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佩国:清代绅权的二重支配*

更新时间:2019-09-17 14:48:24
作者: 张佩国  
这似乎有损于“乐善好施”的德行,但在捐纳制度的框架内,一个富有的商人捐功名、买官职与从事善行,可能是同一件事情。32对社仓的捐输需要多次进行,捐输者可凭其份额而获得对社仓的优先管理权,这与投献寺田、修桥铺路、兴建社学一样,都可视为对捐助者“投资”地方善举的回报。33当然,这仍属道义经济学的精英支配与互惠原则,而不是“理性小农”的经济计算,因为“只是富人们的资源被用来满足宽泛界定的村民们的福利需要的范围内,富人的地位才被认为是合法的”。34

   捐输和经管社仓具有赢利的可能性,社首侵蚀社仓存粮的事情时有发生,社仓制度本身也在存粮取得及分发、监督、社首任命等方面遇到困难。35正因为社首要面对租谷的追缴、管理的困难、官府的盘查,赔垫遂成为常态。嘉庆年间四川省纳溪县的乡间富户“则视社首为畏途,多方营免”。36乾隆年间江苏省吴县的东山社仓,“多年封鐍,谷有朽蠹,社长任其咎;岁时官查,迎送供给,社长任其费,此社长所以深苦之也。积本地之谷,无补本地之饥,反殆累与司事之人。”37在王国斌所总结的社仓经营的“江南模式”中,精英活跃,官方则很少加以领导,更不进行系统监督。38所谓“精英活跃”,并不意味着官府干预的减少,面对“岁时官查”,东山社仓的社长也深受其苦。

   经管社仓的社首或社长之职,在赢利和赔垫之间,可能更受赔垫之累。39在善堂善会这一类地方善举的经营中,总董和董事选任甚或有夫马进所说的“徭役化”倾向。40乾隆年间,苏州府、松江府、江宁府等江南各地,普济堂、育婴堂董事由乡绅、生员轮番充任,不足经费由其垫付,以致经营难以为继,遂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转为官营。在下令苏州普济堂官营的碑文中,有一段两江总督孙士毅的话:“访闻江省所属州县,有将普育二堂司事每年一换,择殷轮点,如其不愿,必献重资,始准另派。更番取利,岁以为常。甚至将各堂经费侵挪亏缺,每月堂中食用,勒令司事垫应,盈千累百,并不给还。甫满一年,又须更换。前垫尚未取偿,后来又须代垫。年年朘剥,赔累无穷。是使朝廷德意,转成地方厉阶,以致绅士人等,视为畏途。”41普济堂、育婴堂经营的所谓徭役化,与士绅社会论和地方精英论中士绅的赢利行为及地方自主性解释,均有较大的偏差。普济堂、育婴堂这类地方善举,实为地方公产,既有来自民间的捐输,也有官府官田的支持,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苏州府即将一批官田拨入普济堂名下。42如此,则地方公产与官产的界限模糊不清。43士绅和富户在地方善举中的德行,所彰显的,更多的是官府的父权式控制,而非所谓的社会自主性。地方志“义行”传的正统化书写,可能是官府劝捐和地方精英谋取权力正当性的结合;民间善书中的“费钱功德”恰恰是儒家正统化思想的民间化表现,行善就是荫及子孙,父权制孝道原则在此连结了大小传统。44

  

   三、“调争解纷”与“包揽词讼”

  

   在清代的民间纠纷解决和官府审判中,士绅似乎也有着两面性的人格。一方面,在寻求民间纠纷达致正式诉讼之前即形成和解的机制中,族老、乡绅、保正等地方精英的“面子”使他们得以充当“和事佬”,并将调解变成一个教化的过程,从而使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另一方面,一旦纠纷闹上公堂,一些生员(下层士绅)和地方文人可能充当“讼师”或曰“刀笔吏”的角色,以“包揽词讼”,有时甚至故意“唆讼”。也许和事佬和刀笔吏不是同一批人,区分和辨析其构成虽有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探究地方精英在调解和诉讼秩序链条中的位置,以呈现其权力正当性及其背后的帝国秩序。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和谐”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无讼”是解决现实纷争的理念,“和为贵”乃是民间调解的指导原则。萧公权将19世纪中国乡村纠纷在形成诉讼之前的解决称为“和解”,“从量上来说,制度化之和解程序,用途极其有限;而偶然的、非正式的、由个别仲裁者所主持的和解,比正式的程序更能满足广大的需要。”45在纠纷产生之后,“脸面”的因素常常介入进来,通常由有“脸面”的族老或乡绅担任调解人。族老和乡绅的“脸面”或权威与其身份有关,也关乎其个人德行,因为“‘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它获得的社会赞许”。46民间调解不是明辨是非,维护权利,而是一种伦理教化的教育过程,有时甚至“各打五十大板”,最终使争端平息。如此说来,“调争解纷”以达成纠纷双方的个案和解,从而保障帝国秩序的稳定,便成为族老和乡绅义不容辞的职责,进而增加其道义资本。

