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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联俄”——以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为例

更新时间:2019-09-17 14:55:09
作者: 李杨  
此外,胡汉民也的确当面征求过汪精卫、鲍罗廷的意见。胡汉民说道,“提议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我曾将此事告诉过汪精卫,又问过鲍罗廷可以不可以进行,鲍罗廷还是说‘这件事是可以进行的’”。鲍罗廷从不轻言否定国民党内部事务,汪精卫对鲍罗廷则言听计从。汪精卫、鲍罗廷不反对,这在胡汉民看来属“授权”。

   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党体制尚未完备,组织松弛,个人权限模糊。胡汉民离穗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相当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代理主席,为权力中枢,可代表中央表态。只是胡汉民说“党的授权”是口头允准而无正式文本。故胡汉民也承认斯大林说的未经党内决议,“不过,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胡汉民仍在努力争取。

   至于第二个问题,胡汉民答道:“我们公开加入了第三国际,世界帝国主义便要忌嫉我们,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假使我们的联络是真的,要么就是他们忌嫉我们,我们有什么惧怕呢?况且我们在暗中联络,他们也是一样忌嫉我们,或者他们的疑忌还会因不明真相而更甚呢!”但是,斯大林还是坚持:“你这个主张在党部还没有决议案,非得审慎不可。”布尔什维克纪律严明,胡汉民无法理直气壮。斯大林劝道:“要晓得凡事不能过于求速,……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请你保留半年!”

   胡汉民看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意见相左,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个喜欢,一个生气,都是想拿中国问题作为政争的工具。史达林(斯大林——引者注)用暗昧处理中国问题固然不对,而季诺维也夫想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也未始不是出于利用投机的心理”。“我何苦做他们的斗争工具呢?所以我仔细想了一想,这个提案是保留半年也未尝不可”。于是胡汉民说道:“决议的权还是在第三国际,我是没有权的。”这次“约谈”近6个小时,“史达林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对这个问题”。29

   斯大林一面劝说胡汉民,一面示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鲁易(又译罗易)出面阻止。结果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审查时,鲁易以中国共产党反对为由搁置申请,国民党仅被接纳为“同情政党”。胡汉民退而求之提出“为与第三国际联络可派出代表交换意见”,斯大林安抚胡汉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回答将是肯定的”。30结果直到回国,胡汉民也未获答复。

   2月25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正式函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莫斯科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珍视国民党是它在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盟友。从这个观点来看,国民党在形式上加盟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友党,应无异议。”31

   国民党不仅没有成为共产国际成员,还被要求保持距离,俄国人嘱胡汉民,“在纲领中不能谈及共产国际”。32张朋园就此认为,“或许列宁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包袱太重,必须先消除其传统重负,转换基本信条之后,才能接纳为共产国际之一员”。33唐德刚也断定,“国民党在完全转变为共产党之前,共产第三国际不会批准它要求加入的申请”。34故国民党被俄国人说“时机未到”属意料之中。

   3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答复胡汉民代表团,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时机尚未成熟,国民党加盟为共产国际“同情党”。胡汉民深感失落当即决定回国。3月12日,胡汉民一行离开莫斯科前一天,斯大林再次会晤胡汉民,称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尚待半年后,“展堂先生唯唯而已”。35最后,国民党既未以“同情党”名义加入共产国际,更未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二、加入共产国际之意图和目的

  

   4月29日,胡汉民一行回到广州。

   5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党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苏俄考察经过。但是,这份报告一直未查找到,“据胡木兰云:展堂先生曾有赴俄考察书面报告呈广州中央。惟迄未发现”。36幸好在联共(布)档案中,发现一份胡汉民“呈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标题是《胡汉民代表团关于第三国际问题的报告》(特别资料),估计是当年中共自广州发给莫斯科的,其中有涉及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内容:

   胡汉民曾于1926年2月8日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西诺耶夫(季诺维也夫——引者注)晤谈有关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后者并面邀胡汉民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全会并提出报告。根据国民党的决议,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两份书面声明:一份是讲述国民党的历史及目前的革命斗争,另一份说明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提议。……三月八日,共产国际正式答复代表团说,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如国民党中央坚持原议,共产国际同意纳入六大议程讨论。……至于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原因,可以从代表团的两份声明及共产国际的答复,以及与诸多苏共同志的谈话中看出。因此附上谈话记录及各种资料,以供参考。37

   胡汉民确实已就申请一事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做了详尽交代,但仍遭党内批评。时值舆论界有“赤化”与反“赤化”之争,苏俄因侵占蒙古等问题被知识界视为赤色“帝国主义”。党内“西山会议”反对势力正盛,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更是呼吁不要盲目追随苏俄,加上中共内部确有主张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溶”之。在这种情形下,胡汉民几成集矢之身,党内右翼甚至指责他出卖国民党“有罪”。那么,作为国民党元老派领袖的胡汉民,跑到莫斯科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用意和目的是什么,是“汪精卫式”的“向左”“再向左”,还是策略性权宜之计?此举有否违反“党纪”“党统”,其用意和目的是什么?

   第一,其用意和目的,是否违反“党纪”?

