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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儒法国家》与基于理想类型集的理论构建

更新时间:2019-09-17 14:45:17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我的社会变迁理论稍有些复杂,因为它包含了四个维度,且每个维度又包含多重因果逻辑。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的潜力所在,让我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本书及其他文章中(Zhao, 2001, 2009, 2015),我曾主张,国家只有三种理想型手段来为其统治赋予合法性:通过某种意识形态,通过它提供公共物品的绩效表现③,以及通过普遍认可的选举制度和政治协商程序。国家合法性三个理想型基础中的每一个都与微观层面上的人类理性以如下三种因果逻辑关联起来(见图1):第一,国家合法性基础越是被建立在一系列共享的意识形态上,则价值理性就越是会对该国人民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国家合法性基础越是被建立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绩效表现上,工具理性就越会对该国人民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国家合法性基础越是被建立在普遍接受的程序上,理论/形式理性就越会对该国人民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在不同的社会,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会对其社会心理、公共舆论、媒体行为以及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我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社会行动可被视作是一群酩酊大醉者在一架巨大的四弦乐器上(每一根弦代表的是四种社会权力资源中的一种)胡乱蹦跳。这些社会行动者所制造出的各种熙攘喧嚣之声常常会被解释为有意义的,甚或是美妙悦耳的音乐。历史其实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四种权力资源会形成无数种组合方式,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尽管这些迷醉的社会行动者都会以为自己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及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却被四个维度上的因果逻辑所塑造。

   目前,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主要是被作为一种解读工具。虽然也有很少数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尝试将笛卡尔的分析几何学运用于社会科学之中,但大多徒劳无功。我希望我所创造的这种基于理想类型集的演绎法能为上述两种众所周知的方法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也希望上述的解释能让读者对我的理论和方法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不过,这并不是说我的社会变迁理论完美无瑕,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基于理想型的演绎方法仍然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而且,我在书中所推出的因果逻辑也并非周详无遗。如果此种方法能吸引来追随者的话,以后的学者肯定会觉得我现在的努力只是一个初步尝试。

   此外,针对曼的批评,我还想再多补充一点,以此结束我对他的回应:曼不大喜欢我所提出的如果战争取胜,那么“战胜一方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些利益”这一观点。曼也给出了他对战争之社会影响的评价:“总的来说,我会认为战争的影响是破坏多于建设……至于三十年战争,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或者最近美国发动的若干战争,很难看出它们给哪个国家带来了集体利益”(迈克尔·曼,2019)。我要澄清的是,当我在这里谈及战胜一方所获得“利益”的时候,我是将它与胜利一方倘若输掉战争时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较的,并且,我所处理的并不是战争对现实世界的破坏性或建设性,而是理想型军事竞争对于社会变化所施加的影响。我曾在书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由于过度扩张,军事力量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衰落,乃至崩溃,且军事竞争所制造的破坏有时可以导致一个地区或整个文明的普遍衰退。不过,迄今为止的历史呈现出如下趋势④:当一个国家因为军事过度扩张而衰落时,其他国家将会趁此机会发展壮大;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明被战争毁灭时,它在军事竞争中所获得的组织能力和技术经验并不会完全丧失,反而会成为推动进一步累积性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动力。(Zhao,2015:34,注释21)

   比如,对于欧洲人而言,三十年战争带来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但三十年战争期间不断得以完善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却对基督教联军在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中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场战争阻止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势头。

  

   二、中国与工业资本主义

  

   关于我对18世纪的中国虽有着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却不能实现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突破所作的解释,金世杰(Jack A. Goldstone)、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与王国斌(R. Bin Wong)都从不同层面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我将主要针对金世杰的评论作以回应,因为他的评论所涉及的内容尤为广泛,且特别具有代表性。金世杰的评论可被浓缩成如下三点,而我对此所作的回应也全都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关。

   第一,金世杰提出了两个“假设性”问题(“what if” question):倘若查士丁尼一世重新建立起罗马帝国的统治,欧洲是不是就可以维持相对统一的状态?倘若唐朝不得不同时面对与日本、朝鲜、越南和游牧民族的冲突,中国是不是就会陷入永久的分裂之中?通过提出这一类问题,金世杰指出我的历史观未免带有太强的决定论色彩。对此,我的回答是:为了让这类假设性分析具有意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该分析应该尽可能少地去改写历史。金世杰所假设的这两种历史场景都不符合这条方法论标准。虽然查士丁尼一世的确收复了一些以前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是他对东歌德王国(Ostrogothic Kingdom)⑤的战争却拖了很久,持续的战争大大加重了税赋,并且引发了地方叛乱。最终,他完全没有能力把他的军事力量投射到西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却不限于)今天的西班牙北部、法兰西、英格兰与德意志东部等地。而且,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Empire)虽然在当时的伊朗高原上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该地在几千年来却涌现了众多的帝国,且波斯地区的帝国与欧洲各大帝国在数世纪以来也都形同水火。换言之,把萨珊波斯帝国从查士丁尼一世征服的历史图景中抽走,这就意味着我们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的例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唐王朝真的要被迫同时面对与日本、朝鲜、越南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冲突,其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能有多大呢?毕竟,抛开游牧民族不谈,日本、越南与朝鲜王国在唐朝以前从来不是中原帝国的主要威胁。更何况,自汉代以后,虽然中国有两段较长的时期是处于分裂状态并被多个国家所统治,一段是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另一段则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但这两次过渡性的分裂状态都以国家的再度统一为其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儒法国家政治架构的恢复与强化。此外,儒家学说是朝鲜与越南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前现代时期的日本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即便我们假设日本、越南和朝鲜在这幅历史图景中,也需要问一问,把这些国家加进来是否真会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这是否真能破坏儒法国家的政治体制,因为正是这种体制阻碍了中国谋求工业资本主义本土化发展的可能性。

