西岛长孙(1780—1852)《弊帚诗话附录》曾引用此书,并加以评论。据西岛自述,《附录》乃其“少作”,“实在廿岁左右也”。(19)如此看来,《清脾录》之传入日本,应该在宽政十二年(朝鲜正祖二十四年,清嘉庆五年)前后,是何版本,如何传入,不得详考。但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从朝鲜传入的抄本,然而在宽政十二年之前,由朝鲜传入《清脾录》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核其引文内容,实近于刻本而远于抄本,因此这种可能性应予排除;另一是从中国传入的刻本,即嘉庆六年(日本享和元年,1801)李调元刊刻《续函海》后,不久便传入日本,西岛长孙也因此而读到《清脾录》。以当时中国书籍传入日本速度之快、频率之高,“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20)绝非一时一书如此。连当时的朝鲜人也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21)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续函海》在刊刻的次年便传入日本,绝对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故《清脾录》随之传入,为西岛阅览所及。今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图书馆藏西岛长孙手抄本《雨村诗话》,虽然不分卷,考其内容,实出于十六卷本,这是西岛接触过《续函海》的一项旁证。在该丛书中,《清脾录》收入第三函,十六卷本《雨村诗话》及《补遗》收入第五、六函。

   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清脾录》,卷末钤盖两枚印章,一曰“昌平阪学问所”,一曰“天保年”。核其内容及版式,显然是《续函海》本。可见在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还有《续函海》的传入,无疑,《清脾录》也随之再次传入。

   从以上的大致描绘中不难看到,《清脾录》一书在60年中,先从朝鲜带到中国,经刊刻后,既在中国流行,其抄本也在朝鲜传播。其后,刻本又被朝鲜使团成员购回,还从中国传入日本,终于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东西流传”。

  

   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

  

   《清脾录》是李德懋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朝鲜人对诗话的认识,不妨以李圭景的一段话来概括:“诗话者,诗之流亚而作诗之模楷也。”(22)在中国人的著述观念中,对诗话颇为轻视,甚至有“诗话作而诗亡”、“诗话日夥,诗道日衰”之说。(23)这一点在朝鲜半岛或是日本,都与中国不同。日本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话》卷下云:“或曰:学诗者须要多看诗话,熟味而深思可也。此则古今人所说,不必缕。”(24)正因为是古今通说,所以无需多加阐释。雨森芳洲在诗学上用功颇深,曾自述生平不能忍受者四,“诗恶”就是其中之一,(25)故其意见在当时实具代表性。李圭景将诗话看成“诗之流亚而作诗之模楷”,也明显表现出一番郑重之意。他在列举历代中国诗话后,也举出了几种东国的代表性诗话,即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洪百昌(1702—?)《大东诗评》、权应仁(1517—?)《松溪漫录》、车天辂(1556—1615)《五山说林》、李德懋《清脾录》以及梁庆遇(1568—?)《青溪诗话》等六种(附带提及自己撰写的《诗家点灯》)。在这些诗话中,《清脾录》明显具备了他书所无的特殊性。

   概括地说,《清脾录》一书所具备的特殊性就是其“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以往的朝鲜半岛诗话,或专论本国,或兼论中国。而《清脾录》的论述范围,用李书九《序》中的话来说,便是“上逮魏晋以来历代名家之诗,外而罗丽本国诸公之作,与夫闺人释徒海外异邦之所流传”,算得上全面,如“日本兰亭集”、“蒹葭堂”、“倭诗之始”、“蜻蛉国诗选”诸则论日本诗,“芝峰诗播远国”涉及安南诗,“柳醉雪”、“李虞裳”两则又有关朝鲜诗人在日本的影响,“白露国”条甚至涉及“欧罗巴之书”。至于论及中国诗坛的内容就更多,但其重心不是魏晋以下之“历代”,而是集中在清代。因此,其视野为东亚诗坛之整体,重心在并世当代。

