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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勇:忆陈老,念北大

更新时间:2019-09-16 08:45:32
作者: 夏勇 (进入专栏)  
载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办《北大法律人》,百年校庆增刊,1998年总第6期。)

  

▲夏勇(同人)在北大的博士论文

  

   的确,和现在的学生相比,那个时候,我没有应接不暇的研讨会非要参加,没有形形色色的课题非要分担,没有导师的写作任务非要完成,没有必修的专业课非要恭听,也没有什么学分非要计较,更没有人非要与我“合作”。在听课方面,除了英语课,我只旁听过两次沈宗灵先生的比较法课,一次张国华先生的法律思想史课,两次季羡林先生的演讲。这个数量好象和我在西南念硕士时听专业课的数量差不多。我一向不相信所谓授课,以为教学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与学生交谈,给学生改文章。在“公干”方面,除了每周去一次陈家,就是应刘升平先生邀请在化学楼的大教室讲过两次课(研究生罗马法专题和人权专题),再就是加入《中外法学》编辑部这个温暖和谐的集体,但这些都只发生在最后一年,而且自由自在,并无负担之感。

  

   同样令人惬意的,还有二十九楼的宿舍生活。我住在二层靠西的北房,窗外隔一条路是燕南园。有一年夏天大雨滂沱时还填过一首词,叫“燕南园雨望”, 现在一时找不着了。宿舍是寝食所,也是读写斋。第一篇关于人权的论文《人权与马克思-为人权申辩》,就是在这里写就的。记得当时用复写纸抄了三份,一份作为书面考试作业交给系里,一份投给《法学研究》(主编李步云先生来信约见了一次,未采用),一份留给我自己。

  

   宿舍生活的另一主题是畅谈与论辩。还记得,我房间的左邻右舍,一是分别跟雷洁琼先生、费孝通先生学社会学的刘迁、时宪民,一是分别跟汤一介、朱伯锟先生学中国古代哲学的王平、王博,还有一位是沉迷于西方经济学数字图表几乎不可自拔的毕吉耀。我们的几个房间由一扇廊门与外面隔开,成了一方天地。当时,博士制度恢复未久,这几位老兄可谓稀罕物。他们年龄或老或少,学问或中或西,或儒或道,但都才华横溢,为人诚实,富于社会责任感。相互间的砥砺与友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陈老指导研究生,左起:李庆(尚公)、孔小红、郑永流

  

   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在校园外交友求学的“自行车之旅”。例如,到清华园西南楼拜访郭道晖先生,到海淀区政府附近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拜访邓正来先生,到万寿寺的一间在当时很有些豪华的公寓拜访梁治平先生,到法大的《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和筒子楼里拜访高鸿钧、贺卫方先生,到中央党校大白楼拜访一位当时热衷于编纂世界人权约法的朋友,到天安门附近的一间简易平房拜访一位如今做了大法官的朋友,到西八间房借住期间拜访徐国栋、陈端洪、曹叠云等先生。还有,拜访《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像张志铭、蓝永蔚、孟宪范、陈慧谷先生那样的优秀编者。也是“自行车之旅”,我到法学所参加首次人权理论研讨会时通过韩延龙、刘海年先生结识了王家福先生,在四处送取博士论文评阅书时得到江平、许崇德、吕世伦等先生的一些出乎意料的鼓励。现在回想起来,真令我感慨。每位个体的人不同,谋道、闻道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跌跌撞撞的程度也会不同。虽然先后有几辆自行车被那些需要自行车的人拿走了,但校园外的种种“学交”,让我感受的友情和教益却是无价的。

  

   按我的理解,北大的优良传统是宽容逍遥的自由精神,是兼收并蓄的恢宏气度。如今,看到一些老老师们和少老师们都被按照某把尺子划成三六九等,围着讲课的车轮转,看到许多学生苦于且疲于应付老师、应付学校、应付市场、应付社会,尤其是看到某些改革方案弄得人心惶惶,我不免有些担忧。

  

   我还担心,前面提到的“宪法习惯”,如今在北大是否已经废除了或失效了。尽管就北大精神论,最有资格说“我们北大”的,恐怕只有蔡元培、梁漱溟等前辈,而他们恰恰不是在北大上学的,有的连大学也不曾上过,但是,我仍然认为,倘若现在的北大人还喜欢说“我们北大”这样的话,还敢说“我们北大”这样的话,就表明他们还有北大人的自我意识,还有北大的气派。倘若有一天无人敢说、无人愿说“我们北大”,“北大人”就死亡了,北大就死亡了。至于只把在北大念本科的人算作“北大人”的“宪法习惯”,其实也有“我们北大”的强烈意识作支撑,我宁愿把它理解为北大本科生的一种初恋情结。在有限的人生旅程里,初恋情结的确奇特而执着。比如,至今,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把那水乡小镇里的一位叫郑萍的小学启蒙老师作为我第一位老师(那时的她不过十七、八岁,一位道士的女儿),仍然把西南政法学院作为我的第一母校。

  

▲北大校门

  

   北大精神要通过学习才能具备,也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发扬光大。北大精神绝非自大与轻狂。北大人有骨头,有个性,他们善于学习,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权位、财富和良知这三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良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种表现。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代表的“五四”精神、革命精神,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季羡林《牛棚杂忆》等自述文字里流露的清虚与反思,还有陈老的“善忘”,都不失为北大精神的一种注脚。在此意义上,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备,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备。关于北大精神,六年前,那位学生记者是这样记录我的看法和他的感受的:

  

   对于一个年近而立才进入北大读书的人而言,目光里自然少了一份挚热,但却多了一份理性,至少不会像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样被北大神圣的光环所淹没。夏教授说:“北大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凝结,它是不能用一两个词汇来概括的。每个人对北大的看法都会不同,但是不要认为进了北大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北大精神,就成了精英。如果说市场中存在店大欺客的现象,大学有时也会校大自欺。我也曾走过不少大学,北大学生的智力水平是无庸置疑的,但谈到勤奋却不是最好的。在哈佛,即使到了凌晨三四点钟仍有学生在通宵教室读书,但在我们这里却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夏教授的话令我有些汗颜,而对于那些和我一样还在沾沾自喜的北大人来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吧。(李伤:《我们的责任——与夏勇教授一席谈》,载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办《北大法律人》,百年校庆增刊,1998年总第6期。)

  

   看来,这位学生记者是个诚实的人,不乏一日三省的君子之风,不知他如今在何处“发展”。不过,现在读起这段文字,“有些汗颜”的,倒是我自己了。因为近些年来,我用心读书的时间实在是越来越少,还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不读书呢?

  

   追忆老师,让我心清神怡。怀念北大,让我如沐春风。这便是老师。这便是北大。

  

甲申年初春于沙滩北街15号

  

   (本文原载《陈守一纪念文集》(北大出版社2004年),收录于《朝夕问道》(上海三联书店)。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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