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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

——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

更新时间:2019-09-21 23:46:11
作者: 张伯伟  

   内容提要:在陈寅恪看来,现代学术史上的新旧两派,“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其结果则是“两无成”,而其自我认知和研究实践表明,他从事的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具特色的是“以文证史”,他对此既重视又自信,显示了“不古不今”的特色。前人对这一方法的认知,多从中国传统寻找其渊源,且不认为是其新创。实际上,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形成,绝非中国学术传统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产物。就西学渊源而言,有人们熟知的兰克史学,尤其是其中久被遮蔽的“文学层面”的影响;也有人们未曾注意到的布克哈特的影响。通过熔铸中西学术,陈寅恪既开掘新史料,又提出新问题;既不固守中国传统,又不被西洋学说左右,终于在具体研究和方法层面一并完成其“不古不今之学”。当今学术突出的“病症”之一,就是缺乏自身的人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陈寅恪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和成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关 键 词:陈寅恪  以文证史  方法  不古不今

  

   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①在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过去的新风气、新面貌;周法高概括说:“20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②而所谓的“新方法”,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方法,提倡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③。百年来在中国人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方法的探寻有哪些值得传承的经验,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陷阱,有哪些尚待开拓的可能,值得我们为之总结、提升和新探。本文拟以陈寅恪为个案,对该问题作一考索。

  

   一 何谓“不古不今”

  

   对现代学术史作纯学术的回顾,最风光的当然是胡适一派,从北大到中研院皆然;最落寞的属固守旧学的一派,从东南到西南多有之。然而在陈寅恪看来,却是“田巴鲁仲两无成”④。关于这句诗的解释,颇为五花八门。我从前理解为指史学研究上的新旧两派,但未遑作文。后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亦主此说,真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喜。上引陈诗的末句是:“要待诸君洗斯耻。”看起来是对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期待,其实更是以此自期。此诗写于1929年,后来他在1932年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⑤在1936年又说:“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⑥所以,他所谓的“学”指材料,“术”指方法。旧派乃抱残守阙、闭户造车之辈,新派则为据外国理论解释中国材料,并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在陈寅恪看来,旧派之闭目塞听、陶然自醉,固然难有作为;新派之高自标置、鲁莽夸诞,时或流于“画鬼”⑦。而他在1931年所强调的“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⑧,体现的也正是立足中国文化本位而又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气魄。可惜的是,陈氏的这一思想少有接续者,以至于在1945年而有“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⑨的自叹。

   既重视“学”又追求“术”,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不断开掘史料,吸取新知,与国际学术作对话和竞赛,这是陈寅恪学术的基本特征。至于其背后的以中国文化为托命之所,更非常人可及。他在1933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审查报告时指出:

   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并认定这种态度是“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且承此说而作自我评价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⑩对于陈寅恪的这句自述,汪荣祖解释为专攻“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11),实为误解。逯耀东另解作“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即史学(12),更属臆测。其他议论纷纭,不烦一一列举。综观众说,以先师程千帆的解释最为精辟,他在1995年致门人的信件中指出:

   “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13)

   把这个意思放回陈寅恪文章的语境中,也是极为恰当的。《太玄经》为汉代扬雄所著,对这两句话晋范望解曰:“马童牛角,是其常也……更而颠到,盖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14)陈寅恪在1964年写完《柳如是别传》后的《稿竟说偈》中,也用到“非旧非新,童牛角马”(15)的表述,这一方面可以证实其喻的确出于《太玄经》,另外也可以表明,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此说来,陈寅恪所自许的应是新旧之间的第三派,借用禅宗史上的名词,似可称作“教外别传”。

   如果仅仅就新旧来划派,陈寅恪当然应归入新派,所以非常强调“术”,也就是方法。他讲授课程,往往开宗明义,陈述该课程在材料和方法上的特点(16)。他研究学问,无论明言抑或暗示,字里行间也往往透露出对方法的追求。但他与一般新派人物(比如胡适、傅斯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采取的路径并非“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而是追求自创一路的方法。他在1957年致刘铭恕的信中说,其近年从事著述的特点是“用新材料,新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太史公冲虚真人”在当时或别有所指,但若从广义来看,实际上也就是西洋学说。说得更具体一些,他的新材料乃“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17),“新方法”就是“以诗证史”,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文证史”,所著者即《柳如是别传》等(18)。在表述上可以是对新旧两者的否定,也可以换个说法,“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19),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陈寅恪对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既自信又重视,在1968年的垂暮之龄,他曾对其多年的助手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20)所以,说陈寅恪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充分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当非无稽之谈。

