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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赫希曼与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

更新时间:2019-09-19 21:38:02
作者: 梁捷 (进入专栏)  

  

   观察,再观察,直到永远。

   ——蒙田

  

   2016年,由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撰写的已故经济学教授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的长篇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被引入国内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传记将赫希曼传奇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作者还顺便披露一些八卦,例如赫希曼曾在二战中冒着风险营救过大批犹太难民,其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经济学家,尤其年轻经济学家,多半恐怕已不知道赫希曼,实在很少会从最新的研究文献里看到引用这个名字。只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还记得,以前有不少人探讨过《退出、呼吁与忠诚》这本充满思想的小册子,可惜它最终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范式。而阿德尔曼这本传记给我们带来一个与印象完全不符的赫希曼,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也重新思考经济学这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


赫希曼的早年经历

  

   赫希曼有着传奇般的学术经历和人生经历。他的兴趣如此广泛,发表的著作涵盖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古典哲学领域,无所不论,以至于经常有人怀疑:“到底有几个赫希曼?”自然只有一个赫希曼,而且再不会有第二个,他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更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赫希曼的研究从不为现代学术分工所限,因为他只对具体问题有着最强烈的兴趣。这也和他多元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最早在法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而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了一年,学习各种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年似乎极为重要,虽然他只是不为学位的非全日制学生,但他有机会修到罗宾斯与哈耶克的课。同时,他也去剑桥听凯恩斯的高足斯拉法(Piero Srafa)的课。这些学者都致力于挑战主流经济理论,斯拉法更是试图将李嘉图、马克思与凯恩斯融为一体。在所有这些欧洲经济学家里,赫希曼认为斯拉法对他的影响最大。

  

   随后欧洲战火弥漫,他不得不离开学院,投身现实。赫希曼参与了反对弗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但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探讨这段经历。这似乎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反战,而是也与赫希曼立场转变有关。他坚定地反法西斯,同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左翼政治的问题。所以赫希曼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抛弃抽象的理论而转向实践问题,这是他后来所有研究的思想背景。

  

   赫希曼语言能力强,同时也擅长统计和洞察数据背后的运行规律。所以他最初的工作与国际贸易研究相关。早在英国学习阶段,赫希曼已熟读凯恩斯《通论》。但他在实践中意识到,被美国经济学家理论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抽象方法而忽略了复杂的国际互动以及制度变迁。这里的国际互动不仅包括国际贸易,还包括国际政治。例如意大利独裁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它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不能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赫希曼希望弥补这些缺陷。这也体现出赫希曼的研究风格:总是关注和追踪那些不起眼、但具有启发性的小指标,从事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经济分析,从不远离政治现实,从不回避伦理诉求。赫希曼一直认为这些小问题的意义比学院里热衷研究的规范性问题来得更大。最终他从复杂的统计数据中精巧地构造出一种指数,计算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于有效衡量市场的集中度。

  

   这项研究后来发展成为赫希曼的第一本书《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但赫希曼没去大力推广自己的发现,也没有

  

   进一步将它用于产业研究。当时,欧洲经济学者的工作总是被忽略。另一名学者赫芬达尔(Orris Clemens Herfindahl)也独立提出了这种测量方法,并将它应用于产业组织。这时才有人想起赫希曼做过类似工作,于是该指数现在被命名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其他国家。他们注意到非洲、拉美、东南亚都有大量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经济学应该为这些欠发达国家作出贡献。发展经济学在此背景下繁荣起来。赫希曼本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发展困境,必须离开热衷空谈理论的学术界,真正走向现实世界。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

  

   1948年,赫希曼远赴哥伦比亚做研究,很快走遍了哥伦比亚。他的工作与人类学家非常接近,都是“经验亲近”的知识,需要参与观察而非远远地揣测。与之相比,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知识都过于“经验疏远”。为了确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和“局部知识”。但这些信息很难通过传统调查得来,越是欠发达国家,调查越困难,至今仍然如此,何况半个世纪以前。所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大多只是学者在书斋里的理论假想。