   需要指出的是,“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不是两不相干,而有着密切联系。其中的契机就是朝鲜通信使在英祖四十年甲申(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1764)的日本之行,对于这一年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意义,我曾经写过《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加以探讨。(26)派往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尤其是制述官和三使书记,必须是文采斐然且具倚马之才的文士,而日本方面派出应接的成员,也往往是足以代表本国水平的文学之士。唱和笔谈之间,既有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在展示本国汉文化水平的同时,也隐含较量高低的“文战”。(27)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评价,代表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彼此认识。甲申年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之行,使得他们近距离切实观察到日本文明的快速进步,由此而对其诗文关注有加。又深思其快速进步的根源,在于源源不断从江南输入清朝书籍到长崎,由此而改变了以往对清朝文化的偏见。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在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团中,成大中(1732—1812)为正使书记,元重举为副使书记,前者是李德懋的好友,一度还比邻而居;后者与李德懋为姻亲,元氏之子乃李氏妹婿。他们从日本返回后,与李德懋皆有交流,作为读者和听者,李德懋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当他的角色转换为作者的时候,这种影响就导致了其立场和著述观念的变化。

   元重举从日本返回后,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和国志》(又名《和国记》、《和国舆地记》),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关注,既撰选本,又作诗话,不是偶然的。在现存的《和国志》和《乘槎录》上,有若干“懋官云”的批注,就是李德懋阅读后的痕迹。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倭语倭字”条云:“玄川翁素笃志绩学,癸未通信以副使书记入日本……翁归著《和国舆地记》三卷及《乘槎录》三卷,详载其国俗。”(28)所以,元重举的言论著述既激发了李德懋等人了解日本的兴趣,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清脾录》一书自然也受其影响。

   除论诗以外,在元重举等人的影响下,李德懋与其诗友李书九、柳得恭、朴齐家还共同编辑了第一部日本诗选,即《日东诗选》(又名《蜻蛉国诗选》)。据柳氏《日东诗选序》云:

   日本在东海中,去中国万里,最近于我……岁癸未,前任长兴库奉事元玄川重举膺是选(按:指书记之职)……及其归后,薑山居士抄其《海航日记》中赠别诗六十七首,名曰《日东诗选》,属予为之序。其诗高者模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一洗侏倩之音,有足多者。按日本之始通中国,在后汉建武中,而后……辄为中国所摈,绝不与通,文物因之晼晚。编次属国诗者,置之安南、占城之下,讫不能自奋……三代之时,国小不能自达于上国者,附于大国曰附庸,今以此集流布广远,为采风者所取,则我东诸君子之所不敢辞。(29)在柳得恭看来,编纂此书的另一个意义,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诗文水平,不再将他们置于安南、占城之下,并以春秋时小国附庸大国以进于上国之例,把这项工作当作朝鲜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以国土面积而言,日本大于朝鲜半岛,可是在朝鲜15世纪以下所绘的地图中,我们往往看到,朝鲜的版图是大于(有时甚至是远远大于)日本的。从高丽人的认知开始,“大”和“小”就不是以客观事实决定,而是与文化的“高”和“低”成正比的。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

   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30)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三韩隈若一微块”,但在作者看来,却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文化发达,人才济济,“较之中夏毋多愧”。反之,若文化落后,人才寥落,即便版图再大,也是“胡戎虽大犹如芥”。在李德懋的时代,他们对于日本的看法,就是一方面承认日本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总体上看,日本还是落后于朝鲜。所以元重举《和国志》卷1“日本与我国大小”,得出的结论也是“差似不及我国”。(31)柳得恭等人把日本比作小国而自比大国,称中国为上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坛的关注,与成大中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柳得恭在正祖二十年编《并世集》,收录了当代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歌,其中日本部分的来源,就包含了成大中携归的《蒹葭雅集图》上的题诗。毫无疑问,《并世集》是能够集中体现“并世意识”的选本,其序云:“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是犹思鲈鱼而不之松江,须金橘而不泛洞庭,未知其可也……言诗而不求诸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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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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