   那么,就“以文证史”这一方法来说,其学术渊源和学术特色何在?现有的研究多从中国传统揭示其渊源,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指出:“以诗证史一法,亦非寅恪首创。”并远溯北宋时代,近举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邓之诚等人的著述,以为皆“从以诗证史宗旨着眼”(21),从之者颇众。但如果仅仅这样,一则只是在传统学问的基础上作推演,二则同时代相类研究者亦多,哪里谈得上是陈氏学术的重要特色,又如何当得起“不古不今”之学术品格的自评?所以,对于这一方法的形成,有必要再作新探。

   以中国传统来看,诗与史的关系本来就是密切的。自从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22),《诗》与《春秋》在精神上就建立起某种联系。东汉后期郑玄治《诗经》,专用孟子之法,有《诗谱》又有《诗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23)将《诗经》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到唐代,杜甫的作品被称作“诗史”,宋人注释,务使与纪传相符,典型者如陈禹锡之注杜,“自题其书曰《史注诗史》……必欲史与诗无一事不合,至于年月时日,亦下算子,使之归吾说而后已”(24)。尽管有所谓的百家、千家注杜,但大多机械地理解诗与史的关系,把诗等同于史,难免胶柱鼓瑟。至钱谦益乃嘲之为如“鼷鼠之食牛角也,其啮愈专,其入愈深,其穷而无所出也滋甚”(25)。故其自注杜诗,乃将“诸家曲说,一切削去”(26),取得很高成就。陈寅恪对钱谦益关注甚深,对其注杜尤为瞩目,《柳如是别传》中就有一大段篇幅讨论钱谦益、朱鹤龄杜诗注公案。他对钱注杜诗的整体评价是:“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7)既然如此表彰钱氏的“诗史互证”法,则这一方法对他自己也必然会有影响。但陈寅恪的“以文证史”法,绝非仅仅来自于中国学术传统的自然演变,其“学”其“术”之形成,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成果。

  

   二 兰克史学与“以文证史”

  

   关于陈寅恪学术与西学之关系,尤其是与德国史学的关系,一直为人重视。近年来,也有一些专门的论著问世(28)。在谈到德国历史学对他的影响时,大多提及倪不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洪堡(Wihelm von Humboldt)、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近年又有学者在上述名单中加入了白乐日(Balázs István)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但无论如何,兰克的影响最为重要,这大概是得到公认的(29)。可是谈到兰克史学的影响,人们似乎都集中在他对史料的重视上。但据我看来,兰克史学的影响远不止此,陈寅恪“以文证史”方式的形成,就离不开兰克派史学的刺激。

兰克和布克哈特是19世纪后期德语文化区中声誉最高的历史学家,但对于他们史学旨趣和特征的理解不一。稍后于兰克的法国史学家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land),在1899年和1915年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出版了《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一书,从政治史的角度剖析了兰克史学,强调“他关于历史的观念首先是政治性的”。但其最为人熟悉的史学品格还是“考证”,尤其是在他身后,不仅有德国学者,还有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都把兰克当作自己的导师,并且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兰克的方法”(30),兰克也就成为近代“考证派”史学的典范。这一典范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误解,即“被当作是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路线的思想始祖”(31)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兰克的评论在欧美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兰克史学究竟有何新意?二是布克哈特文化史观念与其时政治和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根据该书的总结,自19世纪以来人们对兰克史学的探讨导致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即“兰克通过使用一种新方法,即语文—考据法,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而在作者看来,这种流行观念“简化和僵化了兰克对史学研究的贡献”。那么,作者揭示了哪些被遮蔽了的兰克史学的精髓呢?那就是史学写作应成为一门“文学艺术”,用兰克自己的话说:“史学与其他学术活动的区别在于,它也是一种艺术。”(32)兰克被当时及后人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其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一书的导言,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33)。但德语“eigentlich”一词在译成英文的时候,却颇有问题,是只想表明过去的“本质”如何?“真正”如何?还是“实际”如何?按照吉尔伯特的意见,这句话在兰克语境中的真正含义是,“历史学家应当恪守其任务的界限:去呈现事物的实际面目”。所以,这句话暗示我们“将注意力引向兰克史学成就中一个常常被(如若不是被弃之不顾的话)忽略的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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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评论》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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