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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

更新时间:2019-09-21 23:56:48
作者: 张伯伟  

   内容提要: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女性诗文集  东亚  环流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etry collection of female writer  East Asia  circulation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锺嵘《诗品》评论了自汉至梁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其中就有班姬、徐淑、鲍令晖等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唐诗繁荣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作者身份广泛,用胡应麟的话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而在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季娴《闺秀集·选例》云:“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又云:“宫闺名媛,选不一种,大约盈千累牍。”②其庞大的数量规模所造成的冲击,给四库馆臣也留下这样的印象:“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③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早在平安时代的《经国集》中,就有公主有智子内亲王《杂言奉和渔家二首》,仿照张志和《渔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评之为“本朝女中无双之秀才也”④。而以假名创作的和歌、物语、日记等,更是其擅长的文体,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名作。到江户时代,则有别集、总集相继问世。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女性创作时,这种对比就更为鲜明。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卷下云:

   古之闺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涛之辈,其词藻工丽,可与文士颉颃……吾东方绝无女子学问之事,虽有英资,止治纺绩而已,是以妇人之诗罕传。⑤

   沈守庆(1518-1601)《遣闲杂录》云:

   妇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涛辈,不可殚记。在中国非奇异之事,而我国则罕见,可谓奇异矣。⑥

   留意东亚女性诗文文献者如李德懋(1741-1793)也说:“高丽五百年,只传闺人诗一首。”⑦这里所提及的女性创作,都是指“闺秀”而言,不包括妓女在内。

   朝鲜半岛素有“小中华”之称,其始为华人对他们的称谓,后来逐步演变为其自称。高丽使臣朴寅亮(?~1096)“熙宁中与金觐使宋,所著尺牍、表状及题咏,宋人称之,至刊二公诗文,号《小华集》”⑧。所谓“小华”,就是“小中华”之意。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⑨从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⑩,到南北宋人以“小中华”看高丽,其间的脉络是一以贯之的。“小中华”的核心即在诗文,所以对于诗文集的购买也特别用心。对于自身的诗文造诣,朝鲜人颇有自信,以文章华国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唯独欠缺的是女性诗文。但就此而言,他们即便注意到这方面的事实,所发出的也是自傲的声音。如徐居正云:“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吾东方女子不学之俗,安知反有益耶?”(11)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许筠(1569-1618)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说:

   东方妇人能诗者鲜,所谓惟酒食是议、不当外求词华者耶?然唐人诗以闺秀称者二十余家,文献足可征也。近来颇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风之盛,不愧唐人,亦国家之一盛事也。(12)

   这里所说的“唐人”,指的就是中国人。二十余家的闺秀诗文,对于朝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创作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对许筠有所刺激。经过一番反省,他提出了本国闺秀的代表,一是其姊氏许兰雪轩(名楚姬,字景樊,1563-1618),另一个是李玉峰(?-1592),同时又将她们的创作上升到“国家之一盛事”的高度,可谓空前之论。

   许筠只是笼统地说到中国闺秀之作二十余家,两百年后的成海应(1760~1839)在其《兰室谈丛·妇人诗集》中则作了详细列举:

   妇人诗集始于颜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台》之编,蔡省风有《瑶池》之咏,代如甄综,韦縠《才调集》辑闺秀一卷。宋元以降,选家类不见遗。明朝则有郦琥之《彤管遗编》,张之象之《彤管新编》,田艺衡之《诗女史》,刘之珍之《翠楼集》,俞宪之《淑秀集》,周履清(案:当作“靖”)之《宫闺诗》,郑琰之《名媛汇编》,梅鼎祚之《女士集》、《青泥莲花记》,姚旅之《露书》,潘之恒之《亘史》,赵问奇之《古今女史》,无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玑囊》,竹浦苏氏之《臙脂玑》,兰陵邹氏之《红蕉集》,江邦申之《玉台文菀》,方维仪之《宫闺诗史》,沈宜修之《伊人思》,季娴之《闺秀集》,而青黄杂糅,真赝交错,济南王士禄悉从考正,为《然脂集》。(13)

