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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儒法国家》与基于理想类型集的理论构建

更新时间:2019-09-17 14:45:17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八位欧美历史社会学界领军学者对拙作《儒法国家》的评论作出两点回应:第一点关乎我书中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第二点关乎我对为什么高度商业化的明清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作出的回答。通过这两点回应,我想阐明两个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个是理想类型集概念,以及以理想类型集为基础的演绎在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第二个是历史比较背后的三个方法论问题。本文还想强调拙作中的一个关键论点:历史是累积性发展的,而不是进步的。

   【关键词】 历史社会学 社会变迁 想类型集 历史比较 大分流

  

   拙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的出版让我感到喜悦,而今天有幸能对八位世界顶级历史社会学家为该书所写的书评作以回应,则更令人欢欣备至。这些社会学家的书评不仅对拙著不吝褒扬之辞,还认识到此书的理论雄心,对此我深表感谢。事实上,我在写作本书时,也确实有意以中国历史为例来阐释我的社会变迁理论,并希望我的理论能更好地阐明历史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和宗教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发展规律以及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得以兴起的原因。

   不过,八位评论者的研究兴趣各异,他们的文章所侧重的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这有限的篇幅内,要对每位评论者的评论都花相同的笔墨予以一一回应,还要保证此篇小文连贯一致,是很难办到的。作为妥协,我决定在这篇文章中仅对诸位评论者所共同关心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予以回应:第一个关乎我在书中所发展的社会变迁理论,第二个则涉及我对中国虽有着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却为何不能实现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突破这一问题所作的解释。

  

   一、我的社会变迁理论

  

   针对这一话题,我将主要侧重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书评,一方面是因为曼在这方面花的笔墨最多,并且表述得最为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我的一些批评其背后的逻辑亦见诸乔纳森·赫恩(Jonathan Hearn)与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文章之中。首先,为了说明曼的观点,我从他的文章中摘录了如下四段话(迈克尔·曼, 2019):

   (赵)是对的,一般经济权力所包含的结果更具可计算性,其行动也比其他三种权力更具工具理性。但我要补充的是,相较于政府决策,这一点可能更适用于私人和公司的决策。

   (赵)对经济权力持有一种相当温和的态度。他说“纯粹的经济交易只能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发生”(Zhao, 2015:34)……但在其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常使用(并在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旧使用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制与契约劳工制这些显然都不是建立在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雇佣制度……所有经济系统都包含权力和强制力的等级结构。

   (赵)主张政治竞争“难以引发效率导向型的物质生产和资源分配,因而对累积性发展贡献甚微”(Zhao, 2015:40)……不过,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国家的政治竞争催生出更有效率的财政系统,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赵)做了两点概括,即,在四种权力资源中,意识形态权力最弱,而政治权力最强,且是“最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崛起的几大拯救性宗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压倒其他几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在内),且其势力皆维持长达千余载之久。当前,伊斯兰运动主导着中东地区和一些北非国家,并试图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骚乱。在20世纪,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曾推翻政府与资本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势力则在推翻政府的同时,还将世界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完全同意曼在经验层面的分析。现实世界是纷然杂乱的。曼的例子所表达的是他的一个我非常认可的观点,即,社会行动者是混杂的(promiscuous)(或如我书中所言,是“多种多样的”[multifarious][Zhao,2015:32]),且它们总试图利用不同种类的权力资源来扩展它们的权力(Mann, 1986:17)。事实上,谁能否认政府的经济活动少有以经济利润为唯一动机的,谁又能否认经济生产中常常存在着那种依靠政治/军事强制力而维系的奴役关系,或者,意识形态行动者总会试图利用其他形式的权力资源来达成它们的目的?尽管如此,倘若读者仔细审视我的理论构建策略,就会发现曼的批评并未切中要害。在我的理论中,政治行动者、军事行动者、经济行动者以及意识形态行动者都是理想型的行动者(ideal-type actor),而且,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理想型意义上的竞争。以理想型为基础所演绎出来的种种因果机制自然无法完全符合现实世界中发生在国家、部落、军队、商团或教会这些行动者两两之间或多者之间的竞争活动。

   现实世界中,很少能见到与理想型的政治、军事、经济或意识形态竞争相类似的事例。因此,我们必须转而通过想象力创造出理想型场景(ideal-type scenarios)以达成我们理论构建之目的。在我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被理解成一场发生在两群互不相识者之间的辩论。但在这场辩论中,哪怕只是知晓了辩论者的身份,它都不再称得起是一场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了,因为一方的某些成员如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大的权力,就可能会让另一方的成员感到威胁而不能据理力争。在我的理论中,理想型的经济竞争被看作是一群商人为了谋取利润,仅以生产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商品作为手段而展开的竞争。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集市中,有时游客会被小贩强迫着买些东西,这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型的经济竞争了,因为这种“既不自由也不情愿”的交易背后有强制性力量的存在。以此类推,我们不难想见理想型的军事竞争和政治竞争该有怎样的场景。