   先看胡汉民本人的解释:我如果“把国民党送给共产国际,那么我对总理是大逆,对国民党是大罪,而共产党的史达林、鲍罗廷等,有什么不愿意呢?……我所以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就是本着当时的组织民族国际的原意,使中国国民党独立自主”。38胡汉民之所以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由此肇启。

   “民族国际,原是国父的主张。不过这件事是由展堂先生提出的”,39时间是1924年夏。在胡汉民看来,共产党有“谋全世界共产党联合的国际运动……那么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图谋独立解放的共同利害的立场上也应该有国际的联合,这一种谋求民族解放的国际运动就叫做‘民族国际’”。胡汉民的“民族国际”与“共产国际”相对应,前者由孙中山的国民党领导,后者由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均为平起平坐的国际组织。胡汉民希望借此将国民党推向世界,他设想的第一步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直接联系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曾有中俄携手解放亚洲想法的孙中山表示赞同,并将提议告诉鲍罗廷。鲍罗廷当即表示“我很赞成,不过这个责任是由胡先生担任下来”。胡汉民也当仁不让地对鲍罗廷说,“第一步我们就要组织国际局,首先就是要和你们联络。你们把材料随时供给我们”。“鲍罗廷就当场说可以找人来帮我们,可是我等了多时,他始终没有给我回答”,40更不用说提供材料。

   这个看似有国际视野计划的背后实为党派之争,其源头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是苏俄东方战略的一部分,故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与苏俄的三方互动”。41莫斯科对国民党(盟友)及共产党(治下支部)发出的文件分两种,一是国共两党均适用,二是单独对其支部。这样一来,中共可看到全部文件,国民党则未必。如张继所言,中共是“俄国之子”,国民党只是“俄国之友”。国民党曾要求中共公开共产国际文件而未果,这就引起猜疑其采用“一分为二,拉此打彼”左右分化策略。孙中山质问共产党员为何要保守自己的秘密,甚至怀疑中共通过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42

   另一方面,共产党不仅积极发展党团组织,还不时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和行动。这使得乾纲独断的孙中山不能容忍,“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43由于跨党党员效忠本党中央,并保持组织独立,单一受命于共产国际,无论国共冲突多严重,不能解散其组织也不能开除其党员,这种“国际性”的优越感是国民党所没有的。面临两难境地,唯有另辟蹊径,这才有了胡汉民的“民族国际”和“国际联络委员会”构想,建立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国际组织,直接衔接共产国际。

   1924年8月23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前案对跨党秘密党团活动做出纪律约束,后案决定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所有指示都通过该联络会传递,“在务期了知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之关系”。44时任会议主席的胡汉民说道:“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庶彼此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矣。”45

   会上,孙中山问道:“诸位是否确有把握,在全会做出决议后,就不会再发生与共产派的摩擦和争论?”张继答道:“走着瞧。”46瞿秋白不以为然,“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47果然,在鲍罗廷的拖延及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下,“国际联络委员会”胎死腹中,“第三国际里面的一切情形我们都要晓得”的胡氏计划落空。

   “我要到俄国去的时候,对于这件事还是始终不忘情的”。胡汉民利用“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的会晤”机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第三国际里面的一切情形我们都要晓得,一切事情都要国民党自己负责,这完全是为国民党自身打算”。胡汉民解释道:“我向总理提出组织民族国际的主张是要我们国民党自己来领导国际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到俄国提议中国国民党直接参加第三国际,就是要我们国民党自动的加入第三国际,自己便有自己的地位。……民族国际的主张和加入第三国际的主张是前后一贯的,精神统一的。”48

   在胡汉民看来,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不仅能改善与苏俄的关系,还可了解和掌握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通联,从源头遏制日趋激烈的党争,胡汉民称之为“釜底抽薪的绝招”。49国民党直接与莫斯科建立组织关系,确保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于己于党均有利,这就是胡汉民的申请动机。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一眼看穿:胡汉民代表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动机不纯,一是为了提高他在国民党的威信,二是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50

   由此看来,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沿用孙中山外交政策的一个举措,非胡汉民擅自行事。1926年9月,蒋介石也通过邵力子出访苏俄再次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终未遂。蒋介石比胡汉民更直白,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51再往前追溯,1905年孙中山也曾申请同盟会加入第二国际而不获允。

   综上所述,胡汉民此举并不违纪。

   第二,从思想和组织来看,是否违反“党统”?

   在莫斯科,为争取共产国际支持,胡汉民将三民主义置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广为宣讲,以营造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同路人”的形象。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胡汉民此举有否违反“党统”?

从思想上看,无论是与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三次长谈,还是刊发文章和演讲,胡汉民都理直气壮地将三民主义“左”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与共产主义并列。胡汉民对拉菲斯说道:“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并不局限于民权主义。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接近共产国际的政党”。其言论之“左”,就连拉菲斯亦为之惊愕,提醒不要“吓跑小资产阶级”。52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宣称:“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基本上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的。……我们的这些口号是同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53这几乎将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画上等号。胡汉民在莫斯科言论之“左”,远超出其一贯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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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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