   在家户或家族内纠纷调解的场合可能是如此,但当纠纷甚至冲突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时候,作为“当权者”的乡绅和地方精英可能本身就是“谋利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据其19世纪在山东乡村的观察,发现乡村的头面人物总是乐于承担家庭、邻里纠纷的调解,事后接受当事人感谢和宴请;而在涉及公共物资的聚集和公共资金的筹措这一类公共事务时,则很少发生“当权者”和“在野者”之间的对立,即使有此类冲突发生,也很难改变既有秩序。他最后总结道:“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依靠一种强权实现着成员间的协作,进而显著改变了所有其他社会现象并导致了十分重要的后果。”47即令是同一个乡绅或头面人物,他在家户、邻里纠纷中充当和事佬,与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获取收入甚或假公济私,并不相悖。

   民间调解也并不限于非诉讼场合,在官府的正式审判中,邀请族老或乡绅出面“具甘结”“和息”,甚至成为听讼的必要环节。48地方官着“两造”回去找亲族或乡绅“理处”,虽不是必要环节,但在审判实践中也是常有之事,地方官的意见对两造重新找族老或乡绅调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宗智称这种介于官府正式审判和民间调解之间的半官半民的纠纷处理地带为“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看来,不同于纯粹的非正式调解,第三领域既有息讼和解的一面,也有依律判决的一面。49这里不讨论清代听讼的性质本身,而是借此审视清代的社会联结模式。艾马克(Mark A. Allee)根据清代台湾淡水新竹司法档案的研究,发现由地方士绅领导的相对独立于官府之外的行郊、庙会、宗族、诗文结社、秘密社会、团练自卫组织等团体不断滋生,地方官府则利用街庄头人这些“次绅”精英的半官僚机制摆平各种社会问题,而通过法律这一道德秩序恢复机制,官府也试图将族老和士绅拉入听讼过程,进而“整合社会中原本分散的团体,连结官府与民间社会并促进传统社会制度之形成”。50

   然而这一抽象的功能论解释,并不说明清代官府审判具有保护平民的积极性面相,而是意味着官府审判带有行政性功能,其目标是维护帝国秩序,而非保护平民。“无论官府还是民间议事机构都未对恶霸进行任何制约,官府由对恶霸行径负有责任的同一权贵来掌管,而议事机构则是其中那些实力强大的成员手中的工具。”51按照斯普林克尔的解释,官府和民间议事机构的连结,只是地方恶霸和实权人物的谋利工具,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官府审判对道德秩序的恢复正相抵消。

   地方官也每每察觉到地方精英尤其是那些刀笔吏包揽词讼和唆讼对帝国秩序的影响,故对讼师大加斥责。汪辉祖由幕友而州牧,对讼师只持否论:“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52包揽词讼乃至唆讼成为官方表达中典型的讼师形象。