   在此,我想再尽量简短地阐述一下以理想型为基础的推理演绎(deductions)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我理论构建策略的意义。和曼一样,我也将人类政治性的、领土性的(军事性的)、经济性的以及意识形态性的行为作为四种主要的社会权力资源,但除此以外,我还要再加上两条假设。其一,人类注定要面临彼此竞争的境遇,因为政治、领土、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几乎全都是有限的①;其二,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性互动(dialectic interactions),而非“缝隙中发展”(interstitial development),才是社会变迁的动力②。我的策略是把四种社会权力资源当作四个彼此相互独立的维度,它们由此构成一个理想类型集,然后再去推理演绎出每一个维度所具有的因果逻辑。为了限定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我仅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该理论的价值,并将把讨论的重点完全放在对理想型意识形态力量及其因果逻辑的讨论上,因为这是我的理论受曼诟病最多的部分,而且我对于曼其他的批评也全都可以用类似的逻辑进行回应。

   首先,我的这一理论使我们能分清四种社会权力资源不同的性质与各异的因果逻辑。比如,它告诉我们理想型意识形态竞争没有明确的胜负评判标准,也不会促成累积性的社会发展。它还告诉我们,理想型意识形态力量是非强制性的,而且本质上是多元化的。此外,这些意识形态的理想型特点势必引出其他一些因果逻辑(Zhao, 2015:41):“在特定的时间与地区,决定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位思想家能否被广泛接受的,往往不是该意识形态或思想家著作的品质,而是:(1)是否有来自强制性的(如国家、军队)或半强制性的(如宗教组织、一流大学、主流媒体)社会行动者直接与间接的支持;(2)人们是否对重大历史事件享有共同经验 (如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苏联解体的共同经验)。然而,那些经由重大历史事件而产生的社会共识终会烟消云散,而且它的消散总比其拥护者所预期的要快。这是因为四种力量背后的行动者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会利用这种社会共识达到不同的目的,也因为社会共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重大社会后果,还因为后代子孙不再享有父辈们的那些能够产生这种社会共识的生活经验。”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有不少学者天真地认为,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之兴起及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内在性质甚或其目标属性(如Fukuyama, 1992; Inglehart, 1997; Inglehart & Welzel, 2005; Meyer et al., 1997; Stark, 1996, 2003)。但上述这些因果逻辑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为某一意识形态的成功寻找原因。我认为,当我们考察任何一类价值观念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占有较大比重的社会现象时,这些因果逻辑都应被当作处理问题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通常并不是因为——按照曼的说法——它“看上去对更多人更具有说服力”(迈克尔·曼,2019),而是因为在它背后存在着强制或半强制性的力量。这就是我的社会变迁理论可以带给我们的第一条启示。

   其次,理想型意识形态之非累积性、非强制性与多元性使它成为了一种相较于理想型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而言的软性力量(soft power)。理想型意识形态的这种性质迫使宗教领袖或知识分子建立起诸如教会、党派或大学等半强制性组织,因为如若不这样的话,他们的声音不过是吵嚷的噪音而已。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宗教领袖或知识分子热切希望获得来自国家的支持,因为没有什么比得到强制性国家的支持更能有效地传播某种宗教、某种世俗意识形态或者某种历史记忆的了。而且,这还告诉我们国家的力量越是强大,期望获得国家支持的欲求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争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是几乎每一位早期中国哲学家不遗余力所做的事情(Zhao, 2015:ch. 6)。

   再次,我关于理想型意识形态权力的因果特性的分析不应被理解成是在主张意识形态力量不具备重要历史作用。意识形态拥有一种合法化功能(a legitimating function),这是所有社会行动者都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理想型意识形态权力“软”的一面也让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变得极其混杂,从而扩展了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再者,一个政治实体,比如国家,无论因何种目的声称自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它的这种行动就使之陷于那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当中,这就让意识形态在特定时空中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权力资源。

这种基于理想类型集的演绎推理是一种相对新颖的方法。因此,有必要对它多做一些介绍。在我的方法论中,社会科学之运用基于理想类型集的演绎方法,其逻辑可类比于自然科学之运用对比实验。但二者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家是从变量严格控制的实验环境中归纳科学原理的,而我们社会科学家做的则是思想上的对比实验,即从理想型场景中推导出社会机制。我的这种理论建构策略受到了笛卡尔分析几何学的启发。我将四种权力资源看作是一个理想类型集,或者说是一个四维空间,其中每一个维度都具有不同的因果效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办法可以将主导性权力在特定时空中的结晶(crystallization)在这个四维空间中进行定位,我们实际上就能确定在这一结晶下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因果逻辑。我在书中确定特定时空中主导性权力结晶在四维空间中的位置时,遵循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标准,即,被确定下来的权力结晶所能解释经验问题的数量(Zhao, 2015:24-25)。最重要的是,拙作揭示出,儒法国家这一高度稳定的结晶在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形成之后,政治行动者和意识形态行动者逐渐合二为一,这使军事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被边缘化,并削弱了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相关的因果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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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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