   成氏列举了大量明代闺秀诗集,(14)是否皆亲见不可断言,但或多或少应有传入朝鲜者。这些书在现存的朝鲜王室书目中俱未见,因此,可以推测其流传范围主要是在民间。

   书籍交流的途径,笔者以前曾归纳为采购、输入、翻刻、馈赠四项,(15)考察东亚的书籍环流,其途径大致类此,只是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此处拟围绕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书籍略述如下。

   自明正统十四年(1449)倪谦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多有诗文酬唱,朝鲜方面将这些作品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终于《癸酉皇华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两百年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传统,这就是现存的二十五种(一种不完整)《皇华集》(16)。这些书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也为中国文人所阅读,并且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许筠《丙午纪行》四月一日记录了朱之蕃的一番话:

   在北京见《皇华》旧刻,如李荇、郑士龙、李珥俱有集乎?……近观柳老(当指柳成龙)之作,圆转婉亮,有胜于前人也。贵国人诗,可速缮写以示。(17)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华集》,由于对此类文献的阅读而引起对朝鲜人诗的兴趣,因此,到朝鲜后就自然生出收集、采访的愿望。这不只是朱之蕃的个人兴趣,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文人共有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后,明军出兵援朝,为之收复故土,军中韩初命、吴明济、汪世锺、蓝芳威等人,都怀有采访朝鲜诗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两部《朝鲜诗选》和一部《朝鲜诗》。

   最先编纂成帙的是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据其自序,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随军援朝,次年在义州向李文学等人“访东海名士崔致远诸君集”,“有能忆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至汉城,“馆于许氏,许氏伯仲三人,曰葑、曰筬、曰筠,以文鸣东海间。葑、筠皆举状元,筠更敏甚,一览不忘,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而尹判书根寿及诸文学亦多搜残篇,遂盈箧”;其后又“馆于李氏,李氏,朝鲜议政德馨也,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集,前后所得,自新罗至今朝鲜共百余家。披览之,凡两月不越户限,得佳篇若干篇,类而书之”。(18)此书之编成,完全得自于其本人在当地的采访。

   又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和吴明济不同,他的采访对象不是文学名家,而是民间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他或是通过“译人”,即翻译;或是凭借“楮颖”,即纸笔,尤其是后者。“即马圉重厮(蓄马者和杂役)亦工点画”,“士多通诗,以至于方之外,梱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靺鞈士于翰墨寡所短长,时诣军幕,以诗相投赠,或以其国中所为诗交出而传示。久而益亲习,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亲为订选,共得诗如干,厘为四部”(19)。吴知过序言亦称,“(蓝公)首尾在朝鲜者几三年,得朝鲜投赠诗及士女自所为诗几数百篇,皆不辞手录,而亲为选订”(20)。但此书编成于吴书之后(吴编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蓝编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受其较大影响也是事实(21)。

   汪世锺(字伯英,参与者可能还有贾维钥)则编就《朝鲜诗》四卷,其书已佚,据徐《笔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22)则亦从此行采访所得者中编选。

   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23)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24)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两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购买是双边贸易的内容之一,有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朝之间的贸易问题,前人已有一些研究,获得了若干基本认识。如全海宗指出:“中国与韩国间交易共有两种。其一是通过使行往来进行的交易;其二是直接在国境地带进行的交易。”(25)这也就是张存武所说的“使行贸易”和“边市”(26)。就书籍而言,完全属于使行贸易。相较而言,以官方意志购买的书籍种类多显陈旧保守,内容多为程朱性理学著作,而其他种类的或代表新学风的著作,则有赖于私人购买。李德懋在给金锺厚(直斋)的信中曾说:“中国书籍之稍稀贵者,除非文士入燕亲购,则元无可得之理。”(27)清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亦载:“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直购回。”(28)以致某些狡狯的中国书商,往往以高价将普通书籍出售给朝鲜人。沈德符曾记载万历年间事云:“朝鲜俗最崇诗文……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29)这种情形在清代也同样存在。

一般来说,朝鲜人到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中国书。但是在明代后期的一些总集中,即便是以中国诗歌为主,也还是会兼选朝鲜诗。因此,购买中国书的同时,也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书籍的环流。李宜显(1669-1745)曾出使中国,后于其《陶峡丛说》(1736年撰)中记载:“明人绝喜我东之诗,尤奖许景樊诗,选诗者无不载景樊诗。”(30)其后举到的选本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子龙《明诗选》、锺惺《诗归》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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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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