   据夫马进的研究,讼师的出身多为生员,因为他们不可能都达到举人、进士及第,仅仅依靠作塾师的收入不足维生,遂“往往学儒不成,弃而学律”,成为讼师或幕友,而且讼师与幕友可以相互频繁地转换;讼师的主要业务就是代作呈词及与胥吏、差役交涉。53由于夫马进所说的清代诉讼制度的书面主义,代书诉状并与胥吏、差役打交道成为诉讼的必要环节, 讼师虽为地方官所不齿,但也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间。一本乾隆年间的官箴书的作者袁守定如此总结道:“后世词讼必由讼师”,而且“南方健讼,虽山僻州邑,必有讼师”。54由此亦见清代司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在田土户婚一类涉及民间细故的州县自理案件中,地方官与讼师的关系似乎是对立和冲突的,55以致州县官劝乡民讼息,以从源头上阻断讼师包揽词讼的可能性。讼息也只是地方官的表达和听讼的理念,而其实践常与之背离,“好讼”“健讼”的另一种表达,恰恰是对讼师参与诉讼实践的反映。在由讼师写作的“讼师秘本”一类民间文书中,“情理法”反倒也成为讼师所秉持的原则,如明代万历年间刊刻、清代又不断刊行的道德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云:“治平之世有情、理、法三者。”56清代刊刻的《刑台秦镜》又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讼之一字,从言从公。谓言非至公,切不可以致讼也。故致讼之道有三要,情理法而已。度情我必真,度理我不亏,度法我无犯。三者缺一,不能全其必胜矣。”57情理法原则之结合,成为讼师助人诉讼成功之要诀和策略。当然,这样的教诲如何转化为讼师的实际运作,可能还有一定距离。官箴书对讼师包揽词讼的斥责与讼师秘本“从言从公”的教诲看似相悖,而在情理法理念的具体运作上,地方官和讼师又达成了审判实践上的某种一致性。“讼师正是精英阶层在这些活动中的工匠,也是努力要求令人信服的词讼文书并在帝国衙门的多元层面上制定策略的行动代理人。”58讼师的多重面相恰恰印证了帝国秩序的父权制原则在纠纷和解与官府审判中的扩展。

  

   四、“包揽钱粮”与抗粮运动

  

   对于揽纳税粮者,明初即有严厉的处罚,明太祖时的《大明律》规定:“凡揽纳税粮者,杖六十,着落赴仓纳足,再于犯人名下追罚一半入官。”59《大清律例》于词条一字不缺地照抄。60从“律例”看,似乎清代沿袭了明代的制度,而相关赋役制度实践则不是简单的因袭关系。明代官府所取缔的只是私营的揽纳户,而据梁方仲的研究,“起而代之的粮长按其实际仍有包商的性质,他们是没有薪给的,他们仍然要从一收一交的田赋征收过程中捞些油水,只是他们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罢了。”61明后期,随着粮长垫赔的不断加重,粮长制变得徭役化而终废止。从明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清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均田均役”成为赋役制度的原则,力图革除“揽纳”,“令民自封投柜”。62其间制度虽有变迁,但里甲是自明至清催征钱粮的基本单元。有清一代包揽钱粮较之明代反而愈加严重,自康熙至道光,皇帝三令五申对此加以斥责,并以革去功名,撤销某地科举学额,对逃避田赋、包揽钱粮的地方士绅加以严惩,康熙年间著名的“江南奏销案”63即是一例。

士绅包揽钱粮的非法行为,与其优免丁税徭役的特权有关。“摊丁入亩”普遍推行后,士绅免纳丁税的特权虽因此取消,但摊丁入地并没有在各地完全执行,即使是在实施摊丁入地的那些地方,士绅也视原有的丁税免纳特权而少纳田赋,而绅户、儒户、大户、小户的划分,更加剧了纳税的不平等。64士绅籍此特权包揽钱粮遂屡禁不止,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申明:“闻有不肖生员、监生,本身原无多粮,倚恃一衿,辄敢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官户……迟延拖欠,不及输纳,通都大邑固多,而山僻小邑尤甚。”65似乎下层士绅(“衿”)要比上层士绅(“绅”)包揽钱粮更为普遍,以致晚清思想家亦为名绅的冯桂芬对此表达了强烈的道德义愤:“刁生劣监,包完钱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66士绅包揽钱粮在实践上并非如此之恶劣,其谋利取向与保护取向往往交织在一起,一般小户平民很多时候为了逃避自封投柜与胥吏打交道所带来的麻烦和敲诈勒索,反而主动投寄大户。嘉庆四年(1799年),御史蒋攸铦在一份奏折中历数了缙绅包揽钱粮的劣行之后,如此报告:“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67当然不能由此说绅衿的包揽钱粮相较胥吏的陋规和勒索68更据庇护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22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