   我敢说,金世杰之所以认为我的历史观过于决定论,他的这个印象并不来源于我的论述,而源自社会学分析的性质。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证明某种结构或某种机制在一个具体案例中具有重要性。但我们都知道,结构或机制仅仅只塑造而非决定着现实。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做呢?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是否应该在社会学分析中的每一步都反思具体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理想上讲,我认为我们应当这么做,但在现实中,如果试图在结构/机制性叙事分析中的每一步都做这样的反思,那么我们的叙事一定会很混乱。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首先让我的结构逻辑叙事能顺畅推进,但同时着重处理在几个最重要节点上的历史可能性问题,比如,帝制儒学在中国的出现(Zhao, 2015:ch. 6),佛教传入中国(Zhao, 2015:ch. 10),或者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给历史进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Zhao, 2015:ch. 11)。因为我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我的因果分析就有可能被解读成是决定论式的分析,尽管这二者之间差异很大。拙作仅仅解释了儒法政治体制在历史中的出现、持存与发展,以及为什么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的本土化突破。书中没有一处是在主张,中国历史上许多其他重要方面所真实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会发生的,我也从没说过儒法国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遭遇过严重的挑战。

   第二,金世杰说我对亚洲的处理过于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而且,他说在我的分析中,“欧洲与中国仿佛没有历史交集,毫不相干”。对这一批评中的两个部分,我的回应仍是基于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重复一下,我想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其历史早期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为什么儒法政治体制能长久维系,以及为什么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排除了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以前走上工业资本主义本土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当我在分析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关系时(Zhao, 2015:ch. 11),我并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sino-centric),因为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也许会成为儒法政治体制走向衰弱的重要潜在因素。在我的分析中,我的确没有将日本、朝鲜或印度支那包括进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是中国中心主义的,但不将这些国家包括进来,是因为这些地区对我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如果我的研究重点与移民、商贸、宗教传播、疾病扩散等话题相关,这些地区乃至其他地区自然会变成我论述图景中的一部分。

   同样的道理,欧洲和中国被视为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文明,还是彼此分隔的两个地区,也仅仅取决于我们有怎样的研究问题。当我讨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时(Zhao, 2015:ch. 10),以及当我指出来自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新大陆的技术、观念与资源是如何推动了近代早期欧洲发展时(Zhao, 2015:361-362),我将欧亚大陆视为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可是,儒法政治体制的出现与长久绵延主要是中国的事情,欧洲与中国的接触直到现代性来临之前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换言之,在探究拙作所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时,中国和西方可以被看作是两个分立的文明体。我敢说,在社会科学中,唯有研究问题才是具有本体论意义(ontological),除此以外都不具有。直截了当地讲,如果没有研究问题,就不会存在有意义的研究方案与研究视角,也不会存在方法论,更不要说研究数据了。

第三,金世杰(2019)称,拙作一部分是建立在“欧洲多元性(pluralism)是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的信条”之上。在某种程度上,金世杰是正确的,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这一印象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比较方法中存在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困境。在对此详细展开之前,请允许我先澄清一下:我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而不是为什么是英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突破。那么现在,对于我的研究问题,哪种研究策略是最好的选择呢?毕竟,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英国。所以,看上去拿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可能是最好的策略。但这一类比较会导致某些论断,它们对英国的案例具有一定意义,而对中国却是无关紧要的。换句话说,那些被彭慕兰(Pomeranz, 2002)视为对“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经济、人口与技术因素,的确对英国工业革命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却与中国能否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大。无论中国的煤矿有怎样的地理分布,或其可汲取的资源数量是多是寡,也无论中国的社会环境能否产生出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发展,或者18世纪的中国社会对蒸汽机的发明是否会有强烈的需求,中国都不会向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另一种研究策略则是把中国和欧洲而非英国进行比较,就像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学者所做的那样(如,Hall, 1986;Jones, 1981; Mann, 1986)。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五条被金世杰总结成“欧洲多元性”的欧洲特有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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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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