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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

更新时间:2019-09-21 23:56:48
作者: 张伯伟  
尤其是《列朝诗集》在朝鲜获得很高评价,故影响亦大。(31)而在专选女性作品的诗集中,如《名媛汇诗》、《古今女史》、《名媛诗纬初编》等,也从不忽略朝鲜女性的作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印的蘧觉生《女骚》,赵时用为之序,言及编选范围,就有“夷夏兼录”(32)之语,这似乎已经成为17世纪以降中国女性诗选的通例之一。考察这些诗选中朝鲜女性作品的文献来源,绝大多数是依据上文所举的《朝鲜诗选》等书而作的“二次诗选”。以《列朝诗集》而论,其朝鲜部分基本上出自吴明济《朝鲜诗选》,书中多次引用吴明济诗选自序以及许筠的后序,其选兰雪轩诗明确表示:“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33)又选李达之诗,出自《荪谷诗集》,自云“天启中,毛总兵文龙守皮岛,属访求东国书籍,以此集见寄”,(34)可知亦访求所得。《明诗综》的“属国”部分亦选入不少高丽、朝鲜诗,言及相关文献云:“今之存者,仅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35)又林悌(1549-1587)名下云:“诗见《朝鲜采风录》。”(36)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朝鲜采风录》乃康熙十七年(1678)赴朝颁诏副使孙致弥撰,实因康熙“令采东国诗归奏”,故朴弥《送诏使还京师诗序》亦谓此行使臣“所索者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前此所未有也”。(37)朱彝尊《明诗综》参考此书,选入了朝鲜诗人的作品。而当这些中国人编纂的诗选(其中也包括女性作品)被购入朝鲜,就形成了书籍的环流。

   据俞士基《林碧堂遗集跋》云:“去岁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书状赴燕,购得钱牧斋谦益氏所辑《列朝诗集》,归以视余。”(38)据《使行录》记载,金斗明作为书状官赴燕的日期是朝鲜肃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39)上距《列朝诗集》之刊刻有三十年,这是明确记载购入时间的最早记录。

   朱彝尊《明诗综》的购入者为李宜显,其《庚子燕行杂识》下列举此行所购典籍,就有此书,时在朝鲜肃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

   明末锺惺、谭元春编有《诗归》,指《古诗归》和《唐诗归》两种,又有旧题锺惺之《名媛诗归》三十六卷,王士禛以为“乃吴下人伪托锺、谭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40),《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当作《池北偶谈》)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刋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41)但李宜显《陶峡丛说》引及《诗归》,并谓其中入选兰雪轩诗,则实指《名媛诗归》。最早读过此书的朝鲜人是南九万(1629-1711),自云“曾入燕馆,得《名媛诗归》一帙”(42)。考其履历,他于肃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十二年(1686)两次作为朝鲜正使赴燕,故其获得《名媛诗归》的时间也就在此际。又据申光洙(1712-1775)《答姜正言必慎》云:“家弟光河,曾奉《诗归》一借之敎,每以不果得见自恨。适赴妇家不还,今拜申许,从后投示,兄弟庶得以与寓目焉。”(43)他向姜必慎商借的《诗归》,看来也还是《名媛诗归》。“高灵之申,世以文学显。”(44)其妹申芙蓉堂(又号山晓阁,1732-1791)就有《山晓阁芙蓉诗选》一卷,其《冬至思兄》是写给光洙和光河(1729-1792)的信:“不知京中之二兄,谁家与朋友讲论诗书而罢,时时愁思极心。”(45)为不得参与其间而惆怅。家中有如此高才的妹氏,他们对女性作品的关心也就十分自然,故一再向人借阅。

   李德懋于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燕,曾在北京琉璃厂寻访书籍,“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46),写成待购书目,其中就有文粹堂的《名媛诗抄》和文焕斋的《名媛诗归》。可见此二书在朝鲜还是流传不广的。

   采购是东人到中国购买,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带进。上一种方式主要在中朝之间,后一种方式则在中日之间(朝日之间也有少量发生)(47)。关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前人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48)尤其是利用日本现存的各种“舶载书目”,可以从不同方面展开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之研究。中日之间在长崎的贸易频繁,大量书籍通过商船输入日本。这些商船多来自于江浙和福建,而明清以来的江浙不仅是人文渊薮,也是刻书业的重镇。胡应麟《经籍会通》指出:“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多;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49)这是明代后期的情况,清代亦大体如此,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变,城郭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50)由于赴长崎的清商多来自于江浙、福建,故书籍输入的速度和数量也是惊人的。朝川善庵(1781-1849)《清嘉录序》指出: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者,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抄》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1830)首夏,而天保辛卯(1831)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51)

   对于这类情形,连朝鲜人也要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52)!