  

   当时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可分为“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两派。均衡发展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应当注重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区域之内各个地区的同步发展,平衡分配生产力资源,实现共同增长。如果某些产业、某些地区的发展受到制约,未能跟上整体的发展速度,它就有可能成为整体发展中的短板,制约整体的经济发展。均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MIT的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哈佛的纳克斯(Ragnar Nurkse)等,都是美国学界的大牌学者,影响极大。同时,均衡发展理论又很符合直觉,适合用数学工具来完美描述,所以当时学界大多数人都赞同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学者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经济发展不必追求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因为资源的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并非同时、均匀,不同区域的发展积累可能有先后,发展本身也可能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管理能力也有限,基本做不到全面均衡的发展。当时非均衡发展理论最著名的倡导者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Cunnar Myrdal),他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影响力无法与美国学者相比。赫希曼也是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支持者,不过他的分析逻辑与缪尔达尔不同,也不支持缪尓达尔。这进一步加剧了赫希曼的边缘地位。

  

   与罗森斯坦-罗丹这些大牌学者相比,赫希曼在当时的美国学界还只是新人,不算发展理论“圈内人”,甚至不太认识国际学界的很多名家。但他对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兴趣,在哥伦比亚考察过程中知道很多哥伦比亚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赫希曼利用他过去在欧洲获得的经济学训练,一点一点推导政策建议,与当地学者交流,比较各种政策的优劣。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大牌学者的理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证观察基础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也是赫希曼独有的风格。

  

   在哥伦比亚,赫希曼很快就完成几篇富有洞见的论文。他很少引用官方数据,因为他深知这些数据存在的问题。与之相反,他更喜欢具体的案例分析。他已深入调查过许多国家不同类型的大企业,理解这些企业的发展背景以及政治关联,以此来解释发展问题。赫希曼这些研究私下里获得很多学者的好评,包括后来获得诺奖的博弈论专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但是赫希曼仍无法获得美国教职。哥伦比亚工作合同结束后,他接受了哥伦比亚的咨询工作,在哥伦比亚生活。

  

   赫希曼希望能与美国发展经济学界保持接触。但是他的根本立场与美国主流经济学不相一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希曼总是抱有极深的怀疑主义,不愿使用漂亮、简明的模型来呈现结论。他总是注意一些小问题,希望推进具体项目,甚至对那些具体项目的远期影响也没有太大把握。这些都使得他的研究结果看起来很“中庸”,没有重大意义。

  

   他一直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摈弃计划倾向,更多利用小型实验来了解情况,从实际经验中学习。这一看法实质上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最接近。赫希曼在拉丁美洲收获了大量朋友,并且把所有这些想法都写入了《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赫希曼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可这本书受到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有意思的一点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牌学者普遍不喜欢赫希曼这本书。例如哈佛的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认为赫希曼对主流理论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拿出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就连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也认为,赫希曼的表述十分新颖有趣,但对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两分法可能存在问题。总之,赫希曼的理论在学术上不严谨。

  

   对于赫希曼而言,理论的严谨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落后国家或者区域内部必然面临各种张力和博弈。他注意到,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泥潭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发展理论的应用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弯路”而非“现成的捷径”。那些简洁优美的理论可能无助于发展中国家制定具体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施中,政客会使用各种修辞技巧,而非理论模型。因此赫希曼一直对修辞抱有强烈兴趣。即使写作《经济发展战略》这样的书时,他也会大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赫希曼重视即刻的小想法,创造出精准的概念来描述这些想法。经过锤炼,他的著作中总是充满隐喻和格言警句,这些特征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到了晚年,他直接写了一本《反动的修辞》来批判经济学语言。赫希曼知道,主流的、数学化的经济学模型并非他的长处,那些模型反而有可能淹没无数小细节。而他更看重那些小细节。

  

在《经济发展战略》之后,赫希曼还写了一本小书《通往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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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7.5.12《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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