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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中国帝制统治的最后千年与中国现代经济的兴起

更新时间:2019-09-15 23:48:05
作者: 王国斌  
19世纪末重工业的出现使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分别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超越了英国经济。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彭慕兰一书的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他要解决的是“现代世界经济起源”的问题,这个宏大的题目与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特征问题是不同的。英国的棉纺制造业是它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关键要素,并且也对它在整个19世纪取得经济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并不一定就是英国,也可能是西欧某些其他地区。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时候,欧洲某些地区确实要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出现技术创新,并由此导致现代经济的增长。在欧洲,规模不一的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异及其彼此竞争的存在造成了非预期的经济后果,提高了欧洲实现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几率。

   对赵而言,解释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是一系列被欧洲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所熟知的要素。“所有这些发展,从多国体制的延续到独立/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天主教世界的崩塌,再到私人利益导向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崛起至为关键的因素,这是因为它们是更高层级的要素”(Zhao, 2015:361)②。虽然所有这些条件和特征都可以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欧洲看到,但作为解释后者发展的原因,它们中每一个的解释效力恰如它们被细致地呈现出来那样的细琐。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哪些因素(如果有的话)是必要条件,哪些因素是充分条件。只有当缺乏必要条件的时候,充分条件才不排除其他替代性条件也能产生类似的结果。

   对赵有关早期现代与现代经济变迁的论述,我的保留意见总结在下述对“工业资本主义”一词的考察中。在我看来,“工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所代表的那种经济类型取决于两个经验上截然不同的组成要素,“工业”与“资本主义”。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脱离于另一个而独立存在。早期现代欧洲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商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和苏联在20世纪的部分时期都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一词具有多重含义。两卷本的《剑桥资本主义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apitalism)就部分地反映了这种多重性,其中有些章节探讨了许多出现于前工业时代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形态,而该书第二卷则分析了始自19世纪下半叶作为一个单一全球体系存在的工业资本主义。至于世界如何从多种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单一资本主义体系,该书却没有作任何连接性的论述,但是,工业化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当然,它是从欧洲先开始的——似乎并不必然也会在非欧洲地区发生。而社会学理论也并不太有助于厘清工业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当代比较历史社会学中最重要的两位宗师——马克思和韦伯,就干脆把历史变迁叙事的欧洲版本放在了他们对全球现代社会起源论述的中心位置。在他们的叙事中,资本主义在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壮大了,而这正是他们需要解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业的产生内在于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旧有的生产方式,并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韦伯主义者则转而探讨社会与政治的背景性因素,这也就是赵所说的“更高层次的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以一个相对有限的主题为切入口,就像我在前文简要指出的那样,由于政治因素影响下出现的资本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差异,现代经济的增长更可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另一种将工业化进程和作为一系列经济结构特征的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途径,是注意到英国商业资本主义也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所产生的利润包括在内。而且,英国国内棉纺织制造业的壮大有赖于众多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而不是垄断或寡头企业,这意味着,英国棉布最初的工厂化生产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如果把工业资本主义定义成是少数企业在经济主要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7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那样,那么,工业资本主就只发生在19世纪末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的德国和美国,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关键行业集中化程度很高,以至于少数几个公司主宰了整个市场,它们由此所榨取的额外利润是在更纯粹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无法获得的。

   总而言之,当我们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并认识到两者的不同之处,无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19世纪末以后变得多么紧密,我们能确定比“更高层次的”条件在数量上更少的因素,并且通过一个更具普遍经济特征的因果机制将它们与工业化进程更紧密地联结起来。我们无需诉诸“儒法国家”来解释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出现。相反,对于那些有待深入解释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简单、更精确地分析其发展目标,并为那些目前仍主要属于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

   对于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更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有效地揭示出更普遍的社会学理论,以对那些从欧洲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学命题加以补充,这些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已故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那里,被总结为构建现代世界的两大主要进程——现代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赵关于中国早期帝制国家形成所作的这项重要研究,为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后续的发展动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领域仍需要其他学者的参与并在这一重要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译/周盼    校/巨桐)

  

   参考文献:

   Zhao, Dingxin,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①即,资本投资于其他具有同等风险的项目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又作“机会成本”。——译者注

   ②在原书中,上述“更高层级”的要素被认为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赵鼎新认为“加州学派”所强调的经济、人口、技术方面的机制是充分不必要条件(Zhao, 2015:36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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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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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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