   虽然女性诗文只占输入书籍的极小部分,但根据保留至今的各类舶载书目(53),还是能够举出如下作品:

   《古今女史》一部一套,元禄八乙亥年(1695)

   《闺贞集》一部一本,元禄十六癸未年(1703)

   《名媛诗归》,享保八癸卯年(1723);一套八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古今名媛诗归》一部一套,宽政十一己未年(1799)

   《彤管新编》一部四本,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午梦堂诗》一部八本,安永八己亥年(1779)

   《本朝名媛诗抄》一部一套,天明三癸卯年(1783);一套二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名媛尺牍》五部各一套(一部新渡,一部阪上领作,三部买请人),天保十二丑岁(1841);一部一套,天保十二丑岁(1841)

   《彤管遗编》一部二套,申三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一部二套,申四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

   以上诸书,《闺贞集》不详何时何人所撰,但既然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经传入,必为此前所有。《午梦堂诗》当即明人叶绍袁编《午梦堂集》。《古今名媛诗归》与《名媛诗归》当为一种。最早一部为康熙三十四年传入之《古今女史》,最晚一部为道光二十九年传入之《彤管遗编》。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袁枚的《随园三十种》,其中包括《随园女弟子诗选》,输入本极多:

   《随园卅种全集》一部十套,天保十二(1841);又一部十二套;

   《袖珍随园三十种》二部,天保十五(1844);

   《随园三十种》二部各十六套,天宝十二(1841);二部,天保十五(1844);一部十套,弘化三岁(1846);一部十套,弘化四岁;一部十二包,弘化五岁;一部八套,嘉永二酉(1849);一部十套,嘉永六年(1853)。

   在十二年中进口了十三部八十八套,这还不能说是完全统计。此外,包含了朝鲜女性诗的其他中国总集,如《列朝诗集》在享保十一年(1726)和二十年(1735)传入,《列朝诗集小传》则在元禄十二年(1699)传入,此书从《列朝诗集》中裁出单行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次年便传入日本。再如《明诗综》,享保六年(1721)有一部四套传入,此后在宝历九年(1759)、天明二年(1782)还不断陆续传入。尽管这里所罗列的,既不是中国女性作品实际传入时间的起讫,也不是传入作品的全部书目,但通过对这一历史片段的截取,也能使我们遥想当年商舶输入的情形。

   至于朝鲜输入日本的书籍,虽然有各种零碎的记录,但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只有蛛丝马迹可寻。李德懋《盎叶记》六“东国书入日本”曾记录若干:

   《东国通鉴》《三国史》《海东诸国记》《芝峰类说》《理学通录》《朱书节要》《东医宝鉴》《惩毖录》《晋山世稿》《退溪集》《栗谷集》皆入日本。戊辰信使之行也,大阪人上月信敬,字丹藏,号专庵,问:“阳村《入学图说》、晦斋《九经衍义》、退溪《圣学十图》《启蒙传疑》《朱书节要》《天命图》《自省录》、栗谷《圣学辑要》《击蒙要诀》《启蒙补要解》,皆贵国儒书,而此后又有何人著书卫道耶?”此等书,亦已入于日本,故丹藏之言如此。其中《启蒙补解》,我国所未闻者也。《春官志》,李孟休著,曰:“倭所求请书籍,则《五经四书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经注疏》《退溪集》《东医宝鉴》《东文选》之属,不可胜记。而如《杨诚斋集》《五经纂疏》《文体明辨》《周张全书》《文章辨体》《小学》《字训》《吕东莱续大事纪》等书,我国所无,故不许。”(54)

   所谓“戊辰信使”,指的是英祖二十四年(1748)的朝鲜通信使,曹命采(1700-?)为此行之从事官,撰有《奉使日本时闻见录》,其中四月十三日记录:

   曾闻我国书籍中《惩毖录》《考事撮要》《舆地胜览》等册子前已入来,而今闻《兵学指南》《通文馆志》新入此地云。此皆训别辈受赂觅给者,而不畏邦宪。此辈之奸弊如此,万万绝痛。(55)

   更早一次的朝鲜通信使为肃宗四十五年(1719),制述官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四载:

   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自我邦关市以来,厚结馆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开,而得之于酬答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惜者,金鹤峰《乘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56)

   由此可以推知,朝鲜书籍之输入,是由日本人贿赂“训别”(当为通信使团中的低级随员)、“馆译”(当为倭馆或通信使团中的翻译),由他们私下代为“觅给”。在这些书籍中,也有女性作品。

   日本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兰雪轩集》,乃据朝鲜崇祯后壬申(1692)东莱府重刊本为底本开版。东莱府(今韩国釜山)位于朝鲜东南,与日本对马岛接近,乃通信使赴日必经之地,此书极有可能是由肃宗三十一年朝鲜通信使团成员带入(57)。据井上和雄编《庆长以来书贾集览》,文台屋治郎兵卫自延宝至天明年间(1673-1789)在京都堀川通营业。(58)通信使团抵达京都的时间为该年九月末,十二月初一即开版印刷,可见速度惊人。(59)

   东亚民间的书籍互赠,可谓由来已久。文人交往,总是期待“以文会友”,书籍互赠是不可少的。不过,在明清时代以前,主要是中国人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赠送书籍,回赠的情况较少。赠送的书籍在被阅读之后,也往往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结成文学史上的成果。如许筠《世说删补注解序》云:

   刘说(指《世说》)、何良俊书(指《语林》)行于东也久矣,而独所谓《删补》者未之睹焉,曾于弇州《文部》中见其序,尝欲购得全书,顾未之果。丙午春,朱太史之蕃奉诏东临……将别,出数种书以赠,则是书居其一也。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获平生欲见之书……因博攻典籍,加以注解,虽未逮孝标之详核,亦不失为忠臣也。使元美知之,则必将鼓掌于冥冥中以为愉快焉。(60)

可知王世贞《世说新语删补》由朱之蕃在丙午年(1606)赠送许